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了越南北江，彻底宣告着国民党已然大势全去，再难扭转乾坤。
统一大势的喜悦洋溢在全国的角角落落，但却到不了龚楚的身上。本来，和毛主席、朱德齐名的龚楚现在应该正坐在北京，和同志们共同商讨新中国的事宜。可14年前他一个主动的选择，让他现在只能以一个国民党保安团团长的身份带着保安团去下山投诚。
投诚之后，他又想着能够重回共产党内，就想着去见林彪，让他替自己说情，可最终却连林彪的面都没见着。
曾经和毛主席、朱德齐名的龚楚怎么会成了“红军第一叛将”？他最后又怎么只成了一个保安团团长？林彪又为什么不见他？这一切只说明龚楚当时选择了错误的道路。
龚楚
1901年，清王朝走到了它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一个战争混乱的年代轰然打碎了中国人民的生活。龚楚，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而更为特殊的，是他出生在那个时期的广东——这个20世纪初革命洪流风云际会的地方。
动乱的时代，频繁的革命，让龚楚从小就在心里长出了战火的种子，一点点生根、发芽。
1917年，孙中山回广州组织了军政府，那时候16岁的龚楚当即就参加了革命，进入了粤军第二旅当兵。
1923年春天，龚楚参加了国民革命军，跟随总司令程潜去攻打湖南，但最后却惨遭失败。自部队失败之后，龚楚就被派到了广州通讯处工作。
而就是这一段工作时间，龚楚接触到了共产党。在广州工作的时候，龚楚和在广州读书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丘鉴志、陈得钊等人成了密友，常常围在一起谈论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
并且，跟着他们，龚楚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当时极具前卫思想的刊物，看着看着，龚楚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
所以，1924年6月，龚楚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之后，就转为了共产党员。
《新青年》
这以后的一年里，龚楚一直都在家乡从事着农民运动工作。那时候，带着农民打一片新天地就是龚楚真真切切的愿望。可是，严峻的革命形势却不会给龚楚这份安宁。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龚楚不得不离开广东，去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根据党的指示，龚楚当即领导着家乡乐昌的农民军队500多个人抵达了韶关，与北江工农军会合，组成了1100多人的“北江工农讨逆军”。
因为以前在农民起义中，龚楚就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华，所以党组织派龚楚担任了部队里的总指挥。
等到部队行军到湘南耒阳的时候，龚楚的军队就被改编成了第十三军补充团，龚楚也当上了团长。这时候，他才26岁。
7月中旬，武汉国民党当局实行“分共”的政策，对共产党进行进一步的摧残与屠杀，霎时间，共产党人受到严重迫害，几乎要被连根拔起。
那时，龚楚按照上级指示，冒着生命危险把部队拉到了江西，参加了震惊中国的“八一南昌起义”。不久后，他又被调往了长沙，和毛主席一起领导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
但是，世事难料。正当龚楚正一步一步走上党内高峰的时候，却又被迫回到了家乡。
在秋收起义中途，龚楚遭到了敌军的袭击，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络。
无奈之下，龚楚只得转赴香港，尔后秘密地回到了家乡。在他回乡之后，他一直试图和党中央取得联络，可主力部队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广东，龚楚根本没有机会回归。
但是，1927年底，事情迎来了转机。
年底的时候，朱德率领着南昌起义军剩下的部队到达了粤北曲江犁市，对外宣称是第十六军一四零团，离龚楚所在的地方十分之近。
龚楚终于等来了回归部队的机会，他立马向当地的政府宣报，中共北江特委知道龚楚在此之后，立刻委任龚楚当上了一四零团的团副。
从那之后，龚楚就开始和党中央的高层朱德、陈毅等一起共事，进入了党内的高层。
（朱德）
当时，国民党势力十分猖狂，一直企图吞食共产党，完全剿灭共产党势力。为了保存党内实力，开辟新的革命道路，我党决定要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率领部队开赴了井冈山，龚楚带着尖兵为大部队开路，终于在井冈山会师。
在会师的队伍里，龚楚看到了红色革命的曙光，在井冈山庆功大会之后，中央宣布成立了新四军，这时，龚楚，也成了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的党代表和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常常和毛泽东、朱德等一起开会，共商红军前程。
不仅如此，1929年，龚楚和邓小平等人一起参加了广西的百色起义。
这次起义十分成功，胜利后当即宣布成立红七军，他担任了参谋长，下辖着三个纵队，常与邓小平一起商量巩固部队。
在以后的几年里，龚楚在党内一直是蒸蒸日上，领导的部队多达七个，多次领导战役，大都大获全胜，在中共苏区的扩大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电影《百色起义》剧照）
但谁都没想到，这样的胜利在龚楚身上却成了一件坏事。
这两年的屡战屡胜让龚楚狂妄不已，目中无人，他常常自称“除了毛泽东，老子谁都不放在眼里”，这样的习气自然让他手下的将士都开始看不太惯。
1931年底，龚楚因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撤销了军长的职务，改任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
被撤销了军长之后，龚楚却屡教不改，反而更加有右倾机会主义了。他常常对党的前途唉声叹气，并且越来越吃不了苦，长期的艰苦战斗让他的意志产生了动摇。
1934年10月10日，红军开始了长征，中共中央率领着红一方面军主力首先撤离了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征途。
1935年2月17日，龚楚部队等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发来的紧急电报。
紧急会议在一间农舍里进行，昏暗潮湿的屋子里只有一盏汽灯，还不时地发出“滋滋”的响声。
当时的军长项英拿出了一份电报，说：“三十四军已经和敌人血战了几天，现在湘江全被都被敌人封闭，他们分散出去去打游击战了。中央现在让我们派出得力部队去接应他们。”
项英话还没落，龚楚手中的水碗几乎就僵住不能动了。他心里默想着，三十四师属于全军里战斗力比较强的部队了，市长陈树湘和政委程翠林都是自己熟悉的，能力极强。他们现在都去了湘南，那一定是队伍被打散了。
（远征的红军）
想着，龚楚不由得皱起了眉头。片刻，他问道：“中央现在到了什么位置？”
项英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从昨天到今天，一直都联系不上，电台已经没信号了。”
听罢，龚楚更担心了，他小声地嘀咕说：“今天中午我看敌人飞机撒的传单，说朱毛主力已经被消灭了，那我们……”
项英听了龚楚的话之后有点生气，就斥责他说：“敌人的谣言，你也信！那是骗百姓的，你一个自己人也能被骗？”陈毅跟他开玩笑道：“哪怕是老蒋在梦里歼灭的吧。”龚楚听了之后再没说什么。
经过和项英等人的商议，他们最终决定派龚楚的部队去接应三十四团。龚楚当时并不愿意，但是一经宣布，全部的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身上，就说：“好，那我今晚就带队出发。”
项英
但虽然嘴上答应的痛快，心里却怵得很，龚楚现在完全不知道路在何方。
但是，让龚楚彻底崩溃，是寻找三十四团时候的音信全无。
会议当天的深夜，龚楚就带领着九个连出发了，经过几天的行军，他们从信丰一直走到了湘南，可三十四军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
这样没有结果的前行让龚楚一点一点丧失了信心，他开始不住地问身边的人，说：“中央不会让敌人吃掉了吧。”
就这样，龚楚带着部队找了一个多月，但是还是没有找到三十四师的参与部队。再加上多方打听，龚楚心里已经有了眉目——三十四师估计已经全军覆没了。
战斗力超强的三十四师的覆灭对龚楚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彻底捏碎了他对红军的最后一点希望。
正好，当时国民党军政当局在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边清剿共产党，一边又用高官厚禄去收买共产党中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以瓦解红军队伍。
而龚楚，他面对着国民党对红军残酷的围剿和对他高官厚禄的引诱，对红军的前途彻底丧失了信心。在红军艰苦的环境下，他再也难以忍受，最后决定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当上了叛徒。
红军三十四师纪念碑
1935年5月2日，龚楚在假托自己身体不适，晚饭之后就说要去睡了。深夜的时候，他趁着警卫熟睡，三更半夜爬起了床，悄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回到家之后，没有了红军粮食的供应，过多久龚楚就变得穷困潦倒，生活难以再继续下去。
他转而去投靠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队，在那里担任了“剿共”游击司令和粤湘边区的“剿匪”指挥官。
他是红军叛逃的职务最高的人，也是在国民党里干得最多的“旧红军”，所以当时被称为了“红军第一叛将”。
当上了叛徒之后，龚楚对红军可谓没有丝毫的“念旧情”，也没有丝毫的手软，几次想要彻底拿下红军的高层。
1935年10月13日，龚楚带领着国民党粤军30多个人化妆成了红军游击队到达了北山，企图一举消灭北山的红军。
到了北山之后，龚楚带着部队先和当地的土匪假装地打了一阵，然后给红军说他们是湘南红军来这边找组织，就找到了赣粤边红军的后方主任何长林。
（北山事件中的游击部队）
龚楚找到了何长林之后就开始劝说他叛变，何长林最终也没有经得住诱惑，就跟着龚楚叛变了。
两人双双叛变之后，他们以在北山龙西石要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名，把北山游击队诱入了他们之前就已经设计好的圈套中，逼迫这些红军投降叛变。
可是，红军部队远没有他们想的那么脆弱，都表示不会叛变，要与龚楚决一死战。
但是，尽管游击队奋起反抗，哪能敌得过早已做好准备的龚楚，最终，除了八九个人冲出了包围圈，其余三十多名士兵全部壮烈牺牲。
10月20日，龚楚野心勃勃，终于把目标锁定到了陈毅和项英的部队，他想要把整个中央分部全部拿下。
龚楚和何长林带着粤军找到了陈毅和项英的部队。龚楚想着，自己直接与陈毅、项英打仗未必能赢，所以便一直在找一个借口把这两人引到自己的圈套之中。
龚楚想了很久，以个人名义给陈毅和项英两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件中说：“想与你们二人共同商议红军以后在北山的发展。”
信件送到了他们手上之后，项英十分激动，失踪了好久的龚楚终于回来了，迫不及待地要跟陈毅去找龚楚。
但陈毅看了那封信之后沉默了很久，龚楚的突然出现让他觉得十分反常，而且这个与其和龚楚判若两人。
（陈毅和项英剧照）
陈毅拿着信，对项英说：“项英，你再听听龚楚的话。他龚楚是什么人？自称除了毛主席谁也看不上啊，平常在部队里有什么事儿都从来不商量，怎么这次反倒要跟我们商量了？”
项英听了之后，也冷静了下来。他们最后决定再等一等，看看情况再决定要不要去找龚楚。
但是，陈毅和项英能等，龚楚可等不及。他看这两人并没有如期赴约，十分担心自己是否已经暴露。
正巧，龚楚恰好在路上遇到了陈毅部队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侦察员吴少华，当即把吴少华叫到了自己的部队，跟他商量要他带路去找项英和陈毅。
吴少华更是知道龚楚的脾性，他怎么会和自己这样和善的讲话？他又怎么会不知道项英和陈毅在哪？
吴少华当即推断出龚楚已经叛变，便假装给龚楚带路。快到营地的时候他偷偷地抢先跑到了山上，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陈毅和项英听到枪声之后立刻转移了。
山上的枪响之后，贪生怕死的龚楚立刻开始估计——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红军，自己又是在山下，是不利的地形。于是，他又慌忙地带着部队沿着下山的小路逃走了。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龚楚接连在国民党中担任了上校参谋处长、军官训练总团长；抗战胜利之后，又担任了徐州市的市长、广东省参议会医院院长、仁化县县长等职务。
但是，因为他曾经是“共匪”的高级长官，他始终得不到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也始终不能担任高官。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到了北江，龚楚不得不带领着保安团逃亡到乐昌县的瑶山上。他深谙国民党大势已去，深思熟虑之后，就带着自己的部队下山向共产党投诚。
投降之后，龚楚又想着要当“叛徒”，决心一定要回到共产党，重新当回自己的军首长。他听说林彪如今正在此地，便开始谋划着去找林彪给自己说情。
可是，龚楚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他本就是红军最大的叛徒，林彪接不接纳自己是一个问题，而且就算自己以前在党内有很多功绩，可再回党内应该也没有之前的职务了……
这些问题，龚楚一个一个地在心里盘算着，估计着自己日后的职务。
可是，龚楚这些想法却是纯粹的多虑。
这些天，龚楚日日小心翼翼地去打探林彪驻扎在哪个地方，又不敢让保安团的人看出来，一个从红军叛变了又想叛变回去的人难免落人口舌。
但更让他绝望又气愤的，是龚楚发现自己如今以一个保安团团长的身份，根本就打探不到龚楚在哪。他日日寻，夜夜寻，最终终是空手而归。
终于有一天，龚楚在路上恰好碰到了过往的林彪部队。
龚楚看到之后一个激灵，他的机会来了！龚楚立刻开始朝着林彪的部队狂奔，眼看着追到了部队，可就是见不到林彪——一接近，林彪层层的警卫便问龚楚来做什么。
龚楚看着面前的这两个小红军，气势汹汹地说：“我来见林彪！”那两个警卫转而问到：“请问你是？”这一句话却把龚楚的话塞回了嘴里。“我该怎么说？我是什么身份来见林彪？”这个问题，龚楚自己心里都想不清楚。
说是投诚的国民党的保安团团长？林彪怎么会见一个保安团团长。说自己是之前叛逃的红军，现在已经投降了？这话他龚楚自己说出来都看不起自己。
龚楚一时语塞，又渐渐地悲愤交加——他在悲也在愤自己之前的叛逃，在愤怒自己意志的不坚定，在愤怒自己的不能吃苦。
因为他曾经的动摇，从一个军首长变成了一个保安团团长，从与毛泽东、朱德谈笑风生，到现在连两个警卫的问题都答不上……龚楚转而离开，如今的自己，根本就见不到林彪。
但是，虽然没见到林彪，龚楚回去之后却一点都没放弃要给自己找条出路的想法。
龚楚投诚后一直跟共产党表现的心悦诚服，当时共产党见龚楚的态度表现得十分诚恳，和国民党之间关系又有很多，于是就派龚楚经过香港去往海南，去说服国民党的海南守将、龚楚的同乡薛岳。
（解放军解放广州）
龚楚听说之后满口答应，并且表现得十分热情，但是，却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他料想自己因为曾经叛逃过，就算帮助共产党说服了薛岳也不会受到重用，最终他拿着共产党给他的钱转道香港之后再也没有往海南前行，直接改名叫“龚松庵”留在了香港。
在香港定居的这段时间里，他还曾秘密去了台湾见蒋介石。蒋介石委任他在香港秘密组建“反共救国军”，寻找时机，反攻大陆。
可是，龚楚的志向本就不在攻下大陆，他只想舒舒服服地生活着，想着国民党已然大势已去，他也拒绝了蒋介石，回到了香港“兴办实业”。
龚楚在香港一呆就是四十年，期间还曾去过美国，拿到了绿卡，但最后还是重归了香港。
1979年，那时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了，龚楚的侄孙龚庆韶回到内地开了一家毛衣厂，在内地投资了近千万，成了在惠阳投资的第一个外商。
80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了关于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前犯罪行为的公告。
公告发布之后，龚楚终于有了回到家乡的机会，加上龚庆韶已经在内地站稳了脚，并且多次劝他回乡，龚楚也动了回乡的念头，可因为以前在内地的许多旧忆，龚楚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回到家乡。
经过龚庆韶的多次动员，1990年，距离中秋节只有一个月的时候，龚楚下定决心了要回到故乡乐昌，也确定了回到家乡的日期。
乐昌县有关部门听说了之后，立刻向上级汇报，广东省政府统战部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就按国民党的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即可，不必有更多余的。
回到家乡的时候，龚楚已经90岁了，严重的白内障让他几乎完全看不到家乡的光景了。
但是，他还是自己凭着感觉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写了三封信，一回乡就寄了出去，告诉他们自己已经从香港回到了故乡。
龚楚回乡之后，许多民众都来看看这个当年的“红军第一叛徒”是什么样子的。
龚楚虽然已经年过九十了，但是记忆还是十分清晰，他常常给民众讲起自己之前参军经历，在红军中的辉煌事迹。
但是，每当人们问起他叛逃之后的经历，龚楚就开始闭口不谈了，有时候推脱说：“记不得了”，有时候根本就再也不说话。
（龚楚回乡）
邓小平知道龚楚回乡之后也曾经在北京给他打过电话，两个人作为“百色起义”的老同事时隔大半辈子再度交谈，但已是物是人非。
当年的两个领导人还是那两个领导人，可他们走的路完全不同，他们如今的人生，也是截然相反。
龚楚接到邓小平的电话之后，双手颤抖着，听着电话另一面邓小平的声音，老泪纵横。
谁知道，龚楚流下的泪中究竟是什么，是物是人非的感慨，还是老友再“会”的激动，还是曾经离去的悔过与感伤……
龚楚这一辈子，也曾忠贞，也曾叛逃；也曾打过白军，也曾打过红军，他投降之后又投降，叛逃之后又叛逃，出走之后又回归，跌宕起伏。
人生的这九十多年，在纠结的龚楚身上也许是一口难以下咽的至苦之药。红军当朝时他随红军，国民党当道时他追随国民党，他这一生就在随波逐流中蹉跎而过，一辈子从零点，回到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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