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界有句老话，叫做“如果不能说真话，也绝不说假话”。
这句话看起来很犬儒，并不值得推崇，但确实写满了几代新闻人的无奈。
我的朋友们对这句话向有争议。赞同这句话的人，觉得沉默也是一种努力和不妥协；不赞同这句话的人，会觉得好人的沉默就是对恶的纵容，而且沉默者也会退无可退， 那些“沉默都有罪”的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
我觉得，“绝不说假话”固然不等于高尚，但起码是一条做人的底线，相当于不作恶。要是每个人都能恪守这条底线，这个世界肯定可爱多了。在这个基础上，说真话的人当然是多多益善。
中国人谈起写文章这事儿，无论媒体还是公文，都喜欢“大文章”这个词，我对这个词反而一直有深深的厌恶感。因为所谓“大文章”，往往看似高屋建瓴，实则假大空。它固然能迎合某些需要，甚至能让写作者平步青云，但把人生这条时间线拉长，会发现往往得不偿失。
近年来各地都有过不少例子，官员落马，关系千丝万缕的秘书就不用说了，连平时服侍周到的媒体人也顿时里外不是人，毕竟白纸黑字，阿谀之辞摆在那里。但凡遇到这种事情，就会有人慨叹“跟错了人”。可是，人毕竟是人，又不是狗狗，何必一定要跟着人呢？
即使不阿谀，专写“大文章”，也未必是什么好事。三两年前的“大文章”，看似宏观，放到今天可能会全部被推翻。有人或许会用“政策变了”“领导思路变了”之类的话来搪塞，这话固然有点道理，但问题在于：一个人写这种“大文章”的时候，内心真的相信自己写出来的观点吗？驱动他写这种“大文章”的，到底是内心的独立思考，还是权力的力量？
一个人的“大文章”，如果只能迎合几个领导或者几个部门，民众根本懒得看，那说什么也算不上大文章，即使能够通过它得一时之利。文字这东西固然不值钱，但如果能经得起时间考验，过个三五年还有人看（当然，也很可能被删了），那起码就没辜负自己。
而且，“大文章”跟“名声”往往不可兼得。假话套话写多了，真朋友也就走光了。这两年有些时评选题会出现找一圈好作者都没人愿意出手的情况，说到底也是不想说假话、不想丢人。当然，编辑也很无奈，毕竟都是“规定动作”。
说起“如果不能说真话，也绝不说假话”，最让我有感触的并非媒体圈，而是自己的中学时代。
1997年，我正值高二。当时提倡“减负”，规定中学不能再搞“小礼拜”、“补习班”之类的名目。不过那年春节过后，学校又通知年初八就返校上课，相当于提前了十天八天。
在那个高考还能改变命运的年代，补课其实也不算坏事。而且那时的高中生，哪个不是久经补课考验，谁也不会真的相信学校不再补课，所以大家正常返校，谁也不会多说什么。
但任课老师们的一句话，让全班同学嘲笑了很久。当时，每一科的老师走进教室，第一句话都是：
“同学们，关于大家回校上课的事，有关部门已经批准。请大家明白，我们现在绝不是补课，而是提前开学。”
“不是补课，而是提前开学”这个解释成了学生之间的流行语，它当然是荒诞的，欲盖弥彰，说了还不如不说，于是便成了笑话。
唯一没有参与这次统一口径的是语文老师，姓陈。高二上学期开学时，他来到我所在的学校任教，据说是某省最年轻的语文特级教师，学校费了不小力气才将他挖来。
他来了不久，恰好我和一个要好的同学突发奇想，打算组建一个文学社。其实学校本就有文学社，还有校报、校电视台和记者团，在上世纪90年代也算“前卫”，但我们就是想自组。
级组长和班主任都不赞成，“学生自组社团？你以为这是大学啊？我们现在要以学业为重。你们俩都是聪明孩子，要是把劲头用在学习上，大有潜力可挖”，这是他们的答复。
陈老师是唯一支持我们的老师，他说这是好事，他支持，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有能力办好，所以提出要先看看我们写的东西。其实我那时也没写过什么东西，只有一些所谓小说和杂文，还有一些足球评论和娱乐评论，都写在自己的本子上——那时电脑还很稀罕，我倒是有一台，但平时都得住校。
他说带回家去看，三天后才找我，说写得很好。让我诧异的是，他还举了一些篇目为例，说了当中的一些细节，甚至包括句子和用词——我本以为，他只是随便翻翻的。
他对我说了一句话：
“你们办文学社吧，我去跟级组长说，出版报纸的费用我全包了。你的东西写得不错，不像作文。”
“不像作文”，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对写作者多么高的评价。
年少时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加上其他人并不热心，稿源有限，做了三期之后，我和那位同学便无力为继。加上临近期末，我们便顺坡下驴，宣称暂停。之后，便是短暂的寒假和年初八就开始的“提前开学”。
年初八那天，他来上课时，还是一贯的温文态度，只是说了声“大家新年好，多余的话我不说了，开始上课”。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他是唯一没说“我们现在绝不是补课，而是提前开学”的老师。
这个细节带给我的影响，远远大于他的授课。虽然是特级教师，但他讲课也不见得特别吸引人，在我听来只是中规中矩。不过我那时就觉得，以那语文课本的篇目，换谁来讲都难免枯燥。反而是这个细节，让我明白了一点：
原来，一个人在一片“统一的声音”中，还可以这样选择。不能说真话的时候，可以将“不说假话”作为底线。
仅仅因为这个细节，他就成为我记忆中最值得尊敬的老师。
又过了一学期，高三开学时，他没有再出现，据说去了邻市的另一所省重点中学，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很多年后，当我见到媒体圈里的这句“如果不能说真话，也绝不说假话”时，便很难用苛刻的道德洁癖去衡量它，因为它或许也并不容易做到。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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