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知道1927年是什么概念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端,而这本《社交与性爱》大概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时髦产物。
由此可得知,“社交”和“性爱”这两个我们耳熟能详且经常实践的词汇并非近些年的产物。
社交与性爱作为实践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话题公开出版了来交流,实在过于新潮。
这种书在那个年代很难是出自国人之手,毕竟谁会写,谁敢写,谁又好意思写呢?
这本书的翻译作者在出版序言中介绍,“这一册小书,在英国出版界,十年间竟翻至六十版。据说出版以来,每年在英美二国中销售七八万本——至多的那年售出九万余,至少的那年六万余本。”“大抵青年男女,到适当的时候,自然地有这要求,这书便自然地搁在他们的书案上或衣袋中了。”
那时候的中国人真的需要这种书吗?
或者问,这种书到底写了什么,以至于对那时候的中国人真的很重要呢?
从现在人的阅历来看,这本书所记载的一切都实在太平淡无奇了。
可你还别嫌弃,人家这本书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一九二六年四月再版、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版,每册实售大洋二角五分。
这说明还是有人愿意买单的,但从它的售价以及文字内容的特点来看,此书的阅读受众应限于当时的新兴知识分子。
鲁迅于1925年创作过一篇名为《伤逝》的爱情小说,主人公涓生和子君都是五四时期接受新思想影响的青年。子君在认识涓生后,受到其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的影响,并与涓生相恋。两人不顾亲朋的反对,同居并建立小家庭,但很快陷入家务琐事中,爱情未能“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最终,涓生失业,两人生活无着,子君被迫回到父亲家,最终不幸去世。
自由婚配绝对是那个时候的炸裂之举,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的青年男女在蠢蠢欲动中的迷茫,总不能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中汲取攻略吧。
涓生和子君就是头脑发昏的典型失败者,《社交与性爱》这本书的横空发行是瞅准了市场刚需的。
这本书总共才128页,但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有关新式恋爱婚姻的流程和经验,譬如如何订婚,如何选择婚戒,如何选择结婚场地等等。这些内容都有指导意义,只是今人觉得不新鲜而已。有些内容倒是很有警示钟的意义,譬如恋爱时期的书信往来,平淡交流就好,不要留下法律上的争议,免得散伙那天对簿公堂时吃大亏,所以你可以瞅瞅你的微信聊天记录。
第二部分,即“附一 性的本能”,该部分主要是介绍性知识,但不是教学性姿势。现在的人应该不会有谁对“精子”和“卵子”的概念陌生了吧,但那时候的人还真是需要。这本书中的性学观念颇似弗洛伊德一派,主张尊重性,并以科学的态度待之。
第三部分,即“附Ⅱ 爱伦凯学说概要”,这部分重点介绍了近代妇女运动的急先锋爱伦凯女士的生平、著作成就。我对爱伦凯女士没有了解,幸得此书介绍,她的关于“母道”的见解或可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一观,“她首先以为母道自有母道的尊严,故女子不必硬要从事追踪男子的”,即男女平等不是男女一样,不必追求事事一样。“她以为人类社会的向上发展,全由于各个人性质的向上发展,而母亲的感化使各个人的性质向上发展,其力至伟,因此这就是女子对人类最大的任务——母道所以尊严。”“女子既自有其尊严的母道,所以那些什么参政运动,职业运动,她攻击得异常出力。综合来说,她以为‘母道是灵魂的教育者’,女子在社会位置,正以母道的尊严而尊严。”
以上这些说法,俞敏洪应是心有戚戚焉吧。
最后,如果你有兴趣阅读此书,以下三点是你需要注意的:
1、该书的翻译具有明显的民国味儿,与我们当今的措辞习惯很不同,具体案例可见鲁迅的文风,以及林纾翻译的国外著作。
2、该书的翻译大抵遵循原著内容,没有考虑“接地气”的问题,诸如婚姻流程的介绍中有诸多基督教、牧师的存在,这些都是忠实翻译的表现,旨在给读者以参照,并非为了完全照做。除此之外,部分翻译也考虑到了信达雅的标准,譬如寡妇再婚的穿戴问题,“故是否再咏白头的文君”,竟然会有这样的一句翻译。
3、该书可作猎奇满足,也可作婚姻文化研究的有趣资料,绝无任何淫秽内容,性饥渴人士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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