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城保护四十载：杭州的“觉醒年代”|世界遗产名录|古城|名城保护|大遗址|杭州|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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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秘密》作者：一大碗

感谢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杭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提供支持

1912年，浙江民政长褚辅成拆除旗营，以一种超越时代的规划理念，建设和运营新市场，西湖与杭州重新合而为一，杭州的城市现代商业化，由此发轫。

但站在“现代化”的另一端——“倘若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后陆陆续续拆城墙开始，杭州的古城风貌就在绵延不断的缓慢破坏当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参照苏联的历史城市制度，公布了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包含北京、南京、杭州、苏州等24座城市。直到今年《杭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名城保护四十余年间，文保人经历的风风雨雨，鲜少为大众所认知。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副局长卓军从不否认杭州在名城保护之路上走过的曲折和矛盾，也不吝赞美杭州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所做的一切努力。现代城市发展，传承保护和开发建设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但仗打得久了，各执一端的双方，渐渐从剧烈冲突到互相克制最终达成一些共识，期间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四十多年过去，杭州从古都名城到世遗名城再到如今的法规名城，我们在看到一城繁华的时候，依然能看到杭州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文化底气和山水性格，这一路走来，是一座城市的觉醒。

“历史文化名城”，最早听到这个词时，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简称：园文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郎旭峰感到，这是个虚幻的概念。

1948年，在清华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联合设立的建筑研究所主编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中，“北平城全部”，被列为了一个建筑条目，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北京古城的价值，不仅在于个别建筑类型和个别艺术杰作，更在于各建筑物的配合，与北京的整体布局的关系，在于这些建筑的位置和街道系统的相辅相成，在于全部部署的庄严秩序，在于形成了宏壮而美丽的整体环境。

由梁思成先生开始，我国有了“将一座城市，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来保护”的主张。

1982年公布的第一批名城，历史文化价值突出，基本没有异议，但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这一舶来的概念，定义与标准如何落入本土，所有人都是懵懂的。学界尚在讨论中，对于一线的文保工作者，更是一个不知所措的阶段，没有明确的方法论，没有规则套路，甚至没有话语权。

“当时我们的力量，尚且集中着眼于某一个点，比如大家都关注的文保单位、名人故居、名人墓葬等等。而历史文化名城，似乎不是那么具象，或者说有实体。”

保护范围也盯着杭州老城区，东至贴沙河，北到环城北路，西至西湖北山街，南到钱塘江边。没有全城的概念，更没有全域。眼光还很局限，集中在吴越文化、宗教文化、南宋文化等具有特殊性的文化保护片区上。

1983年，杭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市园林管理局撤销，组成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此后，西湖是需要翻新维护的城市大公园，还是需要谨慎保护的文化古迹，西湖和杭州的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从园文局内部，讨论到了申遗的世界舞台。

同一年，多次审议的杭州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获国务院正式批复，杭城随即迎来包含整治中东河、改造湖滨地区、开辟西湖大道等等建设的节点性事件。当时人们很难想见，这两件看似并不关联的事情中，可能隐藏着巨大的矛盾。

“有两种逆行者，一种是消防员，另一种是文保人。”郎处形容自己当时的工作就是四处救火，火势很大，好像不可逆转。

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完善基本建设考古制度，地方政府在土地储备时，对于可能存在文物遗存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不得入库。”至此，“先考古后出让”制度才逐渐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落实推行。

而回到世纪之交，文保工作往往在建设部门的强势推进之后，一直比较被动。对于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监管，住建部门和文物部门一度也存在机构规制问题。郎处举了个例子，60米宽的西湖大道建造前夕，他接到消息，位于交汇口的万源绸庄也面临拆迁。这幢巴洛克式的西洋老建筑，曾是中山中路上最精致的近代商业建筑之一。

“我们紧急叫停拆迁，申报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这才留下了半壁门面。”但是房舍后部绝大部分已然被毁。西湖大道上，至今可以见到半壁洋房孤立路口的模样，几十年回望，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城市惊变的某种佐证。

这仅仅只是其中微小的一刻，挖机掘过中山中路，将其拦腰斩断。“城市如冰山一般，在眼前消亡”，章胜贤老师描述的，几乎是当年的日常。

很长一段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只在规划层面，没有限制性的法规依据，管理力度上不去，全靠各部门的意识和自觉。

直到千城一面，人们重新审视一座城市是否具有独特的审美风格和文化底蕴，这些具有历史价值、本地特征的建筑、街区，可能就是那个最终留在人们心中的城市风貌。

“但那时我们还没有觉醒。”郎旭峰尤其记忆犹新，“何况在建设部门心里，拆除老建筑是履行职责，在促进城市发展，不像破坏文物，是要入刑的重罪。”

于是，一部分时间里，文保人以单体保护为基点，以杭州老城区为版图，细细密密地进行“编舟记”；另一些时候，他们四海奔赴，在每个拆除或建设的工作前期，现场考古和保护，进行评估和申报。

▲现在为了加强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与管理，经过精心探访、考察与评估，每年都会增加各种老建筑进入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并为其编制非常详细的保护图则。

这一过程中，文保人不断发现未曾列入记载和关注的历史街区、历史地段。矛盾点已经显现，“有些建筑非常好，但可能还够不上文保单位，直到后来引入历史建筑的概念，由此得以保护的历史建筑已有百余处。比如国家厂丝仓库、九芝斋旧址、笤帚湾的大资福庙等等，都是我们在探访调查中发现记录的。”

在发掘保护的过程里，何为有价值的建筑，文保人也越发有了更清晰的标准：历史价值突出的古建筑毋庸置疑，此外，符合传统风貌的特色建筑，同样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甚至即使是年代不足百年的建筑，比如近代的西洋建筑，也应当作为时代建筑保留。

也是这一时期开始，杭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规划院）与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密切合作，亲如一家，组成工作小组，一同跑现场做调查编规划，可以说当年的市园文局、市规划局、市房管局旗下的历史建筑保护管理中心像配合无间的三架马车，从宏观到微观，从实证到规划，互相依赖互相支撑，慢慢把这座城的地上和地下摸清楚了，这座城市最有价值的部分，显山露水。

1996年，后来的园文局副局长卓军在茶叶博物馆里闭关“修炼”，足足一个多月，与规划院同志一起，亲手起草了杭州第一个名城保护规划。在其中，突破性地提出了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个性和地域化特征，突出保护“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景结合大格局。

从守住单点到城市格局，文保理念有了第一次质变。直到今天，杭州主城区的腰鼓城格局，依旧保存。

有一回开会，年轻的郎旭峰听见会上有老处长提出保护老城，建设新城，“当时提这种概念，可是要被人笑话的！”文保人在会议上一直处于边缘的位置。一发言，就是要唱反调阻碍建设的角色。“人家觉得你在异想天开，老城破破烂烂，建设当然要在城里做。”即使在园文局内部，工作也往往侧重西湖自然景观为核心的园林绿化。

“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这句以讹传讹的话翻来覆去地讲，成了当时建设者们的尚方宝剑。“但明明破烂的城市也有其韵味。”此刻回忆，郎处还是忍不住要补上一句。

郎旭峰是杭州人，年少时生活在吴山脚下、清河坊一带。河坊街的故事，我们在《杭州“规保之争”》一文里也曾写过。当年市民黄晓杭给新市长仇保兴的一封信，挽救了河坊街被夷为平地的命运，名城之路由此转折。建设急踩刹车，仿佛一夜之间，风向变了。

而在卓局看来，其实这只是一个契机，时代铺垫已久，文保人只是在等待这样一个具有转折性的历史阶段的到来。经由清河坊的轶事，“历史街区保护”的概念，种进了市民的心里。

可当这个杭城初代历史街区建设完成，原住民迁走、仿古建筑落地，又成了东施效颦。就这样在不断的螺旋式成长中，杭州慢慢找到门路，逐渐形成后来的小河直街历史街区、桥西历史街区等更为成熟的历史街区保护经验，着重体现历史的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和生活的延续性。

“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里，很多城市都走到了反面典型。”卓军讲得很直白。如今回看，在那一阶段，名城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懵懂摸索着保护之路，而其中不少，都曾经受过严厉的教训。四十年来，全国的名城保护从最初的单体保护，逐渐走向城市空间和城乡全域，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次的保护规划体系，呈现出了越来越广阔的视野。

“杭州真正意义上的名城保护，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西湖综保工程、运河综保工程，在水系整治的过程中，也同样修缮了大量人文景观，厘清了周边包含历史建筑在内的各种或灰色、或隐性的空间，是名城保护的标志性事件。

2001年，南宋临安城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好消息让人兴奋也让人踌躇，不知如何保护传承、合理利用好这个杭州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国宝。

太庙遗址挖出来的时候，园文局还算多少留了点余地，在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申报时，提的是“南宋皇城遗址（含三省六部太庙遗址）”。

报到国家层面以后，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来认证，很多老专家都提出，南宋临安城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属于里程碑式的地位。在唐代以前，中国城市还是封闭式结构，五代以后，城市逐渐开放式街巷，格局开始接近现在的城市风貌。可以说，中国现代城市的雏形，是自宋代真正成熟，由此才有了《清明上河图》里的图景，而南宋临安城更是把新的都市形态发展到了巅峰，是新的市民文化崛起的标志。所以不该只报南宋皇城遗址，最后公布全国文保单位：南宋临安城遗址。

人们有点傻眼了。杭州是城摞城的地理格局，唐宋元明清，不同朝代的古城叠加在一起。“临安城就在脚下两三米深处，其上始终有人在生活，在改建、重建的过程中层层叠叠。”——这意味着，按照传统保护规划的方式，聚集最多老杭州的西湖东岸15平方公里老城区，几乎都动弹不得。这个看似无解的困局之下，临安城保护规划一拖再拖。直到2007年，老王书记看到了西安大遗址保护的新模式，在精准保护之余提倡生态与民生的相辅相成，很受触动，他知道杭州差不多可以动手了。2009年，杭州经过慎重研究，以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为核心，把南宋临安城遗址的总体保护规划正式提上议程。

卓军至今记得老王书记找他们开会时的场景。

市委书记办公室里，气氛略显焦灼。当时的园文局局长王水法，和两位同事刘颖、卓军向市委书记汇报临安城保护规划编写事宜。

“编不出来的！”老王书记的语气中有现实的无奈，也有暗暗隐藏的激将。

“建设和保护的矛盾极大。老王书记当场说了，你们编不出来的！我说那也要编，老王书记说好的，你们要是编出来了，有重奖！”卓军说这一编，就是3年。

2012年底，市园文局与市规划院、东南大学联手合作，编写出的《临安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通过了浙江省文物局组织的专家组评审。参照历史地图，研究古临安城的区域划分，从点、到线、到片，有针对性地实施分重点、分措施的精准保护，留下已经在历史发展长河里遭到破坏的区域，作为未来建设所需要的“喘息之地”。

“最有创造性的地方是我们把大遗址保护和城市的有机更新比较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参与编制的主力——市规划院副总规划师华芳对于保护规划可能会遇到的所有困难和它们的破解之法都成竹在胸。那可是一座活生生的城市，每一天它都在呼吸生长、飞速运行，尊重现在、致敬历史、面向未来是一种信念，要留下一座更有魅力的城市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