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一名中国籍男子因为在8月8日入境新加坡时贿赂新加坡移民局官员，结果触犯防止贪污法令，被控上庭。
新加坡媒体消息称，该中国籍男子魏某在樟宜机场等候过关时，试图用30新加坡元贿赂一名移民局官员，让他通过非法手段顺利入境。这名官员没有接受贿赂，随后将事件报到贪污调查局。
如果涉事男子罪名成立，可被罚款最高10万新加坡元和被判监禁高达5年，或两者兼施。
许多人或许会惊呼，才30新元（大致相当于150元人民币），居然有可能要罚款几十万甚至监禁五年？但这就是在廉洁方面走在全球前列的新加坡。因为对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所以不管是30新元还是大数目，官员都会将案件立刻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今年八月，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就曾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民入境新加坡时的注意事项，其中一条是不要试图向海关官员塞“小费”，以免触犯当地法规。
很多人猜测，这位涉事男子可能是将新加坡当成了越南或者印尼之类热衷向中国游客收取入境“小费”的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个可能性确实很大，一直以来，越南等国家出入境人员瞄准的都是中国游客。
有经验的游客都知道，越南并非没有相关法律。一般来说，自由行的中国游客也未必会遭遇索要，即使遭遇，如果据理力争，对方反而会害怕退缩。所以真正在入境索要小费这事儿上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中国旅行团。
中国旅行团为何会成为越南出入境官员索要的对象？对方的贪婪是主因，另一方面也跟导游有关。当一件事情变成风气，导游就会随大流。但当导游随大流时，游客为什么不据理力争呢？问题恰恰在这里，自由行的个人游客或者小团队，往往可以在这个事情上达成一致，但几十人的旅行团就无法达成一致，只要有少数人表示“入乡随俗”“别找麻烦”“花点钱无所谓”，其他人多半就会随大流。抛开自由行游客与跟团游客的区别（一般来说，前者拥有比后者更多的旅行经验），有些一以贯之的心态也很值得探究，那就是“遇到事情托关系走后门会更快”和“不要跟大多数人不一样”。而当越来越多的旅行团主动递上小费，对方的出入境人员也会越来越贪婪，认为旅行团软弱可欺，刻意瞄准这一群体。
如果把场景从越南边境移回中国社会，就会发现“遇到事情托关系走后门会更快”和“不要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思维同样无处不在。
在现实中，许多人不管遇到什么事，第一反应都是“找关系”。大到找工作、做生意、老人入院、孩子入学，小到开个证明、办个证件，都会把“找人”摆在第一位。我有个朋友甚至讲过一个段子，说他居住的小城，当年每次出地下停车场都要等很久，因为很多车都在为了那几块钱停车费找关系，一群人拿着电话找这个科长那个经理这个老总……
一说到“习惯找关系”，很多人就会提到东北或者山东。我在山东住过十几年，对这一套深恶痛绝，但对于“南方好得多”的说法，也只能部分认同。相对而言，珠三角和长三角基于经济上的强势，确实会好一些，但整体风气仍然是一样的。毕竟都是一路从传统走下来的中国社会，加上这几十年的人口急剧流动，各行各业都是如此，连公务员考试都有“全国巡回报考团”，配合“学好要三年，学坏只需要三天”的原则，谁也别笑话谁才是真相。随便找个山东老大爷和珠三角老大爷，问他办事应不应该找关系，他们的答案不会有什么本质差别。一个东北本地体制内人员、一个考到珠三角体制内的东北人和一个珠三角本土体制内人员，看似三种人生，观念有所差异，但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本质问题，他们的观点同样不会有太大几率相异。
大概从我能读书看报开始，对于“走后门找关系”的批评就没停过，但说归说，大家还是照做，你如果不跟风，家里老人就会痛心疾首，说你不了解社会。这也难怪，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知青回城、提干转业、单位分房，那些历史名词背后，实际上都是个体走后门找关系的血泪史。你生下一个孩子，从入学到找工作，每一步都印证着社会地位与关系的重要性。随便在街上找个人随机采访一下，他肯定痛恨走后门，但八成也会说“傻子才不走后门呢”。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他身处社会所决定的。
时至今日，在很多地方，不找关系办事仍然寸步难行，尤其是那些经济不够活跃、体制内人员浓度更高的地方。有些地方固然好一些，办事相对顺畅，但有些人对此不吝赞美甚至感激涕零，我就觉得很傻。因为我觉得做好分内事、达到工作的基本要求，是不值得额外赞美的，更不能有“别的地方那么差，我们这里还算可以了”的比烂心理。
大多数人当然对只能找关系办事的现实不满，但也早已习惯。那些“群众办事难，一个证明跑几趟”“被几个部门踢来踢去”的新闻，我足足看了三十多年，评论区总有人来一句“能找关系就不用受这个罪”“当年怎么不好好学习，你要是有权有钱，还用担心这个吗”“不当人上人，就是这样的。”
这才是人们的普遍心态，找关系的背后，是人情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而搭建人情体系的，正是“争当人上人”心态下的等级观念。
如今说起“道德滑坡”，不少人都会归咎于市场经济。这当然是荒谬的，“有恒产者有恒心”，从世界文明史来看，社会整体道德水准和文明度更高的地区，都是经济发达之地。老话也说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道德沦丧与经济的关系，更多是因为市场不充分，或者说是没有建立真正完善的市场，反而受到太多干扰，尤其是权力寻租。
在道德问题上呼唤“传统”，将古代社会想象为鸡犬相闻的单纯时代，也非常可笑。生产资料和物质的匮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自上而下的“道德轻蔑”——虽然嘴上将“道德”看得极重。
之所以说“轻蔑”，看看中国人强调的“优点”就明白了。相比嘴上对道德的推崇，实际上人们更重视的显然是“精明”这样的特质。“没心眼的好人=傻”，是许多人认同的社会等式。
对道德的轻蔑，本质上是因为中国人对社会关系和等级身份的看重。“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这个概念，如今似乎是文明社会的基准，但在中国式语境里却是负面的。从古至今，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处世哲学就是“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所以，中国人更强调的是相互依存，而非独立自主。这就使得人们必须建构关系圈子，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类似伯牙子期这种单纯的知音固然是千古佳话，但也仅仅是佳话，大多数人在内心里对此嗤之以鼻。他们显然更认同人的“有用性”，对方的社会地位、职位和关系网，显然比他喜欢读什么书、有什么高雅爱好更重要，一个人的价值，更大程度上在于将来能否“用得上”。所以，“契约社会”一直遥远，“熟人社会”倒是常态。
这种功利性的依存关系，必然导致对权威的依附。家庭中强调父权、手工业中强调师徒关系，官僚体系则强调上下级关系。在这种依附关系中，“服从”显然比“独立个体的人格”重要得多。
这就导致中国人普遍缺乏抽象的正义原则，因为是非观念不是根植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根据社会圈子而变化，一个人无法“自己对自己负责”。一件事情，你觉得错了，那不等于错了，领导也觉得错了，那才是真的错了，如果领导认为是对的，大多数人会选择扭转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硬要把领导掰过来。至于事情本身的对错，在大多数时候反而都变成了最次要的事情。
当然，“权威依附”只是道德轻蔑的一个表现方面，即使是日常生活中，两个普通人不涉及权力和地位高低的普通来往，也呈现出对道德的轻蔑。或者说，他们往往只强调“熟人道德”。
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个小学生，成年人在公交车上抢座甚至大打出手的事情，我没少见过。一个准备下车的人，随时会变成几个人的“猎物”，大家一边脚下摆好起跑姿势，一边观察周围“竞争对手”的动作，简直是常态。但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熟人相见，两个人客客气气，守着空座位你让我我让你，客气半天谁也不肯坐。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第三方陌生人想坐下来呢？门都没有，因为这俩人一边互相客气，一边很有默契地封住那个座位，不给第三人机会。
这就是典型的“熟人道德”，为了一个座位，陌生人可以抢甚至大打出手，丝毫不管什么叫做文明，什么叫做体面，但两个熟人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种处世方式，全世界都会或多或少在一些人身上存在，但出现的概率绝不一样。一个有着强调“独立个体”传统的国家，这样的人不会太多，但在一个强调“互相依存”的国家就恰恰相反，人们的面子只存在于熟人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不会遵循规则办事，而是将“熟不熟”作为是否办事、用什么效率办事、能不能办成事的标准。而且这个“熟”有太多附加的东西，同样是从小熟悉的亲戚，人们显然会更热衷于跟做官的亲戚数落，转而嫌弃所谓的“穷亲戚”。
当所有人都在拼命找关系办事时，意味着资源必然不平等，没有关系的人会第一时间被“淘汰”。但有关系就能真的获利吗？也未必，因为有些人的关系会比你更硬。
这就导致在一个“争当人上人”的社会里，个体占有的资源、拥有的社会地位、享受的种种权利（甚至特权），都有可能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多少风浪。即使你能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你的孩子也未必会，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那句话：“一代人越是强调无底线适应社会，就越会给下一代带来更难适应的社会。”
原因很简单，大家都要依靠“争当人上人”去获取资源，靠“找关系”去办事时，必然导致社会规则的畸形。规则越被破坏，大家就越要争当人上人，去维系各种关系。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每个人都不过是饮鸩止渴。
有些人在这个环境下，或许会觉得如鱼得水，但却忽视了一点：这条路永无止境，因为不管你如何爬升，脚下都是万丈悬崖。你脚下确实有无数人，甚至终其一生都在悬崖之下，但你和他们并没有本质不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