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的一天，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的礼堂里，数十名国军高级军官列成方阵、整齐肃立。
在他们面前，拉起了一条长长的横幅：“中央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毕业典礼”。
没过多久，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在前呼后拥之下，缓步走进了礼堂里。
作为陆军大学的校长，他将要为毕业生代表亲手颁发毕业证书。
蒋介石
当蒋介石等一干人等在讲台上站定后，一名身形挺拔、浓眉大眼的青年军官从方阵中走出，登上讲台，一抬手，向着台上台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看着这名英气勃发的军官，蒋介石感到有些面熟，他转过头去询问身边的侍从：“他是黄埔学生吧？第几期？”
侍从恭顺答道：“此人叫刘宗宽，黄埔三期生，据说当年入黄埔他就是第一名，在这期特别班里，也是第一名。”
这一番话，听得蒋介石连连点头：“好、好，年轻有为，状元之才！”
说完，蒋介石走上前去，将毕业证书递交到这名青年军官的手中，又亲手为他带上象征陆大身份的毕业徽章。
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徽章
蒋介石的这一番亲热举动，不禁引得台下的许多青年军官艳羡不已：刘宗宽不过30出头，已经有了“穿黄马褂（黄埔）、戴绿帽子（陆大）”两大光环，再加上考核第一名的“武状元”身份，以后岂不要飞黄腾达？
这些军官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毕业典礼结束3天后，对刘宗宽的任命书便公布了，蒋介石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高参，派驻汤恩伯所部任联络官。
联络官一职，虽然听着不够响亮，但却是实打实的“钦差大臣”，若不是蒋介石器重的人，想谋这份职位，那是难上加难。
然而，之后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刘宗宽居然拒绝了这份任命，表示要回老部队去任职。
刘宗宽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他后来的命运又将如何？
今天，衔笔就来讲讲刘宗宽将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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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宽将军
1924年的一天，当杨虎城将军翻看入伍新兵登记档案时，一份简历引起了他的注意——
“刘宗宽，1905年生人，籍贯陕西蒲城，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
在以农家子弟为主的陕军里，像刘宗宽这样识文断字的“学生兵”，算得上是宝贝疙瘩，何况这个年轻人还是蒲城同乡，自然会引起杨虎城将军的格外重视。
于是，当新兵训练结束后，刘宗宽就被派到了杨虎城的心腹爱将孙蔚如的手下，当了一名文书，不久后，又在杨虎城的推荐下，以入学考试第一名的身份，进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
用现在的话说，刘宗宽绝对算是一名正经“学霸”。
黄埔军校
1926年1月，刘宗宽从黄埔毕业，便回到杨虎城麾下，跟随他一路东征西讨，短短6、7年时间，便当上了十七路军留守总指挥，成了为杨虎城坐镇后方的得力助手。
在杨虎城将军身边的日子里，刘宗宽早已被杨虎城将军济世救民的情怀深深折服，因此，当杨虎城与张学良发起“西安事变”，以“兵谏”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时，虽然刘宗宽本人受到此事波及，被南京警察厅软禁了好几天，但他依然为老长官的举动击节叫好，恨不能马上开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杨虎城、张学良合影
然而，形势的后续发展，让刘宗宽始料未及——蒋介石从西安脱身之后，马上开始“秋后算账”，张学良被迅速软禁，而杨虎城也被撤职留任，最终被迫“出国考察”去了。
蒋介石背信弃义的举动，让对杨虎城忠心耿耿的刘宗宽勃然大怒，于是，当他接到蒋介石的任命书时，一时气血上涌，决心要让蒋介石小小的难堪一把，这才有了前文提到的那段故事。
然而，这时的刘宗宽还是“图样图森破”，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负气的举动，险些要了他的性命。
回到西北军后，刘宗宽被任命为第三十八军少将参谋，到1941年，又被孙蔚如委以暂编15师师长的重任，开赴陕西合阳，镇守黄河西岸，抵御日军进攻。
暂编15师是一支刚成立不久的新部队，内部鱼龙混杂，军容风纪很是不像样，因此，在抵达防区之后，刘宗宽便开始大力清查内部、整顿军纪，将那些害群之马全部剔除。
这一查之下，果然大有收获：刘宗宽很快发现，在部队内部，以一名团长为首，有不少军官私下里做着倒卖军需、走私鸦片的买卖。
查到真凭实据后，刘宗宽马上下令拘押这名团长，并上报军部，要求将其按军法从事。
胡宗南
让刘宗宽没想到的是，在这名不起眼的团长背后，居然还站着一位大人物——时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一跺脚让整个西北乱晃的胡宗南。
得知自己安排的人被刘宗宽拘押，胡宗南暴跳如雷，马上向蒋介石告了歪状，不仅把这些罪名一股脑地栽到了刘宗宽头上，还无中生有地声称刘宗宽是杨虎城的“外甥”，素来与党国离心离德，必须严惩！
这下子，刘宗宽算是倒了大霉——“杨虎城”三个字，算得上是蒋介石的逆鳞，再加上他之前“不识抬举”的行为，蒋介石还记忆犹新，于是，蒋介石大笔一挥，在判决书上批上了4个字“一律枪决！”
消息一传出来，刘宗宽固然是目瞪口呆，他的夫人崔东亚更是心急如焚，连忙找到刘宗宽的同窗好友、同样出自西北军的韩练成将军，请求他出面帮忙说情，给丈夫找一条生路。
韩练成将军
老朋友的性命危在旦夕，韩练成将军也是心急如焚，思来想去，他还是求到了西北军老长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那里。
刘宗宽这位西北军后起之秀的名字，冯玉祥也是有所耳闻，但他同样深知，自己的这位“把兄弟”，向来不是什么讲理的人，要让他松口放人，非得花上点心思不可——
当时正逢端午节前夕，冯玉祥便写了一套“四条屏”书法，派人送给蒋介石，特别言明，这是端阳节的礼物。
蒋介石打开这四副书法一看，不禁哑然，过了半晌，才长叹一声，对身边侍从说道：“除了冯先生，再没有人敢给我写这些了！”
原来，在这套四条屏中，冯玉祥写的都是汉代张释之、唐代戴胄等古人不畏皇权、秉公执法的故事。
张释之（左）、戴胄 都是古代有名的法律官员
五月端阳，本就是“驱邪辟恶”的日子。蒋介石心知肚明，在这个当口，冯玉祥送来这份礼物，不可能只是发一番感慨。
于是，在接到礼物的当晚，蒋介石便请冯玉祥来到自己的官邸做客，想要摸清楚，自己这位“义兄”，又要搞什么名堂。
酒过三巡，冯玉祥打开了话匣子：“委员长，过了端阳节，我就不在重庆住了，今天借你一杯酒，算是辞行吧！”
蒋介石有些诧异：“焕章兄（冯玉祥字焕章），这是说的哪里话？如今日寇未除，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中正还要借焕章兄相助呢！”
冯玉祥冷笑一声：“用人之际？照我看，党国不是没有人才，怕就怕有些人为了一己之私，倾轧内斗，搞什么‘莫须有’！”
话说到这个份上，蒋介石也不好再装糊涂了，讪笑道：“焕章兄说哪里话？这一番高论，怕是为了刘宗宽的事情吧？”
冯玉祥提高嗓门：“就是为刘宗宽！说他贩军需、卖鸦片、发国难财，没有证据嘛！说来说去，还不是因为他跟过杨虎城，别忘了，他还是黄埔三期、陆大毕业，说起来，也是你的学生！我是个粗人，看不惯这一套，还不如一走了之，图个眼前清净！”
虽然冯玉祥早已没了实权，但毕竟资格老、旧部多，真要让他离开重庆，蒋介石还是一万个不放心，只得赔笑道：“焕章兄不要这么大的火气，军法审判，一时搞错了也未可知，我这就叫他们重新审查......”
就这样，靠着韩练成、冯玉祥的斡旋，刘宗宽总算死里逃生，改判13年有期徒刑。到了1943年底，在重庆卫戍副司令郭寄峤、西北军元老鹿钟麟的担保下，刘宗宽才以保外就医的名义，从监狱里走了出来，转到陆军大学任军事学教官。
冯玉祥
这段近两年的牢狱生涯，让刘宗宽对国民政府失望透顶，就在这时，他曾经的老师、当过陕西省立第二师范校长的韩兆鹗与著名民主人士郭则沉找到了他，在他们的介绍下，刘宗宽秘密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也就是之后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开始为了抗日统一战线而奋斗。
在此期间，刘宗宽多次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从他们的身上，刘宗宽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也让他对远在西北的延安产生了深深的向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假谈判、真内战”的面目暴露地更加明显，刘宗宽下定决心，离开重庆这个是非之地，到延安去寻找自己的理想。
如今的曾家岩50号
就在这时，来自国民政府的一份任命书交到了刘宗宽的手中：负责组建重庆行营的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的铁杆亲信张群，选中了刘宗宽，让他担任重庆行营的参谋处处长。
看着这份任命书，刘宗宽感到了形势的紧迫，他马上找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的负责人郭则沉，请他转告共产党，自己希望马上去延安工作。
然而，出乎刘宗宽意料的是，过了没几天，郭则沉便向他转达了延安方面的意见——希望他接受这份任命。
郭则沉对刘宗宽说道：“我们认为，你还是去比较好。你不去，总会有人去，蒋介石还要打内战，你去了，在他们内部，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听了郭则沉的话，刘宗宽思量了好一会儿，坚定地点点头：“好，既然是组织上的意见，我坚决执行！”
1946年6月，刘宗宽穿上了崭新的少将军服，走进了重庆行营的办公大楼，开始了长达3年多的潜伏任务。
国民党重庆行营旧址
刘宗宽深知，重庆行营表面上波澜不惊，暗地里却是波谲云诡，像自己这样没有靠山，又曾经受到蒋介石猜忌的人，要接近核心情报，就得披上一层厚厚的伪装。
于是，在那些日子里，刘宗宽收起了棱角，变成了一个脸上天天带着笑容的“好好先生”，很快赢得了同僚们的好感，在重庆行营中扎下了根。
由于刘宗宽平日里表现得无欲无求，许多人在讨论事务时也不避讳他，使刘宗宽能够听到许多机密的消息——1947年2月底，蒋介石关闭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抓捕中共负责人的密令，就是刘宗宽从同事口中听说后，及时上报给郭则沉的。
当特务们冲进曾家岩50号时，以吴玉章为首的中共驻重庆领导人已经踪迹全无，而屋内的火盆里，被烧成灰烬的机密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
吴玉章
过了不到1个月，一直与刘宗宽单线联系的郭则沉也遭到了国民党保密局的缉捕，需要紧急撤出重庆。临走前，郭则沉叮嘱刘宗宽：“你一定要好好守住这个位置，现在你是一颗闲棋冷子，但今后一定会发挥巨大作用的！”
郭则沉的离开，使刘宗宽变成了一架断线的风筝，在危机重重的敌人内部，他开始了孤军作战。
在之后的日子里，刘宗宽在每天例行工作之余，一直悄悄收集着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编制、装备、训练水平等各项重要情报，虽然并没有人给他安排任务，但他坚信，到了决战来临的时候，这些情报，一定会派上大用场。
不出刘宗宽所料，到了1949年4月，随着渡江战役的全面打响，西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突然显现了出来，已经升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代参谋长的刘宗宽，也随之忙碌了起来。
渡江战役
1949年5月的一天晚上，忙完公务的刘宗宽回到家里，一开门，客厅里坐着的两名客人，让他惊喜地叫出声来：“哎呀，显志兄，你怎么来了？”
这个让刘宗宽惊喜万分的客人，名叫房显志，是刘宗宽当年在西北军中认识的老朋友。1946年5月，他跟随孔从洲将军在河南巩县起义，如今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一名情报员了。
这次他冒险来到重庆，正是受二野参谋长李达的派遣，带着交通员，来与刘宗宽接头。
当得知渡江战役已经接近全面胜利，接下来解放军即将进军西南的消息时，刘宗宽兴奋不已，他当即将这些年来收集的详细情报交给房显志，激动地说道：“我可算等到这一天了！”
说来也巧，就在刘宗宽与房显志成功接头的几天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为应对解放军可能发起的进攻，要对四川地区的防御部署，做出重大的调整。
作为代参谋长，这项任务自然落在了刘宗宽的头上。
得知这一消息后，刘宗宽马上意识到，这将是为解放西南埋下伏笔的最好时机。
于是，在调整部署过程中，刘宗宽一边在各个军事要地布下重兵，一边悄悄地留了个破绽——在四川、重庆、贵州交界的秀山（今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今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今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一带，刘宗宽居然没有布下一兵一卒，给解放军打开了一个巨大的通道。
重庆市地图 红圈区域就是刘宗宽留下的通道
可能有人要问，如此明显的破绽，国民党将领就看不出来吗？
实际上，刘宗宽在这里玩了一把文字游戏：负责川东地区防御任务的，是以国军名将宋希濂为首的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而这几个县，正好位于这一区域，若不是特别注意，一般人很容易将这几个县当做是宋希濂的防区。
然而，在具体防区划分明细中，刘宗宽却故意没有将这几个县明确写入到宋希濂的防区里。
换言之，刘宗宽就是利用了人们的习惯心理，在国民党将领的眼皮子底下，玩了一把障眼法。
刘宗宽的这一手，虽然瞒过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的绝大部分人，但却没有逃过一个人的眼睛——这个人，就是时任四川省主席的王陵基。
王陵基身为川军元老，从清末时期就在军队里打滚，对于四川地理自然是烂熟于心，当他看到这份军事部署时，很快便发现了其中的破绽。
王陵基马上派人找来刘宗宽，开门见山的问道：“刘参谋长，这份部署调整做得不错，但我看酉阳、秀山一线没有布防，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王陵基的问话，让刘宗宽冒出了一身冷汗，他竭力稳住心神，沉稳地答道：“请王主席放心，我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正在计划补救之中！”
听了刘宗宽的话，王陵基点头说道：“嗯，有补救计划就好，那这份部署计划就很完美了......”
从王陵基官邸中出来，刘宗宽在心有余悸的同时，也不禁暗呼幸运：如果王陵基没有找自己问话，而是直接向张群等人汇报，那自己恐怕就没这么容易过关了。
为了堵住王陵基的嘴，刘宗宽马上向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汇报，申请成立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专门负责酉阳、秀山、彭水一带的防御任务。
刘宗宽的申请很快得到了通过，这个漏洞看似被补了起来，但只有刘宗宽心知肚明——这个所谓的“指挥部”，只是一个空架子，除了几个临时拼凑的地方保安团之外，压根就没有一兵一卒的正规军！
保安团
为了掩盖这条秘密通道，刘宗宽决定，要找机会再放一颗烟雾弹，彻底转移国民党对川东地区的注意力。
1949年8月25日，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这一天，蒋介石与国军在西南地区的一众高级将领飞抵重庆，召开了著名的“御前会议”。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商讨解放军到底会从哪个方向进军四川。
当时，国民党内部对于解放军进军四川的估计，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与湖南、湖北、贵州交界的川东方向，二是由陕西向南推进的川北方向。
在会议召开前，刘宗宽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情况判断报告”，分析了川北地区利于大兵团行动的种种条件，甚至举出了“邓艾伐蜀”的例子，证明解放军最有可能从西北南下进攻四川，强烈建议国民党军将防御重点放在川北一线。
同时，为了避免蒋介石“因人废言”，刘宗宽事先找到了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林策，向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当林策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后，刘宗宽又以自己不受蒋介石看重为借口，将做“情况判断”的任务让给了林策。
林策明白，能够在蒋介石面前做报告，是一份大大露脸的机会，见刘宗宽有意相让，林策自然求之不得，满口答应了下来。
看着林策仿佛捡了个大便宜一般的表情，刘宗宽一面摆出一副万分遗憾的表情，一面暗暗发笑。
会议的进程没有出乎刘宗宽的预料——林策的报告获得了蒋介石的肯定，随后，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纷纷开往川北一带，再也没人追究刘宗宽在川东留下的那个破绽了。
解放大西南
1949年11月1日，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打响了，第二野战军与四野一部，作为解放西南的主力，从湖南、湖北迅速推进，只用了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就逼近了重庆。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连忙飞抵重庆，开始调兵遣将，准备与解放军在重庆做最后一搏——
11月中旬的一天，刘宗宽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见到了负责后勤供应的第4补给区司令邱渊。
见邱渊满头大汗、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刘宗宽问道：“邱渊兄，什么事这么着急？别慌，共军还没打过来呢！”
邱渊愤愤不平地说道：“等不到共军打过来，我就得累死！老头子刚下了命令，让我马上搞800辆卡车，我又不是如来佛祖！”
说完，邱渊一边擦着汗，一边嘟嘟囔囔地快步走开了。
美式十轮卡车
邱渊的这一番话，引起了刘宗宽的警觉：大战在即，卡车运力非常紧张，蒋介石张口就要800辆，到底想干什么？
经过一番打探，刘宗宽获得了确切消息，这800辆卡车，是要紧急将胡宗南最精锐的第一军从川北运送到重庆前线的。
得到这个消息后，刘宗宽马上向房显志做了报告，然而，他们唯一的交通员正在外传递情报，如此重要的消息，竟然送不出去！
为了不耽误军情，房显志和刘宗宽毅然决定违反一次“情报工作严禁交叉”的规定，找到了第二野战军派到重庆来做策反工作的另一组成员，将这份情报火速传递到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手中。
正是由于刘宗宽的情报及时，胡宗南的第一军先头部队在刚刚抵达重庆前线时，便撞上了飞速赶到的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主力，当即便被全部击溃。
第一军的瞬间败阵，标志着蒋介石死守重庆的计划彻底破产，11月29日，蒋介石仓皇逃离重庆，第二天，重庆便迎来了解放。
重庆解放
正因为刘宗宽出色的表现，使重庆的解放比预计时间整整提前了3个月，为此，刘伯承元帅高度评价了刘宗宽在解放大西南过程中做出的贡献：“刘宗宽同志在解放西南所起的作用，胜过十万雄兵，堪称第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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