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罪，咱大家有罪，都一把年纪了，就别装好人了｜《杀心如焚》10|奥运会|奥运冠军|山东|杀心如焚|结巴|韩国

为了给儿子谋出路，我想过带他跑路，却被人骗了一百一十万。过去我跟老鬼干活，平均一趟五万，最高一趟是灭口储蓄所科长，主家给了二十万。‍‍‍‍‍‍‍‍‍‍‍‍‍‍‍‍‍‍‍‍‍‍‍‍‍‍‍‍‍‍

过去我常想，如果我不认识老鬼，踏实做人，是不是就会赶上时代的红利，做慈善，开学校，有机会担任奥运火炬手，成为一个草根明星。‍

这应该都是命运，注定好的。 ‍

前文回顾：

全民故事计划·探暗者系列004《杀心如焚》，连载继续，敬请追更。

第玖章·王行运‍‍‍

2007年2月27号，苏鸣敏判了，死刑，3月1号执行的，在阜阳二监。她妈身体不好，没去，火化后被阜阳当地移送到合肥，跟其他山东籍的犯人和被害人汇合后，再从合肥转到山东。官方说法应该是“鲁皖联合办案的成果”，听着宏大，但实际成果是七八个人的骨灰，冷不丁听，怪磕碜的，也挺瘆人。

她跟其他人不一样。别的都是此前未破的悬案、疑案，或者对接搁置的案子，说白了，凑业绩的。真正鲁皖联手破获的就她一起，但也够了，俩人，枪杀，分尸，纵火，一条比一条恶劣，比李凡江还值得拍一部普法记录片。

她跟其他人乘一辆车，到济南后怎么归置的我没打听到，透露消息的人说，备案和记录，漫长的文书工作，估计得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回家。最后一程了，还走得那么艰难。

从临泉离开后，我带着王春朝在驻马店躲了一阵，租了间废弃的小作坊，很少露面，买东西也都挑晚上出门。王春朝情况有些不好，像发癔症似的，说话结巴，话头还乱，总捡着以前的事儿说，都是突然一句，问我他小时候早弄丢的一些东西放到哪儿了。前脚我刚跟他解释清楚，后脚还得再问一遍，有时翻来覆去能问四五次，跟记不住事儿一样。

我想不是吓的，从临泉走的那天他什么也不知道，后续苏鸣敏的一些遭遇我也从未跟他提起过，他会问，但一直相信他妈回娘家了。总之很奇怪，像捋线头，从一端捋到另一端，在中间沉迷，总也找不到答案。

我领他看过卦，算卦的问了几个问题，不问他，问我，家里是不是刚死人？年纪大不大？埋在哪儿了？半天没看孩子一眼，最后得出结论孩子让老鬼给摸了。结果是收了二百块钱，开了个方子，给了一袋“药末”，让拿回家兑水给孩子喝。我回家后越想越不对，自己冲水喝了一口，他妈的香灰。

春朝不光是结巴，精神也怪，经常愣神，吃着饭都愣，不提醒他能愣十来分钟，喊醒又困，碗筷一撂回床上睡觉去了。他是零二年生的，五岁多，过去没这样过，两三岁就活泼，越大越皮，话还多，没跟我出来前还整天闹着玩这玩那，现在反而越活越回去了。也不止他，我们爷俩都差不多。

我们在驻马店待了接近半年，期间我一直在打听办落户和身份证明的途径，黄蛤蟆05年就进去了，估计教育好了，出来不可能做了，哪怕还做我也不敢用。现在不同以前，找是好找，但真正办起来难，二代身份证得联网，驾驶证得联网，连户口本都有电子档了，以前假的还能糊弄，现在上网一查啥都出来了，不保险。

一个老板跟我托底，办是能办，但不光得买证，还得买身份，还是把自己名挂到别人户口上，这是最稳妥的做法。想自己成户主，那得往机关上找人。我活动了三月，越忙活越悲观，难，说白了就是难。本来是有个机会，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男的在家意外死了，未婚，还没开死亡证明，中间人能让我顶上，用他的名字生活。家里要价五万，合适，但补办身份证得去当地派出所，我带着孩子，不敢冒险，最终还是算了。

后来有人帮我介绍了个“蛇头”，专门往韩国、日本和台湾偷渡人的，也是山东人，青岛的，姓艾，四十来岁，在江浙一带活动。他的意思是能帮我们送到韩国、日本等周边一些国家，到地儿他帮忙给办身份，绝对权威的，甭管韩国还是日本，都能给办成公民。房子和工作他也给找，前后差不多五六十万，一条龙服务，自己啥也不用干，学学语言就行。

了解后我有了点想法，托中间人见了一面，见面地是姓艾的选的，在南通，原话是看看船，了解一下他的实力。07年3月的一天，我带着王春朝抵达南通，中间人过来接，又坐了俩小时车到达启东。本来安排的是直接到镇上，我多留了个心眼，没敢去，在市里停了。

晚上，姓艾的过来，挺高挺胖，一米八几的个，得有两百斤，看穿着打扮不像一般人，但说话没准头，张口闭口“产业”、“渠道”、“东南亚”什么的，还爱聊钱，百万起步，不像老板，倒像吹牛逼的混子。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他身为营运船的蛇头，皮肤居然比小姑娘还白，完全不符常理。当晚聊完，我的心就凉了半截，真不真难说，但里面指定有猫腻。第二天他邀请我参观组织规模，我不想去，但扛不住中间人劝，也是病急乱投医，便跟着去了一趟。

地方在一个镇上，临海，码头上停了五艘渔船，两大三小，姓艾的介绍，大船往东南亚跑，小船跑周边，有两艘正送人，还没回来。我转了一圈，确实像那么回事儿，怎么运送、怎么藏人，哪儿是落脚点姓艾的都说得头头是道，船员里面还有会说外国话的，配置挺齐全。但我总感觉哪儿不对，说不清楚，就是直觉，太虚了。

逛完，姓艾的安排吃饭，期间他说了一句，你是山东的，我也是山东的，咱俩老乡，同根同源，骗谁我也不能骗你。就这么一句，吃完饭后我立马返回市里，直接领着王春朝走了。老鬼说过，卖东西的，越是示弱，越是说软话，越是扯感情，卖的就越是假货。

回到驻马店，我们又待了几天，4月上旬，我打算换个地方，首选是亳州，那儿正开发，人少，也混乱，口音接近，城里谁也不认识，买个门面房，花钱办个执照，稳定下来，做个生意应该不错。主要王春朝不能再跑了，得赶紧让他恢复正常生活，有点事儿干了，有盼头了，才能从过去抽出来。

4月8号，我俩启程，不远，两百来公里，先搭出租到驻马店城边，再坐县里的大巴车往亳州去，没啥阻碍，一路都挺顺利。距离亳州十几二十公里的时候，车停了，售票员说下面拆迁修路，难走，还不让下车，现在要上厕所的赶紧去。坐前头两个男人站起来，前呼后拥地下车，后头两个男人也动起来，同样喊着，“尿一个，尿一个”。这两对明显认识，在打配合。

我觉出不对，提着包，拉着王春朝下车。刚落地，车门忽然关上，毫不迟疑，往前开走了。下车的乘客没来得及反应，都愣住。这时，先前下车的四个男人悄悄移动，抄着兜，站在人群的外圈。我暗骂一声，拎起王春朝便往地里跑，两个男人反应迅速，边喊边追。地里土松，还有农作物抵挡，跑出约摸五百米我就累得不行了，只得让王春朝趴下，掏刀，大口喘气，等着俩人过来。

俩人跑到近前，也累得够呛，一人说，别跑，你跑啥啊！我说，哥们，讲点规矩，带着孩子呢。他说，说啥玩意儿呢？你上哪去？又一指，把刀收起来，掏刀干什么玩意儿。我说，你们忙你们的，我不掺和。他俩对视一眼，另一人说，啥意思？问你呢，你上哪？我说，亳州。他说，就说这事儿，车都跑了，你咋走？我看他了几秒，说，你们有招？第一个说话的人说，昂，我家就这片的，我能叫辆车，拉你去。我松口气，汗冒出来，说，行。他指了下王春朝，诶，诶！把孩子闷死了一会儿。

我把王春朝提起来，拍了拍土，牵着手跟着他们回去。我说，多少钱？他说，那比客车贵点。我说，多少？他转头扫我一眼，说，拿两百块钱吧。我停下，立马转头往后走。他喊我一声，那你也还个价啊。我说，二十。他挥手，说，那你走吧。我说，三十，行就坐了。他说，你打个出租车都得五六十，还三十，实诚点，一百算了。我说，五十，兜里就这些，带着孩子呢，行咱就走，我也不能报警。他瞟我一眼，叹口气，行行行，走吧。

车来得很快，两辆大面包，估计是早就等着了。跟我坐一辆车的有个带小女孩的大姐，上车前就一直在骂孩子，骂得很脏，“丧门星”、“赔钱货”，我猜她们下车的原因应该是小女孩要上厕所。

车上人不少，位置不够，小孩得抱着，两个年纪大点的大爷甚至蹲坐在后备箱里。大姐坐我前头，抱着小女孩，还是有气，动一下掐一下，越掐越动，越动越掐，小女孩哭得都喘不上气了。车上没人说话，聊天的也没有，很静，有时会看一眼，但没有阻止，都听着。我低头看了眼王春朝，眼睛眨得很慢，一直看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大姐一直骂，走一路，骂一路，哭一路，前头司机受不了了，踩下刹车，递回给大姐三十块钱，求饶地说，大姐，别打了，哭得我脑袋疼，不要你钱了，免费捎你俩。大姐收下钱，嘴上还不停，两件事儿，“尿尿”、“不听话”，翻来覆去地骂，但好在动作没了。

到达亳州后，我开了间宾馆，定了辆次日回驻马店的出租车，然后给姓艾的打电话。我问他，哪儿教育好？他说，啥教育？我说，小孩的教育。他说，日本最好，香港一般，韩国还行。我说，那就去日本。他说，去日本？我说，钱我尽快打给你。从临泉走的时候，我留给苏鸣敏和王春朝的卡让我拿出来了，里面有一百三十万，这半年花了四五万，拿六十万出国，剩下的钱足够在日本生活一段时间，最起码能支撑到稳定。

4月9号，我通过中间人给姓艾的分次打了五十五万。11号，姓艾的打电话，让我们去启东，等待消息。13号，姓艾的又打电话来，说五十五万是一个人的费用，如果要带上王春朝，得加钱。

我在电话里骂了他一顿，他有理有据地跟我分析，日本不像中国，不用户口本，用公民证，一个萝卜一个坑，得花钱买。15号，我再次向姓艾的分次打款五十万。16号，姓艾的打电话来，告知船在三天后到达启东。19号，我再次联系姓艾的，关机。20号，拨打中间人电话，关机。

24日，海面风平浪静，码头上没有人认识一个姓艾的人。

02‍

我打了个哈欠，帮熟睡的王春朝紧了紧衣服。车上开了空调，又是晚上，冷得玻璃上都起了雾。我擦出一块区域，往外看，国道上，路牌写着“宿迁”，下一站徐州，马上就进山东。

出来四年多了，我很少想起过山东，这时在路上，近在咫尺了，反而有些想家。还有李凡江，自从带着王春朝从临泉跑出来，也很少想他，有时想，但不会较劲，过后就忘了。玻璃上倒映出我的脸，瘦，眼皮往下塌，下巴很尖，猛地一看，居然感觉陌生。我后知后觉，这半年多，原来有很多东西改变了。

早上八点，车在105国道牡丹路段停下，我抱着王春朝下车，打车去市区，找票贩子买了张到济宁的火车票。到济宁是中午十一点左右，我们没停，转了两趟公交到金乡，下车又搭三轮去到人民医院。全程跑下来，王春朝在我怀里少说睡了四次，累坏了，一睁眼就是新地方。

我找了间旅馆，把他安顿好，接着到医院附近找房子。人民医院附近是老城区，家属院多，自建房也多，进门照着租赁广告的电话打，一打一个准。我看了几套，最后确定一个，在家属院里面，二楼，一室两厅，家具和被褥全的，拎包入住，最关键是不用身份证，房东以为我是带孩子看病的，挺好说话，现场就定下了，直接租了一年。

晚上，把孩子安顿好后，我出门，到门口小卖铺给孙刘村卫生室打了个电话，老牛接的，应该是值夜班。听见是我他愣了几秒，也是，过了那么多年了，他应该以为我早死了。我最后一次回村里是02年，到牡丹犯案之前，找黄蛤蟆要人的时候捡空回了趟家。

那次也是半夜，给我爷爷上了坟，完事儿跟老牛见了一面。我爷爷是被勒死的，勒死他的人是郝华明，也是我爸。知道这事儿有三个人，村长死了，村书记死了，只剩下老牛一个。他们三个人把我爷爷的被害改成了自然死亡，论起来原因有挺多，政治方面的，事业方面的，但核心就一个：为自己。

十一点半，老牛出现在家属院门口，比之前驼了，头上没几根头发，还都是白的，走起路来跟轮椅上坡似的，往前倾，直晃，让人担心下一秒就能倒下。他到我跟前，仔细看了我一遍，说，回来了？我点点头，说，老了。他说，你都老了。我没再说话，带头往前走，上楼，开门，把钥匙交给他。床上有些潮，王春朝睡在沙发上，身下垫着几件衣服。老牛看了几秒，又看我，你的？我说，五岁了，中班还没毕业，字识得少。

他看着，没说话。我说，以前还好好的，最近有些神叨，挺含糊，老说以前的事儿。他走过去，用手背贴了贴王春朝的额头，说，吓着了？我说，应该不是。他说，饭能吃得下去吗？我说，能，啥都行，也不哭也不闹，就是不爱说话，老寻思。他看了一会儿，点点头，“嗯”了一声。

他跟我走到阳台，我掏出烟，让给他一支，他没拒绝，护住火点上，结果刚抽一口就咳嗽起来，“哐哐哐哐”，又闷又厚，像砸墙的动静。我赶紧把烟给他甩了，拍了两下背，说，不能抽你抽啥。他紧呼两口气，摇手说，没事儿，呛住了。我看他一眼，又看眼烟，还是没点。他说，啥时候走？我说，安排好了就走。他说，行。我说，我姐医院哪个科的？他说，骨科，她就是护士，没啥用。我说，那也能帮点忙。他点头，那是，自己家人，多少能帮点。

我回屋，从王春朝书包里掏出两摞钱来，亮了亮，又放进去，把书包给他。他说，这啥意思？我说，十万块钱，该花花……他摇头，想拒绝。我说，治病用的，也不是给你的。他说，那也用不着那么多。我说，用不着是好事儿。他想了想，没说话，接了过去。我说，我有点事儿，说不准啥时候回来，这孩子还没户口。他说，我想办法。我点点头，烟放嘴上，嘬了一口才发现没点。

他说，不回去看看？我说，算了，走都走了，回去警察发现了还添麻烦。他愣了一下，两三秒，又“嗯”了一声。我说，咋了？他摇摇头，没咋。我说，有啥事儿你就说，不给你添麻烦。

他说，不是，我就是想，你到今天这地步，都是我们老哥几个害的。我看着他。他说，大队要不盯上你爹的地，你爹也不能假死。我笑了一声，说，不是大队盯上的，是郝华明自己卖的。他为钱，哪怕不假死，最后也得是这个结果。跟你们没关系，我就是这命，逃不了。

他想了想说，你爷爷死的时候，村长要如实报，你也不至于落成这样。我说，这两码事儿。我点上烟，烦躁地抽了一口，马上又说，你不用替我可惜，你现在老了，知道他妈的猫哭耗子了？我跟你说明白，不管当时是啥结果，他都得死，死我手上。再一个，他不是我爹，你记住了，他不是我爹。他看着我，瞳孔放大了些。我说，我爷爷出殡完，我在家收拾东西……我X他妈的，我活那么大，他拢共就给我留了两样东西，一个出生证，一本书……你知道那时候我找他，还想问问他，为啥当时不把我带走。后来我看那俩东西就明白了，他就没把我当成过儿子，他不是我爹，我也从来没把他当成过我爹。

他说，你找着他了？我说，找着了。他说，没问？我说，没问。他等着我继续说，但我已经说完了。

老牛看我几秒，又看了眼春朝，点头说，孩子交给我，你放心吧。我扔掉烟，领着老牛进去，推醒春朝，指着老牛说，春朝，喊爷爷。他醒了几秒，揉眼，呆滞地跟着我复述，爷爷。我说，爸爸有事儿，得出去，你跟着你爷爷，听爷爷话。他问我，你去哪儿啊？我说，接你妈妈去。他想了想，没再说话，没有争取，只点了点头。我看向老牛，老牛也点了两下头。

老牛晚上没走，招呼我把被褥和床垫抬到阳台上，又拖地，擦凉席，把屋里的死角都清理了一遍。忙活完已是凌晨，又困又饿，我出门买了些吃的，地上乱，但没精力再收拾，直接蹲在阳台上吃。

老牛吃得慢，也没吃几口，鸡蛋灌饼咬了个边就放下了。我说，咋了？他说，不饿。又说，咋不弄点酒来呢？我笑了一声，下次我要能回来，正儿八经请你喝一顿。他点了下头，像得到保证似的，又捡起灌饼吃，但一直看着我。我说，有话就说呗。他说，啥时候找着的？我说，02年。他停住，看着我。我说，出租车那事儿头一天。

他想了半晌，说，咋说的？我说，没咋说，能说啥？他知道我找他，找他十年，知道我要杀他，他能说啥？他说，你呢？我说，我也没说啥，没有啥可说的。他没说话，看着我。我扔掉筷子，急躁地说，你为啥要想那么复杂呢？他杀了他爹，我爷爷，他该死，这有多难理解啊？还要说什么啊？还要叙什么旧啊？无论说什么，他都得死，那还有什么必要说话呢？这事儿他自己都知道，你不知道？他说，知道了。却悄默声地掉下一滴泪来。

一股火蹿腾着我站起来，朝他喊，你想干啥？你跟我说！你他妈到底想干啥？他捂着脸，痛苦地说，晚了，我要不开那个死亡证明就好了。我说，你不开，有得是人开。他说，那最起码跟我没关系。我叹口气，坐下点了根烟，说，那确实晚了。

他抬头看我，说，你不跟那个姓王的走，也落不到这种地步。我“啧”一声，揪了几下头发，忍着火说，你为啥要说这些啊？到现在了，事儿都过四五年了，现在你可惜、你忏悔起来了？我明告诉你，不管你咋想，不管你多后悔，你死得也不会坦荡，你有罪，咱大家都有罪，就别他妈装好人了。

我说完，气冲冲地出去，愤恨地砸了下门，到屋外喘气。屋里即刻传出王春朝的哭声，被我惊醒了，老牛从阳台跑出来，细声哄着。

几分钟后，老牛出来，拉着门把手，瞄了我一眼，说，行了，我不说了。我深吸了两口气，跟着他进门，这时想起个事儿来，问他，92年，那个开夜总会的老板，跟我们抢活的，姓丁的，他是白天死的还是晚上死的？他说，白天。我说，确定？他说，是白天，下午。又问，咋想起来问这事儿了？我愣了几秒，说，算了，过去了。

03‍

两天后，老牛帮我找了一辆开去上海的货车，夜车，走高速，跑半个晚上就能到。王春朝跟着送行，精神还是有点萎靡，路上就睡着了，上车时我也没叫他，该打点的都打点好了，没什么要嘱咐的，孩子跟着老牛，我放心。

隔日凌晨四点钟到上海，我给司机三百块钱，在高速口下了车，又拦车往杭州去。这些天我在道上打听，有人见过姓艾的在杭州露头，据说在找投资，打算包工程。也是怪我，之前狗急跳墙、鬼迷心窍，没彻底摸清他的身份，这回打探，职业骗子，犯过两次事儿，都是诈骗，光名字就有好几个，实际姓不姓艾都难说。

到杭州，我本想先租个房子落脚，但找了几处都需要身份证，还得往街道报备。临近奥运会，“安全城市”、“文明奥运”，警察隔三差五上门查，比暂住证那会儿都严，巴不得把人净化一遍。

我把以前的办法都试遍了，旅馆、长租房、借住，都不保险，总有一个环节有问题。逼没招了，我到一个工地报了名，给墙面抹腻子，提供员工宿舍，虽然环境差点，但没检查，还是流动铺，安全。

此后我一边上班一边找人，我满三十岁，体力活还是第一次做，不适是有的，刚开始吊绳都不敢双手活动，夹斜着身体抹，抹一半，掉一半，干一上午，下地累得打饭手都抖。

在天上，我经常想到我爷爷说过的话，“人在世上，磨的是性子”。这话以前我就懂，但有出入，以为这性子是品德和信仰，总之是高尚的。现在有了改观，性子是承受能力、抗击打能力，用苦和罪磨出来，磨到对苦难减轻或失去挣扎，像拴了鼻环的牛一样，受着。这两点都对，主要分心境，或者两者皆有，亦或经历了前者才会出现后者，挺有哲学意义：人活一生，结局是妥协的。

我找姓艾的，每天都找，趁放班和休息时间，晚上收工借工友的摩托车乱转。几个场地，工地、项目部和招商办公室，到了联系负责人，骗称有业务合作，等人到了挨一顿骂再排除。我不指望出国，能办也不去了，之前想的多，想得复杂，老往长远想，所以办出这种没脑子的蠢事儿。

实际王春朝的长远跟我没关系，我跟他在一起才会耽误他的长远，教育重要，钱更重要，找个放心人家，把钱留给王春朝，这才是最好的做法。人就这么奇怪，有路的时候迷茫，一旦坏到更坏，反而清晰起来了。

老牛偶尔会给我打个电话，他领王春朝去医院了，心理层面上的病，跟生活的环境变化有关，精神长期紧张，情绪低落，抑郁。我想起苏鸣敏，问老牛，是不是神经衰弱。老牛说是，又说不是，只是其中一项，医学名称叫什么儿童心理障碍。我搞不明白了，过去三十年新鲜花样我见得不少，没想到连病都有新花样。老牛说，以前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老牛晚上领着孩子，白天放到附近幼儿园，说是活泼不少，认识了新朋友，他给电视装了卫星锅，每天晚上给孩子看俩小时动画片。王春朝很少跟我说话，打电话，也是我说他“嗯”，除了开头喊个爸爸结束说个再见，基本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他没问过苏鸣敏，我也不提，有时候我会疑虑，疑虑他是不是知道的比我了解到的多，是不是在那天苏鸣敏跟他说了什么？

住我旁边的工友是广西人，很健谈，我喊个大哥。他说王春朝的情况跟他儿子差不多，少话，怯懦，没大问题，留守儿童本质上就跟儿童不一样，问题出在父母身上。我听到这话时有一瞬间还很欣慰，能被其他人视为同类，好像成了正常人。

寻人之外我常去工地附近的一个公园，里面有个大爷，本地人，说话一快叽里呱啦的，反而喜欢听豫剧。认识他是一天晚上，我给老牛打电话，就听公园里漏出声来，《大祭桩》，常香玉版的，巩县人，唱的酸，老头还挺会听。我过去，在他身边坐下，问他，听得懂吗？他看我一眼，反问我，什么叫懂？什么叫不懂？这句反而把我问没话了。他笑一笑，手拍着腿，又打起拍子。我走到一边，坐下，听着，“你的儿去投亲到俺门首，我的父他绝情义闭门不收……”

之后我有空便去，有时下午，有时晚上，去的时候大爷都在，戏也放着，很少重样，还都是很经典的剧目和唱段，用我爷爷话讲，挺有架把子，品味高。我没跟他说过话，到了，选一个不远的位置，坐着听，一般坐俩小时左右，唱段听完整，长戏听半截，第二天来了还能接上。有时候我会想，我爷爷如果还活着，现在应该也就是他这幅模样，太自在了，我都替我爷爷羡慕。

我在杭州待了将近半年，也算养了半年，生活挺规律，上工、找人、听戏，一直重复这个过程。10月份，有了消息，说姓艾的换了个名，近期出现在连云港，好像又在干偷渡生意，但消息过了好几道了，不保真。我琢磨了几天，不奔恩怨，奔钱，打算再跑一趟，去连云港。

临走前我到市场刻了张《血溅乌纱》的碟子，盗版的，然后去公园，大爷在，正听《花枪缘》。我等了一会儿，等到半场唱完，过去打招呼，喊了声大爷。他关掉机子，看我一眼，点了下头。我说，借你机子使使，咱换一个。他看见我手上的碟子，扒开机子的磁带仓，说，这机子不能放碟片。

我有些失望，说了声行。他指了一下，这什么戏？我说，血溅乌纱，唐喜成版的，刚刻的。他说，81年的？我说，83年的更好。他点头，听过。我说，你这有吗？他摇摇头，见我要走，又说，这戏挺好。我看了眼碟子，在他身边坐下，说，是挺好，听不腻。他说，你会唱？我想了想说，听就够了，不用会唱。他瞧我一眼，笑了。

我也笑，之后说，没学过，但能唱几句。他昂头，唱唱。我咳了一声，呼了口气，张嘴就开始抖：“风萧萧……马声……”我败下阵来，没唱下去。他眯着眼看我，说，声小了。我脸发烫，为刚才的唱感到羞愧。他说，声音大点就能唱下去。我说，就不是那的事儿。他说，就是这事儿，声音大了，就不会害怕了。我张张嘴，没说出话。他转回头，打开机子，声音冒出来，很大，在公园里回荡。

十月底，我赶到连云港，在东码头附近租了间房子，各处寻人。没了必要事儿，原先保持的作息习惯又被打乱，找人，探地址，昼夜颠倒是常事儿。秩序一混乱，天明天黑没概念，时间过得就快，有时到星期天，回顾前六天，啥事儿记不住，跟白活了似的。

期间我听说，李凡江去了杭州，为了找我，隔着不到一个月。我想，他离我越来越近了。

我把连云港所有码头都转遍了，两个多月，造船厂和渔村都不放过，啥都没有，花钱往道上打探，也是两头空，人跟凭空消失了似的。晚上有时候瞎琢磨，急得冒汗，心绞得慌，急过头了便会懈怠。懈怠不是累在找人，而是会怀疑起找人的初衷，为孩子？为钱？还是为了以眼还眼的报复？我弄不清楚。而且意愿也并不强烈，过去我寻郝华明，一天都不舍得耽搁，现在找人，我却干了几个月的腻子工，中间还找间隙听戏。

有时候我很满足这个过程，甚至觉得能这样下去也挺好，找人，走路，儿子在别处，步履不停。好像演戏。又好像随便抓住了个东西，有了点事儿干，能逃避或拖延我不愿面对的事情。

李凡江，归根结底是李凡江。

从临泉出来前，我日思夜想，以小觉大，盼着能面对他。出来后，我不想，不提，假装有事干来转移视线，好能给我一种一直持续下去便相安无事的错觉。不是因为王春朝，不因为钱，没有其他原因，我害怕了。

12月中旬，一个陌生号打给我，打了三次，我接通，很意外，是黄蛤蟆。他说李凡江找过他，还有杜兴友，知道了一些事儿，或者说，除了2002年11月3号那天，过去的事儿李凡江都知道了。打电话来，是提醒我一声，事儿漏了，藏不住了，再往下拖，过去有来往的人也会受牵连，得想个办法。

意思很明显，就差说出来了，差不多行了，别跑了，自己死得了，不能把我们拉下水。那天，挂了电话，我把卡摘了，手机扔拉柜里，从东码头徒步二十多公里走到市区，在火车站吃了碗面。分散注意力，假装不知道这事儿。我有我的事儿要干，很正当，一百零五万，普通人花五十年也挣不来这些钱，我得找姓艾的，人找着了，拿回钱了，再说李凡江的事儿。

12月24号，我从码头回到出租屋，刚脱了鞋，电话响了，老牛打来的，我接通，说，老牛。没人说话，对面很静，能听见喘息声。我说，春朝？仍然没人说话。我定在当场，后背凉了，头皮发麻，本能地想要拿远电话。忽然，对面扬起一阵咆哮，洪亮，尖锐，刺耳。

李凡江喊：“王行运，我X你妈！”

04‍

12月26号，中午一点过，我到达金乡，落了地就往家属院跑，屋里没人，但也不乱，厨房锅里有汤面，都冻凝了，起码有两天没收拾。我在屋里翻，乱翻，汗大把掉，血顶得头晕，急得筋疲力尽。

自从前天李凡江打来电话之后，老牛的手机号就一直打不通，关机，一直关机。他没有说要见我，只有那句话就挂了电话，然后就此无影无踪。那时，我好像在他的声音之外听见了王春朝的哭声，或者只是幻听，但我的孩子呢？

他是报复，我懂，老鬼教过我，最好的报复就是把对手的手段用在对手身上，这是我应得的，说出去所有人都会叫好，但王春朝才五岁，他有病，他什么也不懂，甚至他都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有罪的是我，孩子罪不至此，孩子不该死。

我晕眩地闯出门，往人民医院的方向跑，想找老牛的女儿问一问，但进了大门我才发现我根本不认识她，叫什么名字、什么职位我都不知道。

我想到报警，但又犹豫，报警该说什么呢？解释过去就要耗费很长时间，如果李凡江知道了，他会放过王春朝吗？一些人从我身边来回走过，救护车慢吞吞地开出去，门外小贩吆喝着，我迷茫地站着，走到这一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回到家属院，刚进门就看到一辆警车停在楼下，我爬上另一栋楼，看见两个警察站在2-3门口，一边敲门，一边打着电话。十多分钟后，家属院开进一辆面包车，下来四个便衣，两人上楼，两人在楼道口拉起一道警戒线，然后守着。

又几分钟后，第三辆警车来了，下车的两个警察都穿着制服，其中一人还穿着白大褂。他们上楼，我看不清，往上爬，爬到顶楼，天台一角有个缺口，视野很好。穿白大褂的警察提着一个盒子，到2-3门口，蹲下，打开盒子，取出一个什么东西，捅咕了两下，防盗门便被打开。

警察进去了，先是两名，再是三名，最后所有人都退出来，敞着门，留一人在门口看守，其余人下楼集合。第四辆车停在了门岗处，堵住了出口，四个警察提着大包小包的盒子上楼，进门前戴上了口罩和脚套。不过一个小时，院子里站着的警察比我这辈子见过的都多。

我全身发抖，谨慎地收下腰，躲在围墙后面。这时脚下松软，我低下头，看到一地的烟头。白将军，约有二十多根，均是抽到一半左右，烟把被火灼过，老鬼教过我，不能留下痕迹，带不走的的就破坏掉。

我捡起两根，剥开烟纸，烟丝很新鲜，干燥，散的，下一根就发硬，烟纸都风干了，两根时间差起码超过两个星期。我捧着烟丝愣住，两个星期，有人在这儿守过最少两个星期。

警察陆续进来，院子里车都停不下了，在路边排了一溜。我等到天黑，捡了个空隙溜出去，路过一辆辆警车。道路中央停着一辆桑塔纳，没涂装，中控台上面放着一个警灯。我看了眼车牌，牡丹的。我找了一个旮旯，等了一个多小时，期间一直给老牛打电话，不接。

晚上八点，家属院附近仍围满了人，路上开车的司机好奇心上来，也得停下看上两眼，人对人，车对车，挤得水泄不通。我在人群中逆着穿行，趁混乱，错身的工夫从一个大哥身上摸走了手机。

我拐进一条巷子，从兜里掏出“眼镜”的画像，02年从牡丹离开后我一直带着，揣身上，得意忘形时就拿出来看看，五年，纸都磨烂了。下方有两个号码，第一个是高韦刑警中队，第二个是负责人，赵前林。

我给赵前林拨过去，嘟声响完，没人接，再打，还是没人接。这时巷口进来一对母子，骑着自行车，我往前走，走进一户门楼底下，让行，男孩看我一眼，羞涩地说了声谢谢。我没有回应，呆滞地望着他。我又播了过去，接通了，嘈杂的声音顿时涌出来，一个男声，声音听着不耐烦，或是急躁。他说，你好？我走出巷口，往家属院的方向望，想起那辆牡丹牌照的桑塔纳。他说，你好？我说，赵警官？

他说，我是，你是？我说，我是王行运。

他静了一两秒，背景噪音减轻了些，他说，你说，我听着。我说，老牛领着一个孩子，他俩都不见了。他说，王春朝，我知道。我说，是李凡江办的，前天，12月24号，早上李凡江给我打了电话，应该是23号晚上绑的。他说，行，知道。又问，你在哪呢？我说，两天了，没动静，难说李凡江会办出什么事儿。

他没说话。我说，赵警官，麻烦了，孩子没错，孩子重要，孩子不该死。他说，任何人都不该死。又说，五年了，死了那么多人，该停下了。郝青松，自首吧。我的手机振动起来，来了电话，是老牛。我接通，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把电话挂了。我没犹豫，直接把另一部手机盖上，扔到路旁。我说，我儿子呢？他说，职业中专对面，利源打面厂，到了打电话。

九点多，我赶到职业中专，学校放学点，响着歌，学生们散漫地往外走。学校对面是个集市，一片漆黑，商铺都关门了，路边架着几个小摊，也没灯，借着路灯摸黑干活。我走进去，集市挺大，有四五排棚户，一排有五百米左右，入住率挺满，前后都有店面，每个铺子都挂着招牌。

我挨个打量，走过一排，路口出现一辆箱货，一个中年人带着口罩，往路边卸面粉，应该是某家店的老板。他看我一眼，下车，又斜着扫了我一眼，不太友好，像看贼一样。我走过去，问，大哥，我找个打面厂，叫利源。他看看我，又狐疑地往我身后看了看，摇了下头，没说话。我说，我打听一下，这有几家打面厂？他粗鲁地挥了下手，回头，上车，继续卸东西，不看我一眼。

我叹口气，掏出手机，给老牛打过去，关机。

我暗骂一声，继续找。转完整个集市，前后都找遍，用了半个多小时，没有，连“打面厂”这仨字儿都找不到。我不敢停，连气也没工夫生，又回到第一排，重新找。刚才卸货的老板开车过来，到我面前减速，看我一眼，但没停，径直往外开。

我继续找，“农资”、“水果批发”、“冻品批发”，一个个确认。却听背后车声愈来愈近，我转头，发现箱货不知何时又开了回来，朝着我，对准我，冲撞过来。我本能往路边躲，但还是被撞到，斜着飞了三四米远。落地的一刻，我感觉五脏六腑瞬间拧了一下，接着又猛地挣开，空、清醒、失去声音、不适、难以呼吸、剧烈疼痛，这几种变化在毫秒之间交替着进行。

我想爬起来，斜身撑地，嗓子却痒得要命，我不受控制地张开嘴，吐出一口血来。男人走到我面前，蹲下，看了看四周，拉开口罩，认识，是那天在临泉堵我的男人。我说，我X你妈。他笑着说，别怪罪，我得确认没人跟着你。我说，我儿子在哪儿？

他说，来得挺晚，等你好几天了。

我伸手，薅住他的衣服，想往下拽，却被他带起来。我说，我儿子在哪儿？他说，你给警察说啥了？我说，我操你妈，我儿子在哪儿！他朝我脸上猛砸了两拳，我吃痛，手缩了下去，眼前一阵模糊。他又蹲下来，打量着我，像看战利品。良久，他叹了口气，说，不是只有你找儿子。

车开了大概一个小时，或者二十分钟，没什么区别，都很漫长。哪个方向我弄不清，倒是一直在旋转，原地转圈也有可能。我躺在车厢里，捆着，身体跟着车厢的晃荡来回转，眼前能看见的只有黑。

左腿痛，两只手也痛，痛感不一致，右手最深，应该伤到了骨头。这种情况没办法打架，挥出去的拳反倒成了身体的负担。老鬼教过我，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办法，跑，豁出命跑。实际就是没办法。车一直颠簸，我像个尸体一样从左滚到右，还得一直活动，不能趴着，以防憋死。

我忽然想起马猴，一年多了，警察好像还没找着他，他没家，自己一个人，很信任我，这一年多我在外面跑，没想起过他，这时候想起来，心里冷不丁还挺不是滋味。开车的男人应该知道在哪儿，有机会得问问他。黄蛤蟆，95年就帮我们办事儿，02年我杀郝华明找他要人，他帮我跟梅博山撮合到一起，没要钱，就一个要求，洗手了，以后别再找他了。

03年，我领着苏鸣敏和王春朝找他办证，他什么也没说，还是给办了。他不是好人，也不像坏人，人有时候就那么复杂，不是非黑即白的，太极来概括也不准确，人就不能被定义。粟哥，我在红日坊的老板，这么多年，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他是第一个知道我家里事儿的外人，1993年春节，我在他家的酒桌上给他讲，他家就他一人，父母离婚了，媳妇跑了，听完他哭了一场，哭得很伤心，不知是为我，还是想起他身上的事儿。他应该还活着，这是个好事儿，每个人都不该死。

还有姓艾的，不好说，可能连姓都是假的。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骗别人，没想到最后被他给骗了，真讽刺。一百零五万，算上给中间人的好处费，一百一十万。

一百一十万。我跟老鬼七年近八年，每年三个活，平均一趟活五万，最高一笔是 1998 年灭口储蓄所科长，主家给了二十万。 1999 年老鬼死后，留下的钱只有七十万，不止是八年，还得算上他单打独斗的日子。 2003 年我在临泉干代理商， 2004 年升总代理， 2006 年单月收入就超过三十万。

过去，我经常想，如果我不认识老鬼，如果不找郝华明，如果听我爷爷的劝导，踏实做人，接受一切不公，是不是有一天我就会赶上时代的红利，做慈善，开学校，担任奥运火炬手，成为一个草根明星。

这应该就是命运，注定好的。老天爷用时间箍了个圈，把我们所有人都放在里面，圈很大，很长，一望无际，但不管怎么走，我们终会相遇。

车停了，车厢门从外面打开，另一股黑暗侵袭进来。我抬了下头，感到了冷，降温了，高空冷涡刮起来，蔓延开，席卷了大地。没人说话，我等累了，又歪下脑袋，口干，吐沫在嘴里黏糊糊的。一道光骤然射过来，在我脸上，晃荡。我眯着眼，尽力与光对视。有人说话，咱俩见过。我困极了，听不出声音的差别，很远，不真实，好像是我想象中的声音。

我望着光，一直到眼神呆滞。他又说，咱俩见过。我说，06年，在临泉见过。他说，不是，比那更早。我说，03年，在牡丹。他说，还要早。一股风吹进来，凉意使我打了个寒颤。我听出这是真实的声音，在当下，面对面。我说，我儿子呢？

他说，1999年，车马店。那天，是我到车站接的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