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出版与世纪之交的科学传播浪潮

Scientific Cultural Publishing and the Tid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范春萍 /FAN Chunping（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北京，100081）(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摘 要：将世纪之交1992-2005年的科学文化出版和科学传播浪潮，分为前浪、此浪、后浪进行概念追索、过程回溯和成果分析。在那个纸媒为主的年代，科学传播的传播学范式、官方工作范式和科学文化范式并存、博弈、互补；科学精神存在一个观念谱系：强科学主义、理性科学主义、理性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或自由主义，及“反科学主义”。对科学精神的弘扬是此次浪潮的核心，期间发生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系的热烈讨论，以及自由主义、“反科学主义”与强科学主义的大辩论。一词共举、其意各表，扩大了科学精神的影响，增进了相关各界及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取得了共赢——“弘扬科学精神”被写进《科普法》。浪潮特征：当年的科学文化出版是有研究、有主张的出版，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理论研究与科学文化出版实践相辉映，出版、学术、媒体同频共振，形成一种现象。浪潮成就：科学精神得到弘扬、科普概念得到洗礼、“科学传播”成为与“科普”并驾齐驱的行业主题词，推动了中国科普事业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科学的精神气质和整体风貌。

关键词：世纪之交 科学文化出版 科学传播 科学精神 科普事业

Abstract:This paper divides the tide of science and culture publishing and science communication from 1992 to 2005 into the previous tide, this tide, and the later tide, and carries out concept tracing, process tracing and achievement analysis. In that era dominated by paper media, the “communication paradigm”, “ofcial work paradigm” and “science and culture paradigm”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existed, played with each other and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Scientific spirit” has a spectrum of ideas: strong scientism, rational scientism, rational humanism, humanism and liberalism, and “anti-scientism”.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ere heated discuss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spirit and humanistic spirit, as well as great debates between strong scientism and liberalism and anti-scientism. The wor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science” has been written into the

Law on Popular Science

Key Words: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publishing;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Scientific spiri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最近的这个世纪之交，无论对于人类整体还是对于中国，都是一个大写的转折时代，全球化世界这趟“动车组列车”[1]因新科技革命而再度大加速。此间中国从农业社会穿越工业社会，跌入“数智社会”。如果说由西方引领的全球化奠基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建构，起飞自第一次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以及第一次产业革命合力推进的社会大发展，那么中国若想全面跟进，就需要在压缩的时间内遍历西方两千多年思想、科技和社会历程中的必要步骤。这压缩的几十年历史需留给后人去总结，也需有当代的各方亲历者记述。

“远眺方得清晰”史观的依据在于，历史需要时间检验，事件的关联和影响的长尾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确证。但过多的时间沉淀，也可能使史实遗失、思想淹没。“当代人作当代史”史观所强调的：“一是追求信史的理念。以当代人之优势把亲闻所见记录下来，有利于史料的丰厚储存。二是史学经世的意识。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以当代为主，着重研究具有现实性的问题，能更好地发挥史学的效用。”[2]

中国此次“世纪之交”，以宽幅计，可自改革开放的 1978 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科学的春天”始，至新冠疫情时期， 40 余年；以中幅计，可自 1992 年“小平南巡”，经 2001 年加入 WTO ，至 2010 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8 年。这是大的历史洪流，而洪流中的细支又都会有自己的窄幅“世纪之交”。对于科学文化出版，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视角会给出自己的时间剖面和段落取舍。本文所述之“科学文化出版与科学传播浪潮”的“世纪之交”，时程所指为 1992 年湖南科技出版社“第一推动丛书”出版，到 2005 年接力出版社《万物简史》上市，凡 13 年。

一、研究宗旨和基本判断

李良玉提出，当代史研究中“判断是一种思想方法”，认为“史学研究中的判断就是历史判断，具体体现为事实判断、情感判断、价值判断、逻辑判断四种学术路径”。[3]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有效又可行的研究思路，本研究鉴此思路挖掘史料，基于事实和逻辑进行判断，再做一些价值分析。当然，作为曾经的参与者，其中也会有情感成分，但研究中会努力靠近客观性。如下，先给出基本判断，再展开概念追索、过程回溯和相关分析。

出版是知识工程、文化工程、思想工程，从传播学角度，出版物属于传媒的一种，出版者客观上有“把关人”功用。本研究对世纪之交相伴相生的科学文化出版和科学传播浪潮进行梳理和分析，形成如下基本判断：

一是，当年那段时期的科学文化出版是有研究、有主张的出版，是出版者与研究者合作的、有意向主导的文化建设行为，而不是由市场牵引（最终牵引了市场）的商业行为；有主张、有行动是其特征，这在科学传播理论上谓之“二阶+一阶”。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理论研究与科学文化出版实践相辉映，出版物作为研究者“二阶”研究的成果，研究和出版过程作为“一阶”行为本身。

二是，出版、研究、媒体同频共振，形成一种现象——出发时无自觉、回头看时成浪潮。期间，研究者、出版者、媒介传播者们身份有交叠和互易。

三是，对科学精神的弘扬是此次浪潮的核心，围绕科学精神的讨论及其引领下的科学传播研究，以及对传播理念本身的传播，充分体现了科学传播不是单向的，而是广泛的交互：科学知识拥有者向非科学界传播科学，人文社科界向科学界传播人文精神和社会文化，形成互动。讨论和交锋共同提供了对科学的理解，取得共赢，也验证了互动论。

四是，科学传播研究者认为科学传播不是科普概念的延伸，而是科普新形态，主张以“科学传播”取代“科普”。此主张虽未实现，但使科普概念得到洗礼，获得了全新内涵。

五是，由科学文化出版助力的科学传播，助推了中国科普事业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科学的精神气质和整体风貌。

二、概念追索

为将世纪之交科学文化出版与科学传播交互发展的这段历史梳理清楚，需要先理清科学文化出版、科学传播、科学精神、一阶 +二阶，这些概念。

1. 科学文化出版

1999年，王一方撰文在科普出版及其理念提升意义下回顾 1978 年后的 20 年科学文化出版历程， [ 4 ]将科学文化读物界定为具有“走向理解与智慧、走向大众、走向批评、走向边缘与交叉”特征的科学相关出版物。本文的研究支点在于科学文化出版与科学传播浪潮交互作用而对中国科学意识、科学精神等的启蒙和弘扬，以及由此而对中国科普事业的助推，概念和时程划分与王文有较大不同。

本文所述之与科学传播共进意义上的“科学文化出版”是个狭义概念，指以展现科学过程及科学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传达科学方法、揭示科学技术的双刃性、启迪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促进科学的公众理解等为主要特征的出版活动。这样的出版成果及其传播，前所未有地呈现了科学技术的强大魅力、从前很少被关注的双刃性以及令人醍醐灌顶的科学精神。此类出版物曾被模糊地称作“高级科普”“高端科普”，科学精神是这一出版和传播过程的灵魂。

这里对科学文化出版的狭义界定中未包括作为传统科普主力的“知识普及”（此词组默认包括“技术推广”），原因有三：一是，科学文化出版物，必定内含科学知识，无须刻意强调；二是，普及知识是传统科普的主要特征，科学传播恰是对传统科普的补充和提升，并形成与传统科普的一个区别；三是，一定意义上，默认此类读物的读者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

2. 科学传播

国内，“科学传播”一词一直在三种语境或范式下被研究和传播，“传播”本身也经历了传播过程。

（1）传播学范式下的科学传播研究

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翟杰全以笔名“莫夫”首发文，将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用于研究科学过程，提出将科学传播“作为科学学的一个分支”，[5]并于次年复论。[6]2002年翟杰全调整概念：“科学传播是指‘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在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包括专业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技术扩散等四个基本方面”；[7]同年出版《让科技跨越时空》，[8]全面阐释其科学传播见解。翟采用的是第三方视角的定性研究，主要研究传播机制，较少涉及传播内容。

2000年，林坚以“论科技传播中的信息选择”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此为国内首篇以科学传播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林坚在以信息选择视角研究科技传播机制的同时，提出了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技文明的传播问题，提出构建一个有效的科技传播网络的问题。[9]2002年林坚出版《从书海到网路》，讲解科技传播的演进历程。[10]

之后，除中国人民大学外，又有复旦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学校开始了科学传播研究方向的博士培养，加之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工作，取得了大量传播学范式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

（2）官方科普工作范式的科学传播活动和研究

1995 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纪念《科学》创刊 80 周年暨复刊 10 周年纪念号上发表题为“传播科学，任重道远”的文章，首次在传播科学的意义下使用了“科学传播”“科学传播普及工作”这样的语词组合，指出：“复刊后的《科学》以受过一定科学训练（大专以上程度）的人为主要读者，以在科学技术研究一线工作的专家学者为主要作者，以学术性与普及性兼顾的综述（即‘隔行能看懂，本行受启发’的高级科普）为主要表述形式，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沿发展作全视野的综合介绍。”[11]此文在解释科学传播工作之外，还以括号标注的方式解释了科学家心目中的“高级科普”这个语汇的一个含义。

在1996年2月7-9日召开的全国首次科普工作会议上，周光召再次阐释科学传播：“科学实践毕竟是部分社会成员的活动。为将科学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告之于全社会，并将科学工作者的劳动成果转化为全社会的财富和现实生产力，就需要科学传播”，从传播学立场将传播过程大致分为“科学交流、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三个层次。[12]

期间，李大光等人将国外用于科学传播研究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 [ 13 ]方法和“公众理解科学”理念介绍到国内。 [ 14 ]官方工作范式下，中国科普研究所等国家和地方科协、科委系统的研究机构和科普机构成为主力。

（3）科学文化范式下的科学传播研究和传播活动

科学文化范式下的科学传播，将科学传播机制和传播内容及科学传播的主体、客体、载体、过程结合起来研究——“一阶+二阶”研究，并以研究推动科学文化出版实践，主张以“科学传播”取代“科普”，提出与科普的单向灌输相区别的科学传播“互动论”。

1996 年 11 月刘华杰发文区分科普的几个层次：“一是‘行业间’普及……；二是文、理、工之间普及；三是专业研究人员向非专业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普及最新科技知识，科协系统的普及部门有计划地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四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普及。”[15]2000年7月刘华杰再发文，指出“科学传播”与“科普”的主体结构不同：“‘科学传播’是指一定社会条件下科技内容及其原层次分析和探讨在社会各主要行为主体（如科学共同体、媒体、公众、政府及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双向交流的复杂过程。”“行为主体自身之间都有反馈关系”；“‘科学传播’的最终目的是使全社会特别是决策者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获得一种整体性观念，使科技发展服从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16]

2000年12月-2001年6月，张开逊连续在《中国青年科技》《中国科技月报》《科协论坛》《民主》《科学新闻》《科技导报》发文谈“今天传播什么？”，提出“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应该是永恒的主题”；“科学传播应该帮助人们实现观念的变革，使科学成为人类文化价值的重要源泉”。[17]

吴国盛认为应该把“科学传播”视为“科学普及”的一个新形态，并作为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延续，[18]主张以此来整合视野越来越广、内涵越来越深的新世纪科学普及事业。[19]刘华杰也认为“称现代科普为‘科学传播’更合适”，指出“传统科普预设了两个不可逾越的等级层次以及施众和受众的固定角色，科普过程简单说就是科技知识向下灌输。另一个隐含的预设是：‘科技总是好的，无条件地对社会有益，因而只要是科技优先，发展什么都无所谓’”[20]刘兵则认为简单取代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需要细分一些具体情况。[21]江晓原认同传统“科普”概念需要拓展，但主张以“科学文化传播”取而代之。[22]

科学文化范式下的科学传播研究，虽也研究传播机制，但更侧重对传播内容的研究和对传播活动的参与——“二阶” +“一阶”，将理念付诸行动。这一范式曾一度以吴国盛、刘华杰、刘兵、江晓原为主力，后田松加入，被戏称为 F5。

3. 科学精神

与“科学传播”之三种比较明显的范式差异不同，对于“科学精神”的理解从强科学主义、理性科学主义、理性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或自由主义到反科学主义，形成一个谱系。

（1）强科学主义的科学精神

强科学主义反对迷信和伪科学，强调科学的绝对客观性、确定性、通用性和优越性，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来解决，持科学至上、万能的态度。强科学主义者的一般性表达不可谓不正确，例如何祚庥指出“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三个特征：主张实事求是、客观真理和理论联系实际。[23]但在真正联系实际、面对具体问题时，却会让人畏惧，例如，何祚庥曾明确表示：支持克隆人；[24]反对敬畏自然，认为敬畏自然会导致反科学；[25]提出用原子弹炸开喜马拉雅山引水北上方案。[26]

强科学主义的科学精神在中国根基较深，曾对反迷信、反玄学、引进赛先生等起过重要历史作用。所遗留下的强势，其实并非基于科学，而是如李醒民所说“将科学混同于技术”所形成的“货物崇拜”（cargo cult）心态。[27]改革开放之初，持有这种观念的人较多。

（2）理性科学主义的科学精神

理性科学主义的科学精神强调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支持合理的怀疑主义。如，周光召曾言：“科学精神概括地说就是：坚持科学态度，采用科学方法，不畏艰难险阻，不断地追求真理，进取创新，努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求得对客观世界的状态和结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并用它作出预测，指导进一步的实践，去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又言“怀疑，但不是怀疑一切”，以及“我们必须在全社会普及基本科学知识的同时，大力弘扬科学精神”。[12]在1995年为吴国盛《科学的历程》所写序言中，周光召指出：“唯有科学知识得以普及、科学精神深入人心，我们的社会才算真正走入了科学时代，科技才能真正推动各方面的现代化。”[28]马来平认为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包括：“普遍怀疑的态度；彻底客观主义立场；逻辑思维的原则；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精神；精确明晰的表达方式。”[29]

（3）理性人文主义的科学精神

理性人文主义的科学精神与理性科学主义的科学精神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对科学双刃性的反思，强调科学的民主和批判精神，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注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平衡。刘大椿指出：“科学精神包括：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求实态度；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对知识的渴求，对可操作程序的执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憎恶；对公正、普遍、创新等准则的遵循”；“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理论上不是对立的，在实践中更是相容的”；[30]“科学精神……包括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开放精神、民主精神、批判精神等诸多方面”[31]；认为在中国科学主义还没建立起来，故而不赞成大搞反科学主义。[32]李醒民主张，科学精神是基于墨顿所提出的真善美统一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主张科学和人文“在精神实质和深层底蕴上的相通和互补”，“科学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文精神”。[33]张开逊指出：“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昭示公众，以哲学的睿智和理性的人文精神关注科学，驾驭现代技术，保证人类文明之舟行进在安全的航线上”。[17]

（4）人文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科学精神

孟建伟指出：“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34]“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功利主义的科学观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科学的理解”“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观和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又进一步加剧了所谓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的分离和对立”，主张面对“现实的人”，不仅实现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还应实现“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35]吴国盛认为，科学精神的本质就是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与“效用的精神、权力意志的精神、科学至上的精神相对立”；[36]“科学作为西方的人文是自由的学问……弘扬科学精神，弘扬的应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亦即自由精神”。[37]

（5）“反科学主义”的科学精神

“反科学主义”和“（反）科学文化人”，是F5由于坚定地强调反思科学的本性及其双刃性、强调对自然的敬畏而被贴上的标签。“（反）科学文化人”们强调自己所主张的是“反‘科学主义’”，而不是“反科学”的主义。刘华杰曾表明自己其实是个“弱的科学主义者”，[38]主张科学精神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逻辑自洽与经验证据”；[39]界定科学主义、阐释其所主张的“反‘科学主义’”。[40]田松则认为，我们的社会缺乏科学精神，原因在于科学精神与科学一道被神化，主张破除神化、“直接拆了”。[41]在对“反科学主义”的定性上，田松、江晓原、刘兵与刘华杰一致，表明被贴上标签的“反科学主义”，其实反的是“唯科学主义”。[42]-[44]

20 世纪 80 年代许良英、查汝强等关于科学精神讨论的第一波高潮之后，90 年代再度升温，1996 年前后形成新一波高潮并持续走高，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强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讨论热烈，龚育之、刘大椿、张开逊、李醒民、孟建伟、马来平等参与其中。F5为代表的“（反）科学文化人”与强科学主义、传统科普人士之间由于观点高度对立而辩论激烈。当时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民主与科学》《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科学时报》《中华读书报》等纷纷组织专题和笔会，支持辩论展开。1992年起始的科学文化出版浪潮、1996年全国科普大会的推进，特别是2002年《科普法》的颁布，使得对科学精神的研究持续增温。

在一词共举、其义各表的热火讨论中，各方取得了两点共赢。一是，“科学精神”这个词本身得到广泛接纳，写入2002年颁布的《科普法》，其总则第二条明确：“本法适用于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45]二是讨论放大了视野，各方都加深了对己方观点的认知及对对方观点的理解，加强了社会整体对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本身的关注。

世纪之交是互联网技术的古代，所用主要还是纸质传媒，读书还是学习和交流的主要方式。科学精神系谱不同频段的各方都在自己所理解的意义下，热忱而积极地参与到这场艰辛而价值重大的科学传播浪潮中。经十数年努力，带动了包括出版物在内的多样性科普产出，推动了中国科普事业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科学的精神风貌。

4. “一阶”“二阶”和“一点二阶”

“一阶”“二阶”和“一点二阶”这几个用语，源于程炼的文章《一点二阶哲学》。文中将哲学思维分为两个层次：与具体问题关系较强的各种求知究理作为一阶哲学，对更加抽象的如“哲学是什么？”“爱智慧”等元问题的追问作为二阶哲学，并指出“二阶哲学无论怎么做都是不结果实的”。[46]刘华杰借程炼此论，提出科学传播的“一点二阶”立场。胡亚东在为刘华杰《一点二阶立场》一书所作序言中对“一点二阶”作了“‘一点二’阶”或“一点‘二阶’”的妙解。[47]“一阶”和“二阶”的划分，因其内涵的方法论价值而被更广泛的学界接纳，渐成通用学术话语。

“一阶+二阶”，是世纪之交科学传播活动的一个特征。科学文化出版研究者们自称以“一点儿”“二阶”立场做“一点二阶”工作，表明自己并不完全站在科学立场，也不完全站在哲学立场，而是在做相结合的工作。吴国盛解释：“面向公众的一阶科学传播工作”和“科学传播的二阶理论研究”。[48]

像许多基本概念的命运一样，大家对“一阶”“二阶”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但不影响对这个概念的默契使用。

三、浪潮回溯

本文是在窄幅时程（1992-2005年）的“世纪之交”概念下，回溯狭义“科学文化出版”与“科学传播”协同共进的历史。这段大约只有13年的小小历史片段，出发时无意识，回头看形成了对其后中国科普事业起到相当大推动作用的文化浪潮，有人甚至认为形成了一场现象级的科学传播运动。

1. 泥沼中涌起的前浪

2004年，时任科普出版社总编辑颜实，对传统科普出版有五点总结：“（ 1）……内容严重滞后，……书中充斥着常识性的甚至是过时的知识；……（ 2）……都将内涵局限于基本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普及…… ；（ 3）不仅内容枯燥，而且缺乏个性张扬，创作观念和手段陈旧，……仍采用灌输式和教科书式，形式和内容上都缺乏能吸引读者的创新策划…… ；（ 4）作者……称得上优秀的寥寥无几，发行市场也并没像所希望的那样火热起来…… ；（ 5）内容雷同选题低层次重复，知识、技术、技能普及类图书仍唱主角，技术替代科学、技术淹没科学、科学技术与社会人文分离，……作品‘寿命’极短。” [ 49 ]颜实的总结真实地呈现了当时科普出版的一般状况，可谓深陷泥沼之中。

改革开放之初，时代的启蒙始于出版，走向传播。一些综合性启蒙丛书的出版打开了国人的视野，成为文化盛事，为困顿闭塞的中国社会吹进了清新的学术、理性、科技和文明之风。若将本文主述的浪潮标为“此浪”，那么改革开放后 80年代伊始的宏大的综合性出版浪潮可谓此浪的“前浪”，又引发了“后浪”。

宏大的“前浪”中产生了许多至今屹立不倒的图书品牌，如： 1982年商务印书馆始创的“汉译名著”书系； 1984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 1986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的“面向世界丛书”； 1987 年人民出版社的“三个面向丛书”，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三联书店的“读书文丛”“新知文库”“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学术文库”“诗与思文丛”“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等。

除综合性丛书中收入了许多至今仍为经典的科学文化类著作外，此期也有一些散点出版、引发好评的“高端科普”作品，如：北师大社 1978年 5月出版的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科学社 1979年 2月出版的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商务印书馆 1982年 11月出版的坎农的《躯体的智慧》；三联书店 1983年 1月出版的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

这些丛书名和书名是一个时代的标记，是大时代的启蒙载体和群体记忆，是浇灌饥渴文化荒原的甘霖。在雄劲前浪的带动下，涌现出以“第一推动丛书”为代表的多种科学文化类图书成规模聚集出版，形成“此浪”盛景。在这一浪潮中，科学文化出版物从精英阅读起始，逐渐为公众接纳，直至溶入大众读物的“后浪”。

2. 此浪

世纪之交的科学文化出版和科学传播浪潮，始终伴随着科学传播理论研究和科学文化出版两条线的互构，其间研究和出版都是有意向、有主张的。

标志性起点是1992年湖南科技出版社“第一推动丛书”的出版。这是一套引进版“高级科普”，首批上市的《上帝与新物理学》《可怕的对称》《原子中的幽灵》《时间简史》《细胞生命的礼赞》五书，都是科学写作之精品、名品。书名中透射着科学的魅力，加之外观黑红白的大色块、强对比醒目设计，一经推出就成为各地书店的亮点，吸引读者去窥探科学的奇妙世界。有惊世骇俗之效的《时间简史》，更是取得了超级畅销业绩。时间还有历史？勾起巨大的好奇心，买回阅读发现其中科学和哲学的论理极为深奥，基本没几个人读得懂。于是有了据说始于刘兵之口“读懂读不懂都是收获”的读书雅句飘传，大有购得此书便收藏了科学智慧之势。

“第一推动”是大启蒙“前浪”中的闪光品牌，又是后续“此浪”的起点，引领出一个出版新方向。

“第一推动”的理念和操作起点，要追溯到当时的北大研究生吴国盛1986年的文章。据李永平回忆：吴国盛的那篇文章广为传播，激发了他要找到吴国盛并与之合作的热望，这才有了 1992 年“第一推动”和 1995 年《科学的历程》的出版。

李永平说，丛书推出后，他向吴国盛邀约科学史书稿。当时吴国盛年仅28岁，李永平也才30几岁，两个年轻人说干就干。于是，一部科学史通俗化学术著述、大幅度文配图、开风气之先的《科学的历程》一书出版。1996年2月，李永平因对科普工作的突出贡献，获得了首届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召开时颁发的“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奖励。

“第一推动”和《科学的历程》是国内科学文化出版的两项里程碑成果，至今口碑不逊，畅销不衰。在其感召和启示下，一些有敏感性和相关能力的出版社起动了各自的出版项目。这些图书的陆续推出，成为当时图书市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表1所列为自1992年12月“第一推动”起始到 2004 年 12 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鸿篇巨制的引进版大型七卷本套书《技术史》上市期间，各出版社推出的有代表性的科学文化出版物。

表中所列多为套/丛书，除上面已讲到的“第一推动”和《科学的历程》之外，每一部 / 套也都可圈可点。限于篇幅，只选讲其中几例。

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始出的“科学大师佳作系列”丛书参与的是一项世界出版工程，以英语译成20多种语言在各国同步出版。该丛书中文版编译委员会主任、时任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称其为“世界科普出版界的一项盛举”，作者之一的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Dennett）说：“我将这项计划视为向这个世界撒下了一张网，它捕获的将是我们这颗行星的下一代思想家和科学家。”[50]可以想见，那还是一个全世界都充满科学热忱、激动人心的科学浪漫主义时代。吴国盛说：“第一批出版的《宇宙的起源》《宇宙的最后三分钟》和《人类的起源》，正是作为权威科学家讲述的‘起源故事’而备受读者青睐。”[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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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主持的几个项目也有节点价值：吉林人民出版社于 1997 年的“绿色经典文库”、1998 年的《21 世纪 100 个科学难题》，以及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的“北大科学传播丛书”。“绿色经典”由吴国盛主编，汇集了人类绿色运动史上起到过关键作用的经典著作，可以说这些书重塑了人类的历史。“文库”在环保界、人文学术界和文化传媒得到广泛反响，李永平称其为“本世纪最后一个文化制高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出版座谈会上，专家们认为此丛书的出版是中国环境保护进程中的一件大事。由中国科学院政策局李喜先召集组织、中国一百多位科学家参与著述的《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是典型的科学同行之间的科学传播，该书集中阐释截至当时人类所面对的、指向未来的前沿科学难题，中国科学院破天荒为一本书的出版召开出版座谈会。会议由时任副院长白春礼主持，时任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组长周光召、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及时任副院长许智宏等科学家发表讲话。科学家们充分肯定此书的开创性工作及其对提升中国科学界研究层次和科研信心的贡献，称该书的出版“应该在中国科学的发展史上记上一笔”，有科学家对笔者说：“你构筑了一座科学堡垒。”2004年1月出版的“北大科学传播丛书”是国内出版的首套科学传播理论研究丛书，主编吴国盛在总序中说：“本丛书将反映我们在科学传播理论研究方面的基本思路。作为一项从头开始的研究事业，我们首先要了解发达国家在科学传播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既有成熟理论，所以我们最先在丛书中推出的将主要是译著。以后，我们将陆续出版扎根本土的、有自己特色的科学传播理论著作和教材。”可惜，设想的接续出版没有进行下去。

1999 年由河北大学出版社韩建民主持的“世界著名实验室传记丛书”，出版方式独树一帜——由出版社出资延请科学史家到被选中的世界著名实验室实地探访调研，著述实验室传记。当年出版了两部：《卡文迪许实验室》和《贝尔实验室》。这是真正介入并支撑科学研究而取得的出版成果，充分反映了策划编辑和出版决策者的眼光和魄力。

2002年5月由刘大椿主编的“走近新科学丛书”，是一套兼具学术性和科普性的著作，丛书5个分册的内容设计在当时都是开拓性的。其中刘大椿和段伟文的《转型驱动力：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何立松的《双刃剑的困惑：技术价值的分析》，所针对的问题至今尤在前沿。

然而，不得不说这许多的“备受青睐”“文化制高点”“独树一帜”和“开创性”，是同道之间才理解的精彩。并非所有科学文化精品都能得到“第一推动”、特别是《时间简史》那样的幸运，“叫好不叫座”是当时高级科普的另一个标签。韩建民记述：“科普出版物发行量都不太理想，据中华读书报统计印数超过5000册的还不到一半，印数超过10000册更是凤毛麟角。有些编辑只是因为在责编其他教育类图书为出版社创造了利润，才以非常执着的态度献身科普图书出版事业。”[52]作为科学文化出版策划人的刘兵和刘华杰也曾分别记述过当时“科普观念上的矛盾”[53]和出版、发行机制的僵化。[54]

另一现象是，此浪中的优质出版物以引进版译著为主。引进书，由于是对原著成品的选择，内容基本有保障，但译文质量是个较大的问题。译著尚且难以保证质量，原创精品则更加困难。笔者曾发文谈及科普原创的“五缺”：缺主体、缺媒体、缺文化、缺精神、缺机制。[55]科学文化图书横跨文理两大部类，学科交叉、领域交叉，对策划者、著译者、文字编辑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著译者和编辑队伍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文化荒芜的十年及其后多年文理分科，致使我们的社会具备全面能力和素养的综合性人才奇缺。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当时的科学文化出版人，都有孤军奋战、难以形成更大的出版力量之憾，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是个例外。

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卞毓麟研究员和当时刚从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中心毕业的潘涛博士先后加盟上海科教出版社，为科学文化出版带来了新气象。两位共同打造了科学文化图书出版的稳定高峰和旗舰——哲人石丛书，该丛书包含多个系列：当代科普名著系列、当代科技名家传记系列、当代科学思潮系列，还有“金羊毛书系”“八面风文丛”等。2004 年 12 月，由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主编的大型经典译著七卷本《技术史》的出版，成为上海科教社科学文化图书的又一名片。

然而，宏大多彩精致如“哲人石丛书”，也破不了叫好不叫座的魔咒。2005年2月，以做儿童畅销读物见长的接力出版社介入科学文化出版，隆重推出精心包装打造的《万物简史》，以全新的市场营销方式打破了僵局。

《万物简史》一举成名，除首版的文字版外，又细分受众做出彩图珍藏版、少儿彩绘版、百万册纪念版等多种版本。至 2017 年，12 年销量突破100万册，这是科普书中除《时间简史》外不曾有过的辉煌。受《万物简史》成功的鼓舞，众多出版社加入科学文化出版队伍，甚至出现一波“简史”热。地域偏远如海南出版社、完全社科类如商务印书馆、商业运营者如中信出版社、民营出版公司如“湛庐”、深度专业化者如高等教育社，以及许多地方科技社、少儿社、城市社，甚至画报社都加入了科学文化出版阵营。选题从取决于主持人的专业偏爱，到取决于市场。

《万物简史》后，科学文化出版物汇入大众出版的汪洋，不再是一个特殊的出版品类。科学文化出版完成了从“不受市场左右”的观念导向出版，到引领了市场、“成为真正的市场行为”的嬗变，也为本文所谓科学文化出版与科学传播浪潮的“世纪之交”画上了句号。

F5全面参与了这一波的科学文化出版，吴国盛以一篇少年雄文起动了李永平“第一推动”组织工作，并独立撰著了《科学的历程》，成为“此浪”肇始期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之一，他还主编了吉林人民社的“绿色经典文库”、中国社科社的“科学观念丛书”、北京大学社的“北大科技哲丛书”和北理工社的“北大科学传播书系”等；刘兵是“第一推动”的编委，又一手策划并参与组织了江西教育社的大型系列丛书“三思文库”、主编了吉林人民社的“大美译丛”和《保护环境随手可做的100件小事》；刘华杰、江晓原、田松都是各套丛书的重要译著者。科史哲界还有学者主持或参与策划了一些科学文化图书的出版，如任定成主编了河北科技社的“鸟瞰科学丛书”、复旦大学社的“剑桥科学史丛书”，田洺参与了三联书店和北理工社及其他出版社一些丛书的策划，李大光、胡新和、方在庆、武夷山、蒋劲松、苏贤贵等都参与了一些策划和著译工作。

除了明确在“二阶+一阶”观念下高调致力于科学文化出版策划和著译“一阶实践”的F5，一些在科学精神研究方面走在前沿的学者，也默默地贡献着有重要价值的科普作品，其中刘大椿、李醒民是典型代表。

3. 后浪

2005年后的一段时间科学文化出版进入相对安静的平台期，表现：一是，已经开启的项目接续出新，但没有太明显的亮点；二是，新加入的出版社需要一段时间的探索，等待市场反响而形成各自的影响力。

期间一些冲浪者转型或转岗。人员流动虽有出有入但入不敷出，形成了一个相对低落的时期。离开出版前沿者如：主持“第一推动”的李永平经几年转岗后退休，“第一推动”一度停更；先后在吉林人民社、科学社、北理工社主持多个科学文化出版项目的范春萍转岗学术期刊又转岗任教；江西教育社的黄明宇、上海科技社的吕芳离开出版界；韩建民脱离河北大学社去读博士，毕业后被委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又转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做主题出版研究；潘涛荣升上海辞书出版社总编辑，后调任金城出版社总编辑——韩、潘两位虽兜兜转转未离开出版界，但由于担任领导职务而不能专心于科学文化出版了；先后在青岛出版社、《中国图书商报》、华夏出版社主持相关工作的王一方转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北理工社、科普社、《科技导报》社社长，推动科学文化出版的苏青，转岗中国科技馆；曾主持《中华读书报》科普栏目的呼延华转至人民大学社从事社科类图书出版；《北京科技报》的吴燕、《科学时报》的熊卫民等科学传播主力记者进入学界。加入出版前沿者如：曾任《中国图书商报》副主编、支持过多项科学文化图书传播活动的黄集伟出任接力出版社副总编，对该社《万物简史》选题的上马和运营发挥了重要作用；曾主持《科学时报》“读书周刊”和“科学周末”的杨虚杰加盟科普出版社，对“新博物出版”“后浪”功不可没。

作为科学文化出版功勋策划人的学者们学术兴趣也开始转向，例如F5中：在自然哲学和科学史领域深耕的吴国盛扎进技术哲学、现象学研究，后带着被加持的学术功力回归科学史研究，从北京大学转入清华大学创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和“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同时加盟民间新教育力量“高山大学”带领学员读书、游学，将“一阶科学传播”做出新境界。以复杂系统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见长的刘华杰倾情博物学研究，以一己之力复兴博物学这一古老学术和实践领域，引领令人瞩目的“新博物运动”，将博物变成一种比“一阶”更基本的生活，再以生活本身展开传播。田松沉入工业文明批判和自然人类学研究，与刘华杰一同参与博物实践，也是一种向“一阶”的下沉。江晓原醉心读书、评书并捉刀著文科幻传播；刘兵更多关注地方知识和基础科学教育，所做研究持续留在“二阶”。

尽管如此，“此浪”到“后浪”年代，科学文化语境下的科学传播研究还是揭示了一些现象和规律、提出一些理论主张，如吴国盛多次阐释“科学走向传播”“互动论”“专业队伍+市场化”“第三种文化”“自由是科学的前提，科学即自由”等观念；刘华杰提出科学传播的“一点二阶立场”“公民立场”“科学元勘”“缺省配置”“学妖”“逾阶”“直接生产地方知识”“人与大自然母题”等概念，共同阐释“互动论”和由田松提出的“四姨太效应”；田松提出“有限地球时代”“田松链”（刘华杰名之）及相关系列定律，展开科学史的学习逻辑研究，阐释“学妖”和“四姨太”效应；江晓原对科技成果之专业和学术传播方式进行检讨和批判。较之“此浪”年代以参与科学文化出版作为“一阶实践”相比，F5 在“后浪”年代“一阶下沉”扩展至更广泛的领域。

可能是澎湃潮涌之后的沉静将孕育更大的浪潮、可能是十数年科学传播以及引进国外经典、精品好书埋下的种子发了芽，也可能是应了程炼的那个一阶研究才更可能结出果实的判断，沉静之后，“后浪”涌起。

“后浪”中有三条亮线。一是，刘华杰引领的博物图书出版浪潮，此线已有大量作者和出版者跟进，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板块和商务印书馆、科普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样的博物图书出版重镇，以田松言：“‘科学传播’运动结束，‘新博物运动’开启。”二是，像刘夙、蓸则贤、涂子沛、刘茜、尼克、吴军等一批高端科普图书原创人才、大量优秀译者，以及以余节弘、鞠强、侯俊琳、陈静等为代表的一批出版界后起之秀脱颖而出，改变了科学文化好书清一色引进版，而引进版图书译文质量又普遍堪忧的局面。三是，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科学传播跃出纸媒，出现许多非常好的科学传播公众号和自媒体。

四、浪潮成果和价值讨论

回头看这场不期而成的科学文化出版和科 学传播浪潮，成果丰硕、意义重大，其中有二 阶的意识、精神性成果，一阶的建制性、实践 性成果，也有科学界以及全民科学素养提升这 样的社会性成果。

1. 对科学精神的弘扬

科学传播浪潮以对科学精神的弘扬，一定 程度地抑制了伪科学、超越了唯科学，虽然与 理想状态还有相当距离，但也真切地改变了中 国科学的精神风貌。对“科学精神”的弘扬及 与之相伴随的对“科学文化”的理解，是此次 浪潮的核心成果，促进和影响了对科学本身的 理解，推动了中国科普事业和科学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弘扬科学精神经历过潮起潮落的历史。20世纪早期引入赛先生时倡导的科学精 神，强调反迷信、反玄学，摒弃之乎者也，提 倡白话文，主张进行科学研究、理解科学规律、 符合科学精神。如，1935年《复旦学报》所载 郭步陶文，追问新闻是否科学：“如果列为教科，即须合于科学研究，符合科学精神。”[56]五六十年代以革命精神、革命热情诠释科学精 神，反对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宗教神学，强 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先是 由教育界和文艺界、哲学社科界发起科学精神 讨论，主要是与民主、道德、科学素质、精神 文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人文精神、反对 权威崇拜相关的科学精神。80 年代一些科学 界人士如吴明瑜、宋健等，科史哲界人士如于 光远、许良英、范岱年、李宝恒、龚育之、查 汝强等加入了科学精神的讨论。科史哲界发生 了著名的以许良英和查汝强为首、如今已过世 或在世的许多前辈都参与其中的科学精神大辩 论，使科学精神得到更多关注，引发更多思考， 使真理越辩越明。

90年代，科学精神在科史哲界和科学界引 起更广泛的关注和传播，更多学者、科学家加 入了讨论，有几个关节点：一是1992年“第一 推动”的序言，借助该丛书这个广泛传播的载 体，带动了对科学精神的重视和讨论，其高潮 与人文学界、科史哲界就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关系的讨论处于同一波段；二是1996年首次全 国科普工作会议对科学精神的倡导，得到传媒 的广泛反响，引发了一波讨论和传播科学精神 的行动，此段官方工作范式下的传播工作相对 活跃；三是包括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和“反科 学主义”在内的“科学文化人”与强科学主义， 科学传播、科学文化学者与传统科普阵营的大 辩论；四是 2002 年颁布的《科普法》，正式写 入对“弘扬科学精神”的要求。

“第一推动”作为此番科学文化出版和科 学传播浪潮的发端，其“总序”指出：“只有全社会的人具备较高的科学素质，以科学的精神 和思想、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作为探讨和解决各 类问题的共同基础和出发点，社会才能更好地 向前发展”；精选推出“一批关于科学思想和科 学精神的世界名著”，“目的就是为了传播科学 的精神、科学的思想，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精神 和思想，从而起到倡导科学精神、推动科技发 展、对全民进行新的科学启蒙和教学教育的作 用”。[57]李永平回忆：总序中写入“科学思想”是杨乐提出的。当时的科学界还没有广泛重视 科学的“精神”维度，例如1995年上海科技社“科 学大师佳作系列”的序言由时任中国科协主席 朱光亚所作，未涉及科学精神，其中写到：“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 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从科学 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教育普及3个方 面推进科普工作。”[50]

1996年2月的首次中国科普工作会议是个 重要节点，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题为 “加强科学普及，弘扬科学精神”的大会讲话 中全面阐释了他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号召弘扬 科学精神。作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代表 的李永平，也以“弘扬科学精神，推动社会发展” 为题作了大会发言。这次会议开启了关于科学 精神的新一轮研究和讨论，奏响了中华大地弘 扬科学精神的主旋律。

从1994年《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 若干意见》中只有“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 学思想”三个方面，到2002的《科普法》中变 成“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四个方面，八年间的重要转变，与以“第一推 动”为代表的科学文化出版物的传播、首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的倡导，这一期间关于科学文 化、科学传播、科学精神的大辩论中对相关理 念的澄清，以及所引起的科学界和社会各界对 科学精神的重视分不开。

这些都是科学传播中，人文社科界、交叉 学科界与包括研究、管理、普及在内的科学界 交流、交锋、互动的成果，体现也鉴证了科学传播“互动论”方式对灌输方式的超越。

2. 对科普概念的洗礼

世纪之交的科学文化出版和科学传播浪 潮，使“科普”概念经历了“科学精神”“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等观念的传播和讨 论的洗礼，吸纳了丰富的新内涵并融入到科普工作之中，此“科普”已不再是彼“科普”，改变了中国科普事业的面貌。

前已述及，当年的“科学传播”有传播学、 科普工作和科学文化三种范式：传播学范式， 将科学普及作为科学传播的一部分；官方工作范式，在“传播科学”的语义下，将传播作为 普及的一个补充和注释；科学文化范式，主张 以“科学传播”取代“科普”。传播学范式的 研究由翟杰全、林坚等起始，中国人民大学、 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 国科普研究所等多家学术团队加入；科学文化 范式研究与实践以科史哲学界为主，在80年代 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大讨论的基础之上，90年 代刘大椿、李醒民、孟建伟等众多学者又有许 多研究和建树，F5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强科学主 义成为突出代表；官方科普工作范式由周光召、朱光亚、韩启德、徐善衍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 科协的主要领导推动。世纪之交人文主义与强 科学主义大辩论告一段落之后，特别是《科普 法》颁布之后，以中国科普研究所为代表的官 方科普工作范式下的研究逐渐成为科学传播研 究的主力。科普所不但自己的研究团队投入研 究发表诸多成果，而且设立课题召集全国相关 研究力量共同研究带动研究热潮。曾经一直以 第三方视角进行机制研究的翟杰全加入科普所 的诸多研究立项，与任福君等人共同推出了一 系列书籍、论文、研究报告等成果。科普概念 经历了洗礼，获得新内涵，使科普工作呈现新面貌。

3. “科学传播”成为与“科普”并驾齐驱 的行业主题词

科学传播在不同语境下的三种研究和传播 力量形成制衡，也形成互补，取得了多赢的局 面：弘扬了科学精神、洗礼了科普观念，为科普注入新内涵，扩展了公众的科学视野、提升了各级各界对科学和科普的理解，取得了许多建制性成果。

以对科普机构和科普活动的命名为例：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国家自科基金委科学传播与成果转化中心、中 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协会科学传播工作委员会，科协系统科学传播 榜、中国科协“十大科学传播人物”、首席科 学传播专家，北京科技传播中心、北京市科学 技术研究院科学传播中心、北京科学传播创新 发展论坛、北京科学传播大赛，以及《科技传播》期刊创刊等，不胜枚举。另外，北京和天津市 都设立了专门的科学传播职称评定系列，中国 科协科普部发布的“关于组织实施 2021 年度 推动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第四批项目申报评 审的通知”中的“二、项目设置”中的第一项 为“（一）科学传播专家工作室建设试点项目”。这一切都说明，“科学传播”已经成为与“科普” 并驾齐驱的行业主题词，成为科学和科普事业 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之一。

4. 深化了科学的公众理解，对全民整体科 学素质提升做出了贡献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指标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之初到现在，已经提升了两 个数量级。公众科学素质提升，是典型的文化 慢变量，是一个宏观效果，其中包含多种因素 的贡献。图书出版、学术研究、媒体传播和科 学教育共同发挥作用，哪一方贡献有多大难以 量化。基于如上诸多解析，说本文所述的“世 纪之交”“浪潮”对此做出了贡献，应该可以 是个比较自然的结论。

然而，如曲格平在谈到我国的环保事业发 展时说过的：我们最大的成绩是加强了国人的 环境意识，最大的不足是国人的环境意识还不够强。类此，在日渐远离那个科学文化出版和科学传播浪潮澎湃的“世纪之交”后，直至今 日也还可以说：我们最大的成绩是弘扬了科学 精神，最大的不足是国人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和 持守还不够。这是科技发展、科技教育和科学 传播的重要任务，只有在对科学精神的理解最 大限度地达成良好共识的前提下，我们的科学 事业才能真正造福社会、造福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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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孟建伟 ］

——此文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