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发展往往呈现“譬如积薪，后来者居上”的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前人做的工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后来者不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回溯学术史，汲取营养，建立路径，强化共识的结果。但在文物研究领域，我们今天的许多成就与认识却并不是直接建立在中国传统金石学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上的。站在后人的角度，当我们回看梁廷枏的铜镜研究，确实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能看到他在铜镜断代以及纹饰内涵阐释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缺乏科学考古发掘的资料作为基础，梁氏在断代时只能主要依靠铜镜铭文，根据铭文的书体、文字内容等进行断代。所以产生了许多错误，比如第一卷中的“千秋万岁镜”，梁氏根据铭文定为汉代，实则以今天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看，定为宋辽时期镜更为合宜。再如第三卷“马青镜”，梁氏定为唐代，实际上从今天的研究看，该镜当为明代人铸造的仿汉镜。类似的问题在书中还有很多。另外，梁氏书中将许多的日本和镜或中国造仿和镜当作唐宋时期铜镜，也是一个集中的问题，这一点罗振玉在《镜话》中已有所批评。但从保存资料的角度，梁氏将这些资料都保存下来，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学术状况及当时人对和镜的认识依然具有资料价值。
今天我们评价《藤花亭镜谱》的价值，如果仅仅站在后来者居上的角度就难免和罗振玉得出一样的结论，认为此书“无足观也”。但如果我们从整个铜镜研究发展史的角度去看，则会发现《藤花亭镜谱》一书闪耀着难以磨灭的光芒，特别是对今天铜镜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其特殊的价值，甚至以笔者所见，其学术史的建设意义甚至超越了罗振玉称赞的《浣花拜石轩镜铭集录》。综合来说，其学术史价值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创造了对铜镜进行文字描述的范式
与《宣和博古图》（鉴类）、《西清古鉴》（鉴类）及《浣花拜石轩镜铭集录》等铜镜著录主要依靠拓片或摹绘铜镜图，再辅以文字对铜镜铭文进行解读不同，《藤花亭镜谱》形成了一套对铜镜进行文字描述的规范，即由镜缘至镜钮，由外至内，逐层描述的规范，不仅如此，梁氏还根据镜钮中孔的朝向确定铜镜镜背的上、下、左、右，将之称为“四方”，然后将剩余的四个交叉方位称为“四隅”。这样一来就比较好地解决了铜镜文字描述的对应与准确性问题。今天我们进行文物研究，有更加方便高清的图片资料，但仍然要对器物进行描述，而这种描述也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模式，部分发掘报告、图录和研究文章习惯采取从钮开始，逐渐向镜缘，由内而外介绍铜镜，也有的则正好相反。这不仅是一个描述习惯的问题，背后还牵扯到学术规范的建构以及对古人设计铜镜理念的探索。
梁氏所录“漢尚方八乳鏡”
另外，梁氏这种根据镜钮分上下，定四正、四隅的表述，其实对我们研究铜镜具有重要的启发。我们仍以汉代的博局镜为例，今天我们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证明了博局镜的纹饰与博局占之间的关系，说明博局纹本身就是一套宇宙系统，那么，以这样的纹饰来设计铜镜，自然也需要在镜背上区分四正四隅，以便排布纹饰，不同的纹饰，其所处在镜背的位置并非随意安排，而是与其位相配合的。如果我们可以早些重视梁氏的著作，从占卜术和数术、堪舆术的角度研究与思考铜镜纹饰，或许就能有许多新的发现。
开启了对铜镜艺术价值的关注
对于这一意义，陈恩维撰写《梁廷枏评传》时已有所提出。他指出“《藤花亭镜谱》之最可注意者，在于对古镜的形制及其艺术价值的研究”。只可惜陈恩维并不研究文物，因此对梁氏的这一突出贡献并未进行进一步的阐发。在梁廷枏之前，铜镜中最受关注的乃是有铭文之铜镜，金石学家们将铜镜上的文字作为可以正经补史的史料加以考证，因此倍加珍惜，而对没有铭文的铜镜则关注较少。以《浣花拜石轩镜铭集录》为例，该书共收铜镜二十五面，其中没有铭文的仅五面，正如钱坫自序所说“前人旧物每重其文字，故但有花纹无铭识者即不著录，惟八卦以下五种，则以制造标奇存之”。而梁氏《藤花亭镜谱》所收无铭识之镜多达七十二面，近乎全书一半，梁氏对这些铜镜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部分纹饰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考证。从学术研究史的角度，梁氏的著录实际上扩展了铜镜研究的内容，在以往的铭文证史之外开辟了关于铜镜艺术研究的新领域，其价值不可谓不大。
不仅如此，由于梁氏对每件铜镜都进行了完备细致地描述，他还帮助我们建立起了许多铜镜及其纹饰名称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是其他很多同时期甚至晚近铜镜著作所没有达到的。比如，第七卷所收“四乳水虫镜”，梁氏对水虫纹描述云“……并有水蛭，多者十二，小者八。大旨以水虽清必有虫游其上，铸者盖自诩其所为镜本清明无瑕有类于水，而刻画背文种种如此，而无损其光，亦尤蛭之行于水而不害其为清也”。即认为水虫纹就是水蛭，镜背铸这种纹饰是象征铜镜的清明如水。然细审其纹饰，实际上是今天所习称的汉代四乳八鸟镜，所谓“水虫”今天被称为“鸟纹”。对同一纹饰两者差距巨大，如果没有梁氏的著录，我们在文献中看到这样纹饰的命名无论如何也难以将其与鸟纹对应起来。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很多，由于其他铜镜著录的文字描述主要关注的是铜镜上的铭文，只有梁氏的著录让我们了解了当时铜镜收藏家对大量纹饰如何定义，并且对纹饰内容是如何理解的，尽管今天看来这种理解存在许多偏差与误读，但仍不失为重要的资料价值。
梁氏所录“唐四乳水蟲鏡”
以文献考证铜镜见解精当
由于梁氏具有非常好的旧学基础，博览经、史、子、集，历史典故与诗文轶事信手拈来，又熟悉书画史，因此对于许多铜镜铭文或纹饰背后的文化意蕴的阐发颇为精当。比如第一卷所收“为善最乐”镜，虽然梁氏将其时代误定为汉代，但对于“为善最乐”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铜镜铭文，梁氏根据《后汉书》记载指出其典故出“东平宪王苍传，永平十一年，苍与诸王朝京师，帝问处家何等最乐，王言为善最乐”。这显然与明代人铸造此镜时所引用的典故语境是一致的，让我们对这面铜镜的意蕴有了更准确深入的理解。
梁氏所录“漢爲善最樂鏡”
明为善最乐镜
又如第八卷所收“五岳真形镜”，梁氏虽然将这面明代铜镜误定为宋代，但是他引《汉武内传》中“帝见王母巾笈中有一卷书盛以紫锦囊……王母曰‘此五岳真形图’云云”。指出五岳真形图图像的流行与此类文献的出现有关，并说“又小说载，服真形为修真之秘，佩之可避诸邪百怪”。这也对我们理解五岳真形图铜镜的流行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梁氏所录“宋五嶽真形鏡”
明五岳真形镜
凡此之类，书中还有不少，不再一一列举。可以说，梁氏出入经史，摘引诗画的考证方式提醒我们，对于铜镜的文化意蕴，我们目前所知还远远不足，铜镜作为中国古代流行时间最久，使用最广泛的铜器类型之一，其设计与使用是处于整个传统文化的语境之中的，除了基础的照面功能之外，它时而作为道德镜鉴，铸有各种敦行教化的词句；时而作为宗教法器，铸有道教的符箓或佛教密宗的箴言；时而又成为民间礼俗的必备用具，承载着普通人对于长寿、和睦、生子等希求的祝愿。因此，要讲清楚铜镜的意蕴，应当将其放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进行关照，通过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学习形成整体的语境，并将这种语境传达给今天的社会。
保存了铜镜铸造工艺的相关史料
与同时期其他铜镜著录仅仅关注铭文不同，梁氏著录除了关注铭文、纹饰外，还关注到了一些铜镜铸造的工艺，并对其做了初步探讨，其中最典型的是对透光镜的探讨。第二卷所收“汉日月小镜”是一面透光镜，梁氏在考证该镜时说“此镜透光，字画尽清徹。凡古镜，就日照之，其背文一一透露者最为奇异可宝，或以为铸器之年、月、日、时与铸者之生命巧相符合，偶就其时铸之可得其一。倘人易其时，时易其人，均不能也。是说盖通于欧冶之剑，不得谓竟无其理。或以为出于古工炼药制铜之所为，然所见透光者往往多汉魏六朝器，试思，宇内安所得持千余年不复耗散之药物？且事果有之，则法宜传后，何以近百十年来之新铸无所谓通背者？况背文必照日乃见，则土气所不能侵蚀可知，设果药能固铜，是即百炼金液之一证，宝贵无逾此矣。《宣和图》总说有制作之工妙，或中虚而谓之夹镜之说，然考《图》所载，固无所谓‘夹镜’者，后人因其语，遂以透光一类当之。疑面薄逾纸其内别作文饰，丝毫与背文相肖，使见从隔面易以透出。果尔，则其器必厚，且必有臃肿意象。今所见，有面背相去薄不及分，而背文已凸起于外者，万无复作背式夹入其中理，此中微妙难明，不得不归诸神异矣”。在这一段论述中，梁氏分析了关于透光镜成因的三种说法，“人镜生辰互感说”“镜药固铜说”和“夹镜说”，通过他的分析可以看出，他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不能令人信服，也都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辩驳。关于透光镜，历代都受到关注，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已经概括性地指出其透光原理“人有原其理，以为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清代科学家郑复光则与沈括观点相似，很可惜沈括与郑复光的观点梁氏并未看到，否则也不会最终只能无奈道“此中微妙难明，不得不归诸神异矣”。虽然梁氏没有最终弄清透光镜的原理，但是他科学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其对铜镜铸造工艺的关注是值得肯定的。《藤花亭镜谱》中梁氏著录的透光镜不只这一面，结合2022年美国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发现透光镜的情况，说明古人虽然不是刻意地在铸造透光镜，但由于一脉相承的铸造工艺，当有不少保存到今天的铜镜在打磨之后都存在“透光”的现象，这也提示我们在开展铜镜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对铜镜工艺的关注，发现更多铜镜的秘密。
梁氏所录“漢日月小鏡”
文学与情感价值
《藤花亭镜谱》不仅是一部铜镜研究与著录的专著，也是梁廷枏作为收藏家的自况，在描述铜镜，特别是对图画性纹饰进行描述时，梁氏的语言是简洁而优美的，比如第四卷所收“仙人观瀑镜”，梁氏这样描述，“其中流泉清湛，叠石为平台，一人坐其上，翘首仰眺，目注前瀑，衣带飘摇道骨仙风，宛然如见。后一童作敛手侍立状，亦仰面远观。童后有竹数竿，双钩极潇洒之致。微云起于竹杪，云端双雁鼓翼翱翔，台侧芝草一披双茎。水际荷花正开，叶侧吐芽，短荻参错，疏枝右则，巨石扫流，苔点蒙茸。上有悬崖，草丛风偃。一瀑界石飞流而下，至巨石之面为积苔所掩，再起一叠，作怒泉喷出，直注平川”。这一段描写真如一段小品文，不但能做到即使没有拓片也能让读者清楚画面内容，宛如在眼前，更兼语言清雅，悦目娱心。单是读此一段已经是一种享受。如此介绍铜镜，铜镜中的世界又怎能不令人向往。
梁氏所录“晋仙人觀瀑鏡”
不但如此，在行文中，梁氏还饱含感情地谈及与师友亲人的感情，许多内容令人动容。比如第一卷所收“汉长毋相忘镜”，梁氏在著录完铜镜之后因为这面镜曾为自己的父亲所藏，因此写道“先子常携之行箧者，裁宋锦连环囊并贮之，外更覆以螺钿合璧漆匣，装璜雅致。自闽归，经十八滩，舟坏，他物尽失，惟此独存。仿佛如子固兰亭故题咏时。及之予极承房师耒阳谢东平先生教迪，庚子方得选澄海，而先生已卸县事旋楚，维舟珠江，来越华池馆话别，师弟临歧依依，因捡箧取彼镜献之，海上琴弦云山阻隔，每摩挲此镜，不禁感叹而兴也”。这一段描述叙述了两段回忆，一是对父亲的回忆，父亲因为船坏落水，随身之物尽皆丢失，但看到这面镜子保存下来时的欣喜之情仿佛还在面前。二是自己与恩师谢东平先生的交往。两段交往最终都汇聚在这面铜镜上，物是人非，不只作者感叹，读者读到此处，又怎能不感叹。也印证了这面镜子的铭文“长毋相忘”，这面来自汉代的镜子与作者的人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让今天的人在理解古物的时候多了一种角度，“长毋相忘”这种恒久的感情，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而那些如铜镜、古迹一样的“永恒之物”则不断地提醒着我们，总有些人和情感是无法忘却的，珍惜今日事，善待眼前人，“一旦过眼烟云已非己有，悔将何及”，这也是古物的重要价值，更是对于古物著录的重要价值。
梁氏所录“漢長毋相忘鏡”
纵观梁氏著录，虽然限于当时条件与自身学力、眼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其价值是值得被重视的，当今文物研究，特别是铜镜研究界在完成了大部分分期断代的工作之后，或许更应该逐步加强对学术史的梳理，以历史自觉从前人的著作中吸收养分，做出更多对未来有益的研究与探索。愿梁氏之珠得以浮尘尽去，重现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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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王蕾 董苗 摘编自 呼啸 著 《 藤花亭镜谱》图注考释 之 引论 。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孙莉）
978-7-03-078871-9
定价：238.00元
《藤花亭镜谱》为梁廷枏所著，撰成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是中国最早的关于铜镜研究的专门著录之一，收录铜镜150余面，具有很高的文物学研究价值和铜镜研究学术史意义。但是由于这本著录长期以来缺乏善本流传，以致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目前没有一本专著，也没有专门的文章对其进行研究。本书以国家图书馆所藏徐乃昌、徐可行所藏善本为底本，与《续四库全书》本进行比较，文本点校，并结合考古发现和博物馆收藏文物，对每一面铜镜寻找相关文物图片进行图注与考释。本书适合文博领域从业人员、高等院校文博类专业的师生、社会收藏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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