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我不踢球，也不看球，对国足失利更是早就有了免疫力，但这次国足0：7对日本还是让人大跌眼镜。
回看历史，国足确实并非一直这么差，他们也曾称霸亚洲，辉煌耀眼过。
从1915年到1935年，中国足球队连续夺得九届远东运动会的冠军，虐日本那简直跟玩一样。
而那时的国足，可是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一边抗日，一边踢球。
就连他们出征第一届柏林奥运会，中国运动员代表团的路费也是靠国足踢球赚的。
那时的国足们除了要代表足球队出战，很多时候，还要代表排球和篮球出战，当之无愧的中国梦之队。
虽然早在《史记》中，就有了蹴鞠的记载，但足球在中国的出现，应该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
中国开放通商口岸，洋人和洋物都进来了。西方人所到之处，都会有足球的影子。
首先是香港、澳门、上海、福州等东南沿海，然后才进入内地。
开始是洋人玩，中国人看，慢慢得时髦的中国人也开始玩起来，他们穿着和洋人一样的运动服，唯一不同的就是头上留着长长辫子。
他们被称为辫子足球队。
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辫子足球队，早在1901年就成立，上海南洋公学也成立南洋公学足球队，二者被誉为上海双雄。
那时国内举行的足球联赛和杯赛，均不允许华人参加。这些国脚平时只能踢踢“野球”，毫无任何大赛经验。
1913年2月15日，中国代表队首次参加远东运动会，国足初次亮相国际A级足球赛。
他们在菲律宾的黎刹纪念体育场迎战东道主菲律宾队。初出茅庐的国足，上半场唐福样踢进一球，但由于体力不济，最终国足1∶2惜败菲律宾，屈居亚军。
但接下来，从1915年到1934年，20年间的9届远东运动会中，国足豪取九连冠，傲视亚洲足坛。
更是多次在比赛中横扫宿敌日本队，让国人们在那个国弱民穷的艰苦岁月中，难得的扬眉吐气。
1917年，日本东京芝浦运动场，国足在日本皇太子和上万名日本观众的注视下，以5∶0横扫首次亮相国际比赛的日本。
1921年，上海虹口公园足球场，国足4∶0狂胜日本再次夺冠。
1927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事在上海中华足球场开战。
首战便是中日对决，此次日本队实力明显提升，国足缺少了李惠堂、梁玉堂、冯景祥、戴麟经4名绝对主力。
但在孙锦顺和门将鲍家平的率领下，国足队很快稳住了阵脚，再次以5∶1的大比分打得日本队毫无脾气。
第九届远东运动会推迟至1930年，在日本东京进行。为了与奥运会接轨，组委会还规定此后每四年举办一届。
国足此次远征日本，包括主力门将鲍家平在内的4人无法参赛，而主力前锋李惠堂因脚踝伤势，虽勉强成行，但在比赛中却始终无法出场。
日本队为了摆脱“恐华症”，球队准备了整整一年，全日本上下誓言一定要夺冠。
这年的中日对决堪称远东运动会史上最刺激的一场比赛，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涌入3万6千名观众，连大会总裁日本秩父宫亲王伉俪也亲自到场。
比赛开始后，日本队马上便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国足顶住巨大压力，采用变阵的方式，三度扳平比分，90分钟双方3∶3握手言和。
根据比赛规则，还须进行30分钟加时赛，但是日方惧怕国足的反弹，坚持声称比赛已结束。
中日双方并列冠军，就此诞生了远东运动会史上唯一一次并列冠军。
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这也是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黎刹纪念体育场举行。
此次比赛，国足六大主力缺席。主力左前卫陈镇和因为在广东航校的飞行学业缺席，其位置由他的弟弟陈镇祥顶替。
主力右内锋孙锦顺由于任职的进出口公司不让其参赛，也未能参加。当时的国足均为业余球员，他们平时不是学生就是职员。
就连贵为“亚洲球王”的李惠堂也得在保险公司、保安公司等单位，打三份工才能养家糊口。
首场比赛，国足便面对东道主菲律宾队。菲律宾队挟主场之利，全场进行野蛮踢法。国足多人相继受伤，但国足依然以2∶0取胜。
远东运动会的压轴大戏，再次在中日之间上演。
这是东三省沦陷后，国足首次在国际A级赛事中面对日本队。国足的热血男儿们赛前就喊出一定要击败日本队，为东北同胞报仇。
上半场国足以2∶0领先，下半场双方各入一球，就当大家以为国足胜券在握时，不料右后卫李天生铲球过大，被罚下场，日本队借此机会连入两球，扳平比分。
此后国足大举进攻，逼得日本后卫用手挡球，李惠堂顶住压力，用左脚稳稳罚入点球。
终于国足以4∶3击败日本，拿下中国队的九连冠。
夺冠后的中国男足没有退场，而是全体队员走到球场中圈，拉起“坚决抵制伪满洲国参赛”的横幅。
原来日本拟让伪满洲国加入该运动会，但中国坚决抵制，不惜退席以抗议。
目睹这一幕的在场侨胞，都激动地落下了眼泪。
然而第二天，日本就联合菲律宾，悍然宣布解散远东运动会。远东运动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国足的传奇还在继续。
1936年，因为中德之间紧密的友好关系，国民政府决定派遣首支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会。
蒋介石为此特地拨款17万元作为参赛经费，然而CC系控制下的教育部却以“欧洲七国体育考察团”的名义，硬塞了几十人随行，导致经费严重不足。
最终，只得靠各路达官贵人“认捐”了5万元，勉强成行。
然而这笔22万元的预算中，却并未包含中国足球队的参赛经费。
以“亚洲球王”李惠堂为首的一班国足只得提前两个月出发，途经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地，一路打比赛筹集路费。
他们前后与各地的选拔队踢了27场比赛，取得胜23场、平4场的不败战绩。
为了省钱，他们坐低价船舱，住最便宜的旅馆，自己买菜做饭，上午刚到比赛城市，下午就得上场比赛，几乎每两天就得打一场比赛。
他们还要担心当地强队不与他们比赛，下雨天影响上座率和收入，担心主办方作弊，球队分不到钱。
每次比赛，除上场的11人和必要的替补外，都得轮流去入口监票。
他们没有队医，也没有专职教练，每场比赛都得拼命去踢，受了伤也得咬牙坚持上。
因为如果不赢，分到的钱和奖金就会很少。
特别是最后一场与印度孟买队的比赛中，国足为了保持不败的战绩，派出了全主力阵容出战。
最终在印度恐怖的高温下，与以军人为主体的孟买队3∶3战平，顺利完成了整个南洋之行。
国足最终筹到了20多万港币，其中10万元作为自己的路费，其余用于解决了其他奥运代表团成员的路费。
这次的南洋拉练异常辛苦，但以赛代练的方式，却极大地提高了国足的实战能力。
在去柏林的途中，他们就听到了一个噩耗，作为实力较弱的B组球队被抽到与种子队英国队对垒。
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球员的身材体力，个人能力都要在国足之上。
但好在这一次，英国很晚才确定参加本届奥运会，足球队在开赛前一个月才仓促成军，队员之间相互之间并不认识，更谈不上配合默契。
这给了国足一线希望，球王李惠堂准备通过大家的默契配合，和英国队殊死一搏。
国足队队长李惠堂，身高180cm，体重74.8公斤。
1923年入选国足，1946年才正式退役，传说他的职业生涯共出赛1000多场，射进1860多球。
是世界上仅有的五位进球超过1000的球员(其他四位是里登雷克、宾德、贝利和罗马里奥)。
李惠堂有记录自己每一场比赛表现的习惯，可惜香港沦陷举家撤离时，妻子把他的记录连同其他文字材料都付诸一炬，进球数量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证实的神话。
李惠堂1905年出生于香港，4岁时随母亲回到家乡广东省梅州五华县锡坑乡。
他从香港带回了一个足球，小李惠堂常常以狗洞为目标练习临门一脚，足球被踢坏后，他就踢家门前两棵柚子树上结的柚子，柚子被摘光之后李惠堂索性用布巾扎成布团继续练习。
经过数年如一日的刻苦训练，李惠堂的身体日渐强壮，技术也日臻成熟。
10岁那年，他凭借高超的球技进入皇仁书院，接受了系统严格的足球训练。
在一次同英国海军球队的对垒中，球刚过中线，李惠堂就拔脚劲射，球竟穿过人丛硬是入网。
他还曾经一人从后场盘球，接连晃过四五个前来阻截的对手，一直把球带到对方禁区，从容起脚破门。这种球技，堪与马修斯、贝利和马拉多纳相媲美。
1922年，年仅17岁的李惠堂加盟了当时香港最著名的劲旅——南华队。
身高1.82米的李惠堂拥有着令人拍案叫绝的脚下技术，动作如灵猫般敏捷。
足球在李惠堂脚下就如同装了磁石一般，对方两三名球员都难以从他脚下将球断走，而他的射门更是让人拍案叫绝。
他不但可以左右开弓，而且每次射门都力拔千钧，如重炮，似冷箭，让人防不胜防，倒地卧射更是让对手难以捉摸。
同年，李惠堂代表南华队参加了香港甲级联赛，因其球技出众，出神入化，被球迷称为“球怪”。
第二年，李惠堂代表中国参加了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并最终为中国队夺得冠军。在4场比赛中，李惠堂初露锋芒，名声大噪，从此走上了巨星之路。
在面对东道主日本队的比赛中，中国队5-1横扫对手，赛后《申报》以“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为标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同年8月，李惠堂同南华队造访澳大利亚，在同全澳冠军新南威尔士队的交锋中，仅仅开场5分钟，李惠堂进球两个。
比赛结束后，澳洲当局为他颁发了金质勋章，香港当地报刊以特大号标题报道此事，并有“万人声里叫球王，碧眼紫髯也颂扬”诗句。
南华队在澳大利亚各地访问比赛期间，共赛了24场球，其中输了9场、胜了8场、平7场，从总成绩上看，与澳国各球队实力持平。
这样的成绩使当地球迷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球队的藐视心态，人们都以能邀请到南华队、能与队员合影握手为荣。
自1923年首次入选国家队之后，李惠堂先后参加了1923、1925、1930和1934年举行的第六、第七、第九、第十届远东运动会足球比赛，帮助中国队4次夺冠。
在国家队生涯中，李惠堂为中国足球赢得了众多荣誉，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奥运国足的二号得分手孙锦顺，其凌空射门能力极强，绰号“铁腿”。
他是继李惠堂后第二位未满18岁，便在国际A组赛事中进球的中国球员。
孙锦顺身型较胖，其168cm的身高，在最夸张的时候却有79.5公斤体重，堪称球场最灵活的胖子。
右边锋曹桂成，16岁入选国足即担当首发，他身高160cm，体重61.2公斤。其带球突破能力极强，一对一无人能防，绰号“飞将军”，是20世纪上半叶国内的最佳右边锋。
此次国足奥运会首发阵容中，还有四名球员来自广州市警察局足球队，他们是李天生、叶北华、冯景祥和谭江柏。
这四人时常开着摩托车在街上巡逻，也因此号称“四骑士”。
右后卫李天生，身高168cm，体重59公斤。他转身灵活，铲球又快又准，有“铁铲”的美名，是20世纪上半叶国内一对一的防守之王。
左边锋叶北华，身高只有163cm，体重64公斤，是典型的矮脚虎。
但他盘球过人的技术令人眼花缭乱，底线勾传更是独门绝技，绰号“无畏将军”，“穿花蝴蝶”。
左后卫谭江柏，身高177.8cm，体重73.9公斤，外号叫“谭铜头”。
他的头球技术一流，能在关键时刻飞身顶球打入对方球门。每当谭江柏高高跃起争顶头球的时候，观众席上响遍尖叫声和欢呼声。
就连李惠堂都为他的铜头点赞，在自传中提到，“如果我有江柏兄的顶上功夫，那我恐怕会有比现在大得多的成就了！”
有趣的是，后来谭江柏有了个明星儿子，那就是歌手谭咏麟。
右内锋冯景祥，身高170cm，体重62.6公斤。他是当时前锋中罕见的传球好手，分边和直传球能力在20世纪上半叶国内无人可比，有着“神腿”的美名。
1948年，他更是以41岁高龄入选伦敦奥运会国足，并担任队长，成为唯一一位两次参加奥运会的国脚。
国足最后的防线——门将鲍家平，更是一个极富个性的最佳门神。
他身高177cm，体重却只有54.7公斤。鲍家平不光极具守门天赋，还多次在比赛中出任前锋。有着“摄铁手”的美名。
中场的一左一右的两位前卫徐亚辉与陈镇和，他们同是广东航校第7期的同班同学。
陈镇和祖籍福建，1906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12岁那年，他就被父亲陈金山送回了家乡厦门上学，后面又转学来到了南京金陵中学。
陈镇和妥妥学霸，1926年考入了国立上海暨南大学。一进大学便加入暨南大学足球，凭借出色的球技很快引起了上海滩足球界的关注。
20岁那年，他已经成为了上海著名球会乐华足球队的绝对主力。这支球队的头号球星，就是号称“世界五大球王之一”的李惠堂。
作为乐华队的主力，陈镇和以学生的身份成为了一名国脚，和李惠堂一起代表中国参加了第九届和第十届两届远东运动会，都帮助球队获得了冠军。
陈镇和也成为了当时中国国内、乃至整个亚洲最好的左边锋。
就在陈镇和足球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二八淞沪抗战”彻底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选择了离开绿茵场，报考了当时的中央航校。
被录取成为一名战斗机学员，开始了自己的飞行员生涯。
满腔热血一心报国的陈镇和还写了一首小诗勉励自己：“男儿莫惜少年头，快把钢刀试新仇。杀尽倭奴雪旧耻，誓干扶桑方罢休。”
1934年从中央航校毕业后，陈镇和成为了中国空军的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
到1936年，陈镇和代表中国队出战了柏林奥运会。
一边抗日，一边踢球。
1936年8月6日，中英大战在柏林汤姆逊球场开打，500多中国留学生专程来为国足加油呐喊。
相比英国队的仓促成军，国足的首发阵容派出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球星。
左边锋叶北华、左内锋孙锦顺、中锋是场上队长李惠堂、右内锋冯景祥、右边锋曹桂成；左前卫陈镇和、中前卫黄美顺、右前卫徐亚辉；两个后卫，一左一右分别为谭江柏和李天生；门将为鲍家平。
在当时的中国足坛，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作为球王的李惠堂，一上场就被英国队重点防御，派了两个队员对其包夹。
虽然英国队队员在个人能力和身材体力上，均优于国足。但国足敢打敢拼，在场面上毫不逊色对手，双方互有攻守。
第15分钟，身体发福严重，体重冠绝全队的“铁腿”孙锦顺得到曹桂成传中球后，在离门15码处不待球落地即第一时间凌空抽射，足球仅仅擦柱而过。
这也是国足全场最好的一次进球机会。
上半场双方0∶0握手言和。
下半场风云突变，由于国足在南洋打比赛时，每场比赛时间只有70分钟，而且平均两到三天便有一场比赛。到柏林后为了休息和养伤，并未安排热身赛，导致国足体力完全不足以应付90分钟的比赛时间。
下半场开始国足还能发动攻势，但后来就完全被英国队压制，国足状态开始下滑，55分钟、65分钟连丢两球，遗憾地告别了奥运赛场。
国足最终名列本届赛事的第13名。这场比赛至今也是国足在世界杯和奥运会正赛中，最出色的一战，没有之一。
现场观战的多名欧洲各国的足球专家，也对中国队刮目相看。当时的德国元首希特勒，还在赛后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并赠送每人一只特制奥运金表。
戏剧性的是，中国队的手下败将日本队，却抽到了实力相对较弱的瑞典队，并在下半场比赛中连入三球，以3∶2逆转对手，最终排名第8，位列中国队之前。
国足在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也引来了欧洲各地职业球队的关注，他们刚下赛场没几天，就收到很多职业球队的邀请赛。
国足在与奥甲冠军阿德米拉的比赛中以0∶11告负，这也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输球分差。
这场比赛也让国足真正见识到了，与世界一流职业强队的水平差距到底有多大。
但国足队表现依然是亮眼的，赛后，法国巴黎最强职业足球队红星队邀请李惠堂留在法国，加入该队作为职业球员。
月薪2500法郎，签订合同就一次性付2500法郎。面对高额报酬，李惠堂婉拒了。
从资料上看，国足这次踢的最后一场球，是一场门票给国家捐献飞机的义赛。
抗战爆发后，虽然有部分国脚仍在日伪控制区踢球，但大部分的国脚都积极地投入到了抗战救国的热潮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陈镇和已经是空军中队长。
在广东空军北上支援淞沪会战时，陈镇和独自率领留在广州的空军第29中队守卫南粤，用他们仅有的9架老式飞机与日寇周旋。
在这样的巨大实力悬殊下，陈镇和的中队依然取得了击落4架日机的战果，而陈镇和本人也获得了高层的嘉奖令。
根据当时杂志《中国的空军》报道，陈镇和曾经这样说过，“我喜欢踢球，现在却爱上了开飞机打鬼子，我恨不得把鬼子的头颅当球踢，那样才叫有趣呢 。”
陈镇和不光在空军的三个王牌驱逐大队都待过，而且竟然还在轰炸机队担任过射击士。这样的经历在整个抗战期间的空军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1937年11月24日，陈镇和驾驶飞机对侵华日军的运输舰进行轰炸。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他的飞机被日军飞机炮火击中，电光火石之间，他驾驶自己的飞机撞向日军运输舰，并在撞上之前机智地跳伞逃生。
而由于当时的信息不通畅，许多人都以为陈镇和已经殉国，《华侨日报》就刊登了体育界悼念陈镇和的新闻。
或许是天嫉英才，陈镇和没有牺牲在杀敌的战场上，而是坠落于一次任务中。
广东空军集体投效南京国民政府后，空军中的“中央系”却对广东空军极端歧视和排挤。
陈镇和也受到歧视，而被当局认为其飞行技术不合格，要求他进入笕桥航校第八期驱逐组重学飞行。
就这样，陈镇和只得在洛阳分校再次从头开始学习飞行驾驶，并多次升空作战。
1941年元月，陈镇和被国民政府派往新疆接收一批苏联援华的新型飞机，他和战友们一起把这一批苏联飞机，从新疆开回中国空军位于成都的基地。
这些飞机多半是苏联淘汰的二手飞机，机上设备老旧，导致飞机故障颇多，性能下降严重。
但没办法，其他国家怕得罪日本，连二手的也不敢卖。
机队进入大西北的猩猩峡时，突然狂风大作，陈镇和驾驶的飞机操作系统突然失灵，飞机几乎没有给陈镇和任何的反应时间便一头栽向地面，机毁人亡。
当地人迹罕至，多日后遗体才被一名放牧路过的女孩发现。由于气候寒冷，陈镇和在被发现时竟仍然保持着坠地时的姿势。
作为中国空军顶级飞行员的陈镇和，此时才35岁。
名校高材生，足球明星，抗日王牌飞行员，如此人生或许是很多男孩心底的英雄梦，陈镇和却将这变成了现实。
柏林奥运会左后卫谭江柏，也早在“一·二八”事变时，就已是十九路军后勤民运大队长。
抗战全面爆发后，谭江柏很快宣布了退役的决定。他选择了一条铁与血之路——北上抗日，报效祖国。
随后，他又来到云南，担任了华侨机工第12运输大队长，官至中尉，直接参与滇缅公路军备物资运输。
谭江柏足够幸运，他成功活到了最后，见证了抗战的胜利，中国的解放，还培养了一个叫谭咏麟的儿子。
论唱歌，谭咏麟的歌坛地位响过父亲；可论踢球，他就差点意思了。
谭咏麟曾说过，他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去看他踢球，可看了一段时间之后，谭江柏就再也不去了，无论怎么动员都没用——大概是真的看不下去。
2006年3月，谭江柏因身体器官功能衰竭与世长辞，终结了自己的传奇一生，时年95岁。
柏林奥运会的国足二号门将黄纪良，虽然未能在对英国队的比赛中登场，但他在多场比赛中的发挥都极为出色，被当地报纸称为“铜墙铁壁”。
抗战爆发后，黃纪良在马来亚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被日军俘虏。
他惨遭酷刑，幸而被友人营救出狱，最终保住了性命。
另一位国脚则没有那么幸运。
柏林奥运会国足的首发主力，中前卫黄美顺，在1938年2月22日代表南华队出战英国科林蒂安队的一场比赛后，神秘失踪。
据传其因为拒绝为日寇和汪伪政权踢球，而被秘密杀害。
在面对日寇的野蛮侵略时，更有一批热血国足健儿直接投身抗日正面战场中。
1934年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的国足队员徐亨，就直接上了抗日正面战场。
徐亨的经历极为传奇，他身高191cm，司职门将，绰号“铁门”，是当时国足的第一高度。
徐亨是一位全能型运动员，1928年代表岭南高中参加广东省运动会，在所参加的足球、篮球、排球、游泳四项比赛中都取得了冠军。
1930年，徐亨代表广东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并以高中生身份入选中国排球队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
身为主力的徐亨。以其独门的背身反手“梳头式”扣球绝技，帮助球队赢得了冠军。
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徐亨同时入选足球和排球国家队，分获冠亚军，成为历史上在这两个项目上都拿到远东运动会金牌的唯一中国运动员。
抗战爆发后，徐亨以海军少校身份，任中国驻港军事代表团团长陈策的随从参谋，兼任港澳总支部秘书。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徐亨作为陈策的助手，协助实施了著名的“香江突围”。
他们率领72名英国官兵和数名中国海军官兵，不可思议地穿过日军的重重防守到达韶关。
徐亨因此获得英皇乔治六世授予的皇家最高荣誉军事奖勋和国民政府颁发的“陆海空勋章”。
他还被晋升为海军中校，调海军总部参谋。
1944年12月，徐亨成为赴美接航参战士兵总队的一员，到美国迎接赠送给中国的护航驱逐舰2艘、扫雷舰4艘和巡防舰2艘。
回国时，他已担任“永宁扫雷舰”的舰长，并迎来了最终的抗战胜利。
再说球王李惠堂，抗战爆发后，汪伪政府要拉李惠堂做他们的体育部副部长，被恪守气节的李惠堂拒绝。
据说，汪还曾派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 的丁默村去暗杀他。
李惠堂从上海回到广东后，打出了“体育救国”的口号，将义赛130多场的款项全部捐给国民政府去抗日。
香港沦陷后，李惠堂借率领南华队到澳门比赛的机会，逃离了日香港。
此后他又参加了广东航空建设协会足球队参加义赛，所得款项全部购买粮食、衣被、医疗药品和武器，用以支援抗战前线。
有人专门给李惠堂做了一款游戏，希望创造已经数字化的李惠堂，代表中国走出亚洲，走向世界。
关于李惠堂各种神话般的描写，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真实的李惠堂确确实实是位全才。
他将自己把足球当作国球的体育思考，完整地写在《球圃菜根集》一书中。
在书中，他对足球已经有了战略高度的论述：“提倡足球须从普及方面着想，不求畸形发展，假若我国蓦然产生11个出类拔萃的超级良才，纵横捭阖，踢平四海五洲，如果事事未上轨道，也不见得马上就可以富国强兵。”
现在看来，依然很超前，令人深思。
国破山河碎，还有很多球员的信息都已经被历史卷走了，难以追回。
每每想起国难当头时，这群男人挂靴从戎，奔赴战场，抗日踢球两不误，我都会泪目。
他们在赛场上勇猛无畏，视和平竞赛为无上荣誉；他们在战场上舍命搏杀，视家国大义为己任。
反观当下的足球人，国家对于男足的投入远超过其他集体竞赛项目，甚至花费天价请来世界顶尖水平的足球教练，可我们的足球成绩却逐年没落。
这是为什么呢？
前后相距80余年，对足球运动的理解、对荣誉尊严的认知，我们的骨气和格局，已是天差地别。
对比昔日的足坛前辈，怎能不让今人唏嘘慨叹。
（注：本文参考资料为网络文章整编，如有失误请指正）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