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军统臭名昭著，尾大不掉，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加之也有抑制军统势力野蛮扩张的需要，于是秘密向戴笠发出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进行安排的指示。
蒋介石的指示，究竟意味着什么？
功高震主！
兔死狗烹！
相煎太急！
总之，意味十分复杂，形势非常严峻。
在此种局面下，戴笠认为必须尽快抢在蒋介石的前面，拿出一套办法，来对付蒋介石关于撤销军统局的步步紧逼，否则就被动，危险了。
应付蒋介石，戴笠有自己的手段和秘诀。
1945年10月，他曾对下属兼密友的唐生明讲过：“我对校长一直就是这样，任何事没有准备好第二套办法，第一套绝对不先拿出来，否则你什么都拿完了，也就没有价值了，他便不会再用你。”
这一次，戴笠是怎么做的呢？
他是两手准备，而且并不示弱，相反桌面底下还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
先来说戴笠的第一手。
他的想法是借助蒋介石关于化整为零的指示，将军统力量扩散到有关方面。具体而言，一是将军令部第二厅全部掌握起来，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及国民党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拨归进去，形成军事特务方面的独立系统。
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全部掌握起来，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警察总署，将军统原先主管的特务警察力量划拨过去，形成警察行政业务与警察特务业务一把抓。
三是加快组建交通警察总局，消化军统掌握的各种武装，形式上隶属交通部体制，实际上还是由他戴笠亲自掌握。
四是将军统局主脑部分隶属在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一个调查室，将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机关拨过去，形成军统化整为零的基本力量。
可以想见，如果戴笠的这一手全面实现了，实际上军统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
然而，政治是残酷的，蒋介石更不是吃素的。
所以说，戴笠将手伸得这么长，不仅想法难以全面得逞，而且还犯了大忌，甚至于让蒋介石动了杀机，也未可知。
再来说戴笠的第二手。
戴笠通过几年来梅乐斯居间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已有默契，这就是由美国海军部在战后以一部分海军舰艇援助国民党作为条件，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戴笠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身上，投下了巨注和本钱。
举个例子，为了加强与美国海军及柯克的联系，戴笠下令成立了军统青岛办事处和青岛站，并且派出善于交际的军统大特务梁若节任主任及站长。梁若节在青岛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全力公关美国海军人员，特别是柯克。
当时，美国海军官兵一般都在星期六晚和星期日到青岛市区跳舞玩乐，柯克这老家伙也想风流腐败，但又怕上岸扎堆，影响威信。戴笠知道后，立即交代梁若节，星期三、星期四专邀柯克活动，总的原则只有一个字，让老家伙爽！
历史上，势大遭忌，不甘急流勇退，反而想仗势欺主，借势自重，这类人绝没有好下场。这样的道理，历史教训，戴笠不可能不懂，但懂还在这个时候玩挟洋自重这一套极其危险的戏码，只能说，性格决定命运，他的野心是收不住的。
1945年底，军统局化整为零的部署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年的12月，戴笠来到北平，住在什锦花园当年吴佩孚的公馆，召集龚仙舫、马汉三、文强等一批内外勤负责大特务座谈，听取有关军统局进行改组的意见。
在这之前，化整为零的计划一直是在军统三巨头戴笠、郑介民、唐纵之间秘密进行酝酿策划，并由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等个别核心大特务进行承办。因此当戴笠直奔主题询问龚仙舫时，龚仙舫竟紧张地环顾左右而不敢言。
戴笠见状，立即严肃地说：“在座的都是本局的老同志，不会泄漏。你说你的，没关系。”
于是，龚仙舫汇报了考虑如何在国防部二厅、全国警察总署、交通警察总局三大公开机关中合法化安置军统人员的问题。
当时，文强、马汉三等外勤大特务是第一次听说“化整为零”，便问如何具体化法。
戴笠解释说：“第一是准备改组后的国防部二厅谍参系统和对外使馆的武官系统，要合法化地全部控制起来，这个任务要（郑）介民先生去完成。第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扩大为全国性的警察总署，是合法化安置人员最多的一条出路，然后才能全部控制警察方面的行政、人事、教育。对李士珍派，能容就容，不能容就去。第三是与张嘉璈部长早已说定，要求在交通部成立一个交通警察总署来统驭全国铁路、公路的警务机构系统，并将本局的所有武装部队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化整为零合法化就是如此。”
说到兴奋处，戴笠还说：“准备推荐李崇诗为海军部陆战队司令，兵员由本局武装部队中抽拨，或在其他的方面抽调。”
戴笠唯恐这些大特务不明内情，对化整为零理解的不深，讲完这些，他又给文强等人特别打气。
戴笠说：“世界上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没有特务机关，人家越喊要取消便越显得重要。但是军统局这个名称有些臭了，组织也太庞大了，经费确也筹措不易，所以化整为零，以合法化来堵住人言可畏的口，凡事要为领袖分忧着想，我跟他三十年，是深知此道。”
看这段话，此时的戴笠对于军统以及自身的前途命运，还是颇为乐观的。
其后发生的一件事，很能显出戴笠的这种乐观与独醉。
1945年12月15日，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北平，这是蒋战后第一次到华北地区视察。蒋在北平期间，戴笠亲自负责安保。戴笠规定以“高先生”作为蒋的代号，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电话里一说：“高先生出动”，北平的大小特务便倾巢出动。
这是负责任，但也是隐隐地显示力量。
12月16日，戴笠陪同蒋介石游览故宫。在陪侍过程中，戴笠一反常态，正式穿起了中将服，并在故宫太和殿前与蒋一起照相留念。
以往，戴笠都是隐没于黑暗之中，现在是个敏感时刻，他却违反以往的定例，在极具象征意义的太和殿前，做出了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
戴笠想干什么？
难道他想向蒋以及全天下暗示，接蒋之位者，当为戴氏！
然而，如果将此时的戴笠看作高楼的话，进入1946年，他所面临的局面就是黑云压顶，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再次喊出了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正在筹备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受到感染，也在大谈取消特务机构的问题。戴笠的宿敌陈诚、陈果夫、陈立夫、李士珍等人抓住这一契机，推波助澜，一时间，重庆上上下下，讨伐特务机关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面对这种万人同声、千夫所指的局面，戴笠的内心感到了惊恐。
更糟糕的是，在这可怕可恨舆论的背后，蒋介石的脸色也是异常阴冷，趁机紧逼的。此时的戴笠深知一点，在未能掌握控制海军司令部之前，军统组织绝不能轻易撤销。于是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以不变应万变，用一个“拖”字来对付方方面面的逼迫。
从表面上看，这一阶段，戴笠仍没显出败相，但事实上，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有人讲，戴笠之死，其实是明戏，在这明戏之下，蒋介石就像庙堂之上一座雕像，你能感受到阴森，但也只能感受到阴森。
1946年2月，蒋介石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纵的地位首次高过戴笠，而且为唐纵出任警察署长做了准备。
与此同时，蒋介石指示唐纵主持召开特工月度会报，以便研讨对付三大会议要求取消特务机关的对策。戴笠知道在这种形势下，必定是会无好会，策无好策，索性以肃奸案件太多太忙为借口，在外请假，不肯出席。
戴笠以躲避来对抗，可见在重庆他已属于岌岌可危的少数派。蒋介石为了解决特务机关问题，特别成立了一个八人小组，此前这个八人小组戴笠还可以主导掌控，但在2月份，蒋介石以现实需要，指定由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八人，组成新的八人小组。
蒋介石拟定的这个名单是很有讲究的。简单说，这八人小组之中，可以分为三派，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是坚定的反戴派，叶秀峰在反戴方面与这一派有共同语言，因而可以为宣等利用，陈焯是北洋资格，虽没有强烈反戴，但也并不买戴的账，唐纵、郑介民虽是军统老人，却因人各有志，野心不小，早已与戴貌合神离，从某种程度上，成了老蒋抑制戴笠的重要两张牌，所以说，在这八人小组中，唯有戴笠是单枪匹马，八个人坐下来，实质上就是一人对七人的分离与对立局面。
蒋介石用这个八人小组来对付戴笠，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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