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古代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书籍浩如烟海，这些书籍自然是我国古人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中国书籍丰富而相比拟，汉文化对世界，尤其对周边国家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
就朝鲜来说，其古代国家自新罗至高丽再至李朝，都有“慕华”“事大”的倾向和传统，皆将中国看作一个模仿、学习的榜样，目的显然是为了自己的进步和发展。
朝鲜求书的途径有哪些？
1、向明朝皇帝“请书”与皇帝“赐书”
“请书”与“赐书”，早在永乐年间即已有之。
永乐元年，朝鲜国王李芳远派遣右政丞成石璘出使大明，永乐皇帝接见了他们，在谈话中石璘提到：
“又我殿下性本好学，而元子亦年十岁，入学成均，常患书册之少。”
永乐帝向礼部官员说：
“…（朝鲜）奏请国王冕服及书籍，这是他知慕中国圣人之道，礼文之事，此意可嘉…书籍整理给予他…。”
于是，石璘等在中国得《通鉴纲目》及《十八史路》，献于国王。
不久，永乐帝遣使将所赐元子之书《元史》一部及《十八史略》、《山堂考索》、《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朱子全书》各一部送至朝鲜。
永乐四年，皇帝又遣使赐李芳远《通鉴纲目》、《汉准》、《四书衍义》、《大学衍义》各一部。永乐七年赐《大统历日》一百本、《劝善书》三百部。
永乐十七年朝鲜敬宁君李排出使大明，皇帝对他说：
“汝父、妆兄皆王，汝居无忧之地，平居不可无所用心，业学乎？业射乎？宜自谨慎读书。”
于是，特赐御制序《新修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等。
宣德年间的“请”、“赐”书籍的事情亦屡见不鲜。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赐朝鲜《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一部，共一百二十册；《通鉴纲目》一部，计十四册。
宣德十年8月，朝鲜世宗国王就曾“遣刑曹参判南智如京师贺圣节，乃奏请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赵完壁《源委》及金履祥《通鉴前编》、陈柽《历代笔记》、丞相脱脱撰进《宋史》等书，这年12月南智赍敕自京师回国，敕曰：
“王奏请书籍，今发去音注《资治通鉴》一部。其馀书板损缺，待刊补完备颁赐，王其知之。”
关于《宋史》，至景泰四年时端宗国王再次遣使奏请，于次年9月朝鲜圣节使黄致身回国带来皇帝的敕书：
“得王奏称，王国僻在海隅，书籍鲜少，欲得故元所修《宋史》，宣德十年王祖巳尝奏请，因待补完残阙，未蒙颁给。兹王复以为言，且先考古好文之意，特从所请，降赐《宋史》一部，付王贡使陪臣中枢院使黄致身领赍去，至可领之。”
成化五年(1469年)闰二月明使崔安等将皇帝别赐《五伦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四书》等交给朝鲜国王。
值得一提的是大明向朝鲜赐《大统历》之事。明朝每年都向朝鲜颁赐明代历书《大统历》。领赐此书的意义不仅仅是由于它具有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具有显明的政治意义。
朝鲜奉行《大明历》，意味着朝鲜臣服于明朝，这就最能体现大明的宗主地位。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每年的11月或12月赐下一年的《大统历》，数量为一百本，先是由正朝使或节日使带回，后来则由冬至使（受历使）前来领取。偶而未能领到，明朝则派遣使者送至朝鲜。
例如，明英宗正统元年正月，明朝派舍人魏亨到朝鲜赐日历，“前此每年历日授本国节日使以送，今节日使南智回还时，朝廷未及颁赐，故礼部奉圣旨使亨追授南智，若赶到，须直到王国交付。亨未及路上，故来也”。
除了朝廷赐书之外，朝鲜有时还从明朝官员或文士那里得到一些赠书。
例如，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朝鲜圣节使质正官李昌臣出使大明，奉国王之命购买《苏文忠公集》，求诸北京，未曾买到，当他回国途经辽东时，偶然遇到了进士前知县邵奎，二人交谈起来，昌臣趁机求苏集，邵奎便将昌臣迎入藏书阁取出苏集让他看，并赠给他。
昌臣欲偿之，邵奎却之曰：
“何用价为？所以赠之者，以为他日不忘之资耳。”
昌臣“仍赠诗并序”，二人饮酒之际，但“以绝句四韵相唱和”，昌臣还将邵奎之诗带回进献给国王。
当然，明朝官员以个人的名义向朝鲜赠书者并非仅邵奎一人。
明孝宗弘治八年6月，太监金辅等赴朝鲜“领诏敕诰命及瓣物”，顺便“令头目二人献大明《一统志》及《通鉴纲目》；弘治十五年，李昌臣以正朝副使的身份出使大明，太监金辅又以《青囊杂纂》、《玉音韵海》、《切韵指南》等书相赠，回国将其献于国王。
2、向大明购买书籍
皇帝向朝鲜赐书或朝鲜到中国购书，皆不从明朝始，但有明一代，中朝的书籍交流已达到非常频繁的程度。
尤其朝鲜的购书热情，远比前代强烈。朝鲜在“使臣贸易”中，书籍与号角、药材之贸，皆是极受朝鲜官方重视的，历代国王都将购买书籍作为出使大明使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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