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北京晨报》

导读

文革”是动乱,哪里有什么廉洁、公平?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今天的贪官也不敢这么做;为讨好江青,马天水等花了100多万美元进口电影设备和胶片,只给江青一人享受;王洪文吃饺子,吃一口就吐,只是尝尝滋味……马天水、徐景贤、陈阿大他们每人都骗取特别津贴,还为“四人帮”提供经费,他们以试吃、试用为名,占有大量国家财产。

有幸找到一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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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李海文老师在家为读者签名

北京晨报:对“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的研究,此前很少有人关注,您是如何介入这一领域的?

李海文:我搞了10多年华国锋研究,华国锋曾说,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他干了两件大事,稳定上海是其中之一。因“四人帮”在上海已经营了10年,党羽极多,当时我为此写了7万多字,后来老干部严佑民给了我很多资料,他是1976年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组成员之一,197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2001年去世。这些资料涉及的内容长期不为人所知,我用了5年时间,将问题一一搞明白。

后来我遇到了这本书的第二作者王守家,他也是1976年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保存着当时的工作日记,堪称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有了这两方面的材料,再加上其他的档案材料,我才敢写这本书。

在“文革”中,上海、保定“造反派”闹得比较猖獗,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重点解决这两座城市的问题,我也曾想去研究保定后来的情况,但始终没得到更多一手材料,所以未做。

政策执行的教科书

北京晨报:历史已经过去,再做这些还有意义吗?

李海文:当然有意义。这些年,出版了一些对当年“造反派”成员专访的书,他们曲意辩护、自我美化,使后人产生错误认识。但事实上,上海处理“四人帮”余党的工作非常扎实谨慎,相关文档本人均经当事人看后签字认可,所以这么多年来,没有翻案的。

严佑民从事公安工作多年,他常说矛盾可解不可激,上海当时需“说清问题”的有一万人,最终仅处理了5000人,其余由各单位自行解决,最终仅有40人被判刑(不包括“打砸抢分子”);在最危急时,苏振华亲自到工厂,与工人面对面交流;当时上海社会还流散着有很多枪支,华国锋亲自拍板,允许工人上街庆祝粉碎“四人帮”……这些政策与做法,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历史需要有人记载,才能传之后世,才能成为民族财富,既然我有这么好的机会,干吗不写?这本书出版后,有老同志专门找上门来,说这本书是政策执行的教科书。

“造反派”的惊人腐败

北京晨报:在本书中,大量披露了“四人帮”及上海余党贪污、腐化的事实,今天很多年轻人觉得,那个时代最廉洁、最公平。

李海文:正是针对这些错误认识,我才特意加入了这些材料。“文革”是动乱,哪里有什么廉洁、公平?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今天的贪官也不敢这么做;为讨好江青,马天水等花了100多万美元进口电影设备和胶片,只给江青一人享受;王洪文吃饺子,吃一口就吐,只是尝尝滋味……马天水、徐景贤、陈阿大他们每人都骗取特别津贴,还为“四人帮”提供经费,他们以试吃、试用为名,占有大量国家财产。

在今天,有些人刻意把这段历史误读成“底层人起来,占了老干部的福利”,可“造反派”上台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了?叶飞被囚禁后,人们在路上遇到叶飞,还会向他敬军礼。“四人帮”被逮起来后,王洪文也当过军委副主席,为什么就没人向他敬军礼?

因为叶飞他们这些老干部为国家做过贡献,为人民做过好事,心中无悔,人民忘不了,以为通过造反、作假就能治天下,怎么可能成功?

得民心者得天下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文革”中最大的受害方是平民百姓。

李海文:就是啊。你看粉碎“四人帮”前上海的各项经济指标,哪个不在往下掉?为了上海一家发展,张春桥要求各省输血,弄得大家都恨上海,彭冲在江苏当领导,说十年没去过上海。

“文革”时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一个表妹在四川,她说“神仙造反,百姓遭殃”。我插队去黑龙江,还是比较富裕的林区,可商店里什么都没有,小孩问售货员“买汽水要不要票”,和三年困难时期差不多。我在那里当老师,到所有学生的家中家访过,许多家庭几代人挤在一张火炕上,住的是泥草房。

从建国以后到粉碎“四人帮”,全国只涨过7次工资,由于幅度太小,许多人印象中只涨过2次,以上海为例,许多30多岁的工人一个月只拿35元,因为没房子,只好几代同堂,挤在小屋中。

“四人帮”把国家搞成这样,人民能没有怨言吗?“四·五运动”后,“四人帮”组织群众游行,结果稀稀拉拉没几个人,而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上海等地人们自发游行,当时华国锋的夫人在外贸部工作,没有上级通知,大家就在院子内自己游行,人们究竟支持谁不支持谁,这不很清楚吗?

年轻人不了解历史谁之责

北京晨报:可今天在网上,有不少年轻人在美化“文革”。

李海文:这不能怨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把真相告诉孩子们,他们在现实中遭遇挫折,容易把“文革”中一些美好的词句当成真的,当年我们也曾为之感动,但理论和实践存在很大差距。

其实,所谓“造反派”都是一群什么人?其中很多是地痞、流氓,他们一上台就贪污,有一个造反派头头在郊区飙车把农民撞了,却要当地公安机关惩办农民,说他撞了中央首长的车,这不是恶霸么?可就是这种人,却得到张春桥的包庇。

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比“文革”时他们的父辈要好得多,但如今电视上天天演的都是大款们的生活,开好车,住别墅,一些人觉得有朝一日把这些大款们轰出去,自己也能在里面住两天,你就不想想,真是乱了,大款们说不准先找几个打手把你干掉呢?

“文革”本身就是闹剧

北京晨报:读了您的书,感觉对徐景贤、陈阿大等“造反派”头头的刻画有点漫画化,不知道您怎么看?

李海文:不是我写得漫画化,而是“文革”本身就是一出闹剧,造反派们干的那些事太荒诞、太漫画化。

比如徐景贤,还是个大学毕业生,他在“文革”中说医院是等级最森严的地方,要大夫、护士扫厕所,让杂工带听诊器给病人看病,有人生病了,想找老专家,徐景贤不同意,最终导致患者死亡,这不是草菅人命吗?可徐景贤自己得病,从来是找老专家看。

我插队前,带同学去晋阳饭庄去吃饭,结果被改造成大食堂,还没我们北大做得好,这都是学徐景贤的上海经验,让顾客自己刷盘子、自己端菜。

一些当年得过江青恩惠的文人在网上帮她翻案,却都是片面之论,比如说她懂戏,可她当年要把《沙家浜》中“智斗”一段删掉,这怎么就不提了?再比如说她“转战陕北”,说她是队伍中唯一的女同志,可当时周恩来、任弼时等都不得不和夫人分开,只有她能留下,有条件过夫妻生活。

江青后来刻意夸大这段历史,因为她没参加过长征,资格不够,“文革”时斗老干部时,有的老干部反问:我们参加革命时,你在干什么?红卫兵说那时自己太小,老干部们反问:那你爹在干什么?他们就没词了。

后来公审江青时,她也抄袭来,说:我转战陕北时,你们在干什么?结果台下哄堂大笑,谁资格不比她老?

8亿人中文盲占2亿

北京晨报:您在本书中谈了许多“文革”中的事,不担心别人说你是在给党抹黑吗?

李海文:“四人帮”是我们党中的败类,揭露他们的罪行,怎么是给党抹黑?“文革”是我们党主动纠正的错误,事实证明,我们的党是有一批好干部的,他们的功绩不应被遗忘。

在“文革”中,我们犯了错误,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如果我们现在不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这些代价就白付出了。

“文革”虽已过去,但它的负面影响仍在,“文革”使我们国家至少少培养了200万大学生,因为1965年我国每年培养20万大学生,如果按每年递增10%计算,十年动乱我们就少培养了三四百万大学生,此外我们还少培养了两千万中学生,少培养了一亿小学生,“文革“结束时,在中国的8亿人口中,文盲就占2亿。

我在东北教书时,很多初中生居然连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很奇怪,他们说,那时净闹革命了,什么都没学。

警惕“极端思维”卷土重来

北京晨报:您已经退休了,花这么大精力来写这本书,是否有点得不偿失?

李海文:“文革”毁了三代人,一代人正值40多岁,该出成果时没能出成果,另一代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基本没能从事本专业工作,再一代是今天4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没能受到良好教育。

“文革”降低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水平,结果导致痞子横行,什么问题都看得太简单,还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那套思维模式。所以我从不看王朔的小说,里面到处是脏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今一些骂人话甚至还被当成流行语收入词典。

经过“文革”,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差距一下被拉大了,科技方面落后欧美几十年。值得警惕的是:虽然“文革”已被彻底否定,但引发“文革”的极端思维依然普遍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读书人曾反省,当希特勒上台时,他们普遍采取了沉默态度,而正是因为没能勇敢地站出来,德国走向了民族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沉默。

当然,历史应该用事实说话,我这本书至少做到了内容扎实,所有材料均有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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