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成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在过去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县域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既是向沿海都市群与区域中心城市输送人才的“中转站”与“蓄水池”,又是大量县乡家庭生产生活的空间,是梯度城镇化的重要枢纽与关键空间。县乡孩子们在县域范围内接受基础教育,对于减轻县乡家庭教育负担、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县域仍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对县乡孩子们的健康社会化成长以及接受相对优质的教育亦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实施“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在这一管理体制下,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县中向城区集中或正在向城区集中。县域范围内一般有一所最为优质的县中,承载了县乡优秀学子经由教育向外、向上流动的梦想,承载了县乡家庭的教育期望,也是测度县域教育质量的一杆重要标尺。可以说,县中兴,则教育兴,县中衰,则教育衰、社会衰。

2023年10月-2024年1月,笔者与团队成员赴全国多个省份开展“县中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其中,笔者本人分别赴东、中、西部四个省份——浙江、山西、四川、贵州——多所县中开展了为期一个半月的深度调研。调研发现,当前在全国许多地区,县中塌陷往往同时伴随着基础教育阶段竞争层级的上升,这导致县域教育竞争不断被极化: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以及高中阶段承受了极大的竞争压力、家长从精力与资源两个层面被高度卷入、县中老师面对生源现状既辛苦又无奈。当正常的教育规律被破坏,县乡社会内部教育焦虑情绪不断蔓延,这一现状亟须得到教育部门的重视与解决。

究其根由,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教育产业化的无序发展导致县中发展面临着巨大困境,教育产业化特别是超级中学教育集团的无序扩张对县中发展造成的冲击远远超过了城市化推进、出生率降低等因素带来的影响。城市化推进、出生率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可进行政策调控但绝不可能被强力限制,但教育产业化的无序发展却违反了教育规律,造成教育竞争层级的不断上升,理应受到强力的教育政策的有效管控,以牢牢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当前,在我国一些省市范围内普遍存在三类超级中学。一是省会超级中学,一些超级中学还形成了(公私模糊的)教育集团,如成都“479”中学。这类省会超级中学借助其优势条件垄断了大部分竞赛招生名额,形成“ 马太效应 ”与“虹吸效应”。我们团队在全国多个省份调研发现,在省会超级中学教育集团形成“航空母舰式”规模、拥有垄断性优势的省份,大量地市州县中上层家庭会选择将成绩优异的子女送去省会超级中学就读。这些省会超级中学相当于对县中实施“砍头”行为,将县域“清北苗子”挖走。

二是区域性超级中学,这类超级中学往往也会形成公私之间藕断丝连的教育集团,对周边地市区县的优质生源产生虹吸,采取衡水中学式的精细化、严苛化管理体系来提升教学质量。在教育部出台越来越规范、较为严格的跨地区招生政策之前,这些区域性超级中学教育集团会采取各种方式在省内各地掐尖。此外,这些区域性超级中学往往还得到本地政府的政策与财政支持,成为一种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产业形态,从而形成垄断效应,将周边区县县中乃至市中击垮。在形成垄断性优势之前,这些学校会通过各种手段到各地掐尖,此时还是“买方市场”,优质生源拥有较高的“议价权”,但当这些超级中学形成垄断优势,且受到相关招生政策的限制时,则逐步转变为“卖方市场”,优质生源“议价权”降低。不过,为维持其垄断优势,这些超级中学会采取各种方式抢挖头部优质生源,并通过招收缴纳高额费用、成绩处于中下等位置的学生,来“以差养优”。这些区域性超级中学(教育集团)相当于对县中实施“腰斩”行为,将县域范围内头部生源抢挖走。

三是私立超级中学教育集团,在一些省份,这类私立超级中学教育集团在过去十至二十年间以资本化运作方式逐步发展壮大,并通过开办十二年一贯制的学校留住部分优质生源,再通过掐尖招生的方式吸引部分优质生源,以较高的教学成绩吸引了大量的学生与家长。相比于有公立色彩的超级中学教育集团,对于这些采取市场化、资本化运作形式的私立学校,教学质量是其生命线,因此,吸引优质生源对这些私立学校是重中之重。为抢挖优质生源,这些私立学校无所不用其极。在四川等省份调研我们发现,在教育部出台限制高中跨地区招生的政策前后,一些私立超级中学教育集团已开始在各州市布局开设分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并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旦这些学校通过精细化、高标准的管理模式取得优异的高考成绩,这些超级中学教育集团分校将对县中乃至市中实施“剁脚”行为,县乡家长挤破头也要将孩子从小学乃至幼儿园阶段送到这些私立教育集团。在广东某市,这一情况已经出现。

笔者在西部某省调研还发现,在该省无省会超级中学教育集团、省域私立超级中学教育集团以及区域性超级中学影响未跨出其所在市范围内的情况下,该省部分市域市直优质高中在市域范围内形成绝对垄断优势,垄断了本市辖区绝大多数乃至全部清北生招录名额。在处于垄断性位置的市直优质高中之下,市区少数一两所私立高中教学质量占据市域高中第二梯队(也能通过各类方式招收到最头部的优质生源),其他市区高中占据第三梯队,许多县中只能处于第三、第四梯队,这导致县域生源特别是优质生源流失极为严重,县中一本升学率不足10%。一旦学生被“剩”在县中,则会面临着“孩儿立志出乡关,苦读三年上大专”的读书无望感。县乡家庭与县乡学子很早就意识到“想要考上大学,必须能够考去市里的高中”。即使是在县域内有稳定工作的公务员与教师家庭,也千方百计将子女送到市区读书,甚至从小学阶段便将他们送进市区读书。

当“(公私立)超级中学-市直中学-私立学校-县中”教育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呈现出层级化区隔时,教育竞争层级上升到市域乃至省域范围内,教育竞争便会被不断提前与极化,原来以县为主的有序教育竞争层级被打破。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原本学生参与的县域范围内教育竞争等同于“小组赛”,在中考阶段,学生通过“县域小组赛”进入县域不同层次的高中或班级,竞争主要在县域学生范围内,学生只需要与县域学生进行竞争。在“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之下,县级教育部门便可对教育竞争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控。由于县与县之间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县与县之间的教育政绩竞争标准必须因县制宜,合理有序,由上级教育部门制定。并且,受“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县与县之间的教育竞争一般不会极化。而在高考阶段,学生则参与“全省赛”,与全省的学生进行竞争。在生源数量以及质量动态恒定的情况下,县中可以根据往年的高考成绩情况、当年学生平时的考试测评情况,合理评价当年的教学情况,进行有序的教学管理调整。

但是,当教育竞争层级上升到市域乃至省域范围内之后,中考就不再是“县域小组赛”,初三学生需要与全市乃至全省学生进行竞争,以获得更高的分数进入超级中学、优质市直高中或市域私立高中,竞争失败的学生只能进入到本科升学率越来越低的县域中学。而在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县中又面临着教育政绩考核要求与县域家长的教育期待,面对着生源质量不断下滑的困境,县中只能进行更为精细化的管理以及更为高强度的教学、学生进行更为高密度的练习,县中呈现出“工厂化”的发展趋势。一旦学生进入已经严重塌陷的县中,就面临着“读书无趣,升学无望”的惨淡现实,身心受到极大的压抑。这种竞争压力又会进一步传导到初中,导致中考成为决定学生命运的关键考试,使得教育竞争进一步提前与极化。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方政府试图出台严格限制生源流动的政策时,往往只会造成生源在中学乃至小学阶段的大规模、更为提前的流失。

2021年12月、2023年5月,教育部等部门相继印发《“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关于做好2023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若想使得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预期的良好效果,还需要中央及地方相关部门采取雷霆之势,重塑基础教育生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2024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