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官损五千，兵折八万”，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获全胜
1917年11月28日，向守志生于四川省宣汉县南坝场。1933年，他参加宣汉县双河场区少年先锋队，任队长。1934年，任区游击队长的向守志带领100余人参加了中共工农红军。他参加红军的这一年，正是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大规模战争剧烈展开之时。
【向守志（1917年11月28日—2017年9月2日），原名向守芝，四川省宣汉县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1933年10月初，反动军阀刘湘在成都就任蒋介石委任的“四川剿匪总司令”，随即在新设的“剿总”内召集各路军阀，筹划着“剿赤”大计。
红军的强大压力使一向相互拆台的四川军阀暂时“联合”起来，决心“痛定思痛，通力合作，剿灭赤患”。
刘湘
刘湘很快拿出了他的“决战”计划，将全川各路军阀部队110多个团约20万人(最多时达140多个团)，另有飞机18架配合，编为6路军，采取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对川陕苏区实施三面合围，企图在3个月内将红四方面军消灭于川陕边境。
第一路总指挥邓锡侯，率所部第28军的18个团出广元、昭化，在西线北翼向木门、南江方向进攻；
第二路总指挥田颂尧，率所部第29军的24个团出阆中，在西线中段向巴中方向进攻；
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率所部新编第6师和罗泽洲23师共15个团出南充，在西线中段田颂尧部以南向巴中东南的曾口场方向进攻；
第四路总指挥杨森，率所部第20军的12个团出蓬安，在西线南翼向营山、玉山场、通江方向进攻；
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率刘湘第21军主力24个团出开江、开县，向东线南翼宣汉、达县方向进攻；
第六路总指挥刘邦俊，率所部第23军的(原刘存厚部)12个团及土匪王三春部6个团共18个团出开江、城口，在东线北翼向万源方向进攻。
川陕革命根据地粉碎刘湘六路围攻要图
刘湘的“六路围攻”，其第一期作战目标是：东线(第五、六路)部队攻占万源、宣汉、达县；西线南翼(第三、四路)部队攻占江口、营山、仪陇、恩阳河、曾口场；西线北翼(第一、二路)部队占领旺苍坝、木门。第二期，各部进占通江、南江、巴中。第三期，六路大军合击苦草坝，企图将红军消灭或者赶出四川。
川军发动“六路围攻”后，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等领导人的指挥下，决定分东、西两线作战，采取收缩阵地、待机反攻的方针，先以运动防御，节节抗击，消耗、疲惫川军，而后集中兵力实施反击，粉碎围攻。
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
面对川军的疯狂进攻，向守志和战友们在团长刘昌毅的指挥下，一次又一次打垮了敌人的冲锋。可是川军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始终没有停止，川军官兵大声叫喊着，潮水般向红军阵地杀来。加上数十门野炮和迫击炮一起开火，我军阵地上硝烟滚滚，直冲云霄。
红军召开誓师会，决心粉碎敌“六路围攻”
刘昌毅团长沉着冷静，站在掩蔽壕沟里望着漫山遍野扑上来的敌人，对通信员说：“通知各部队，将敌人放近了打!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
向守志和战友们屏住气，等待着敌人的临近，50米、40米、30米……
“打!”刘昌毅团长一声令下，严阵以待的红军战士从藏身洞里冲出来，步枪、机枪一起向敌人猛烈开火，冲在前头的敌人纷纷倒下……
川军的攻击连连受挫，只好把他们的杀手锏搬了出来——8架飞机飞来了，轮番向我军主阵地投下炸弹。山上山下顿时又成了一片火海。我红军也有自己的办法，躲进山沟下面的藏身洞，任凭敌机狂轰滥炸。轰炸一停止，川军又狂呼乱叫着冲了上来。
一场血战又开始了……
红军反“六路围攻”（网络图）
到了黄昏时分，枪声稀落，阵地前到处是横七竖八敌人的尸体，血腥，腐臭，还有浓烈的硝烟，伴随着热风扑来，令人窒息。向守志看着眼前的一切，虽然以前在区游击队经历过面对面、枪对枪打仗的场面，但这样炮火连天，尸体遍地，如此激烈的战斗场面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和战友们安葬了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望着战友的遗体，他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性，也更加懂得了要想革命取得胜利就要付出血的代价的道理。
后来，向守志曾回忆道：一次战斗中，如果不是老班长的保护，我也差点革命到底了。当时，我正抱着马克沁重机枪打得两眼冒火，突然一发炮弹呼啸而来，我只感到被身旁的人猛力一推，压在他的身下，轰隆一声巨响，不远处被炸开了一个土坑，泥土盖了我们一身。我抹去脸上泥土一看，原来是班长及时把我推倒。班长一边帮我拍土，一边叮嘱:“要沉住气，不要慌!”我看见老班长为掩护我差点牺牲，一股暖流顿时在身上涌动。只有红军队伍里才会有这样的崇高的献身精神，才会有这样超越血缘的阶级感情。
在敌人停止进攻时，向守志和战友们就赶紧挖掘工事，把炸毁了的堑壕修复起来，做好下一场恶战的准备。在重点防御地段，将大树砍倒，做成一人多高、三四米厚的“木城”，又在敌人必经之路设置层层鹿砦和竹签桩；还在山势险峻处堆放大量滚木礌石，准备代替武器，打击敌人。
川北的盛夏，酷热难耐，连降暴雨，我军堑壕里积水没膝。由于后方供给困难，前线将士常常连续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只能用一些半生不熟的山果、野菜、土豆充饥。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指战员们杀敌的热情仍没有减退。
两军就这样反复厮杀，鏖战数月，在力量悬殊的较量中，红军的形势日益严峻，苏区四分之三的土地已经丧失。红军被压迫至大巴山南麓的万源及通江北以苦草坝为中心的狭长地区，已不宜再退，决心坚守万源，伺机反攻。
红四方面军利用山势陡峭、易守难攻，蒋军又不善山地作战的有利条件，组织了一次万源保卫战，并且取得了胜利。歼灭刘湘部1万余人，缴步枪千余支、机枪30余挺、追击炮30余门，重创围攻川陕苏区的川军主力刘湘部。
经过万源保卫战，红军已经牢固地稳定在万源和通江河沿岸，敌人的有生力量被我军大量歼灭，有些国民党部队由于被歼、逃亡和向我投诚，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加上敌人战线拉长，补给困难，山高路险，天气炎热，整个部队都笼罩着浓厚的悲观厌战的情绪。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根本变化。
1934年7月上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讨论战略反攻问题，会议认为反攻的条件已经具备，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领导大家精心制定了东、西两线大反击的作战计划。
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红军在东线反击战中只消灭了川军7000余人，没能取得预计的战果。
不过西线反击战就不同于东线，徐向前、李先念等领导人，排除张国焘的干扰，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反击战。
徐向前和李先念
最典型的战例就是黄猫垭战斗。红四方面军主力先把国民党田颂尧部的数个团的兵力，堵在六七里长的山谷里，然后从四面八方杀进山谷，像切肉块那样把敌人拦截成数段，一块块地消灭。敌人被围困在山谷里，经过一夜混战，精疲力竭，团不成团，旅不成旅。两军激战到中午，国民党兵4000余人被击毙，1万多人被俘虏。红军缴枪7000余枝，迫击炮40门，子弹银元一大批。田颂尧的24个团，有一半的兵力在“六路围攻”中被红军歼灭。
黄猫垭的胜利，让红军指战员欢欣鼓舞，继续乘胜追击川军的信心更足了。
黄猫垭战斗遗址
到1934年底，我们已经在长达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胜利，也可以说是战争史上的奇迹——红四方面军不仅在长期而又空前残酷的战争中保存了实力，而且毙、伤、俘国民党军8万余人，缴获枪3万余枝(挺)、炮100余门，击落飞机1架，打破了蒋介石对红四方面军的大围攻。
刘湘的“六路围攻”最后以耗资1900万元，“官损五千，兵折八万”，宣告惨败。红军反“六路围攻”胜利结束时，川陕根据地基本恢复到极盛时期的版图，部分地区还有所扩大。
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最让基层红军官兵高兴的事是，一大批先进武器武装了部队。向守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此役胜利之后，团领导决定让我扛马克沁机关枪。这下可乐坏我了，兴奋了好几天睡不着：要知道，在战场上，只要重机枪一响，敌人就像割韭菜一样往下倒，那才叫过瘾啊!”
长达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虽以红四方面军大胜而告结束，但就整个中国革命形势来看，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中国工农红军战略上的劣势地位仍然没有改变，新的战斗还在继续。
万源保卫战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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