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故事：一个“坏人”邻居的死亡|北漂

“坏人”老于死了，一个人在北京的泡沫板搭建的小小格间里没了呼吸，过了十天才被警察发现。

老于是我们曾经落脚过的大院里的邻居，一家人住在我家的隔壁，在北京四环丰台区新宫附近的一个未被开发的村子的里面，一个月房租两百元的小房间，住了老于、妻子和两个孩子。

住进大院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是跟随父母来北京的“漂二代”，那时我们一家五口人蜗居在一个只有十四平米的小房子里，一个衣柜、两张床几乎就是全部的家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也不为过。平日的做饭洗衣都在公共区域，清早还要和其他四户人家错开时间洗漱。

老于家的情况和我们家不相上下。

大院里挤满了从老家初来北京讨生活的“漂一代”。院子狭长，生活有很多不便，大家在各自的十几平方米里挤挤挨挨地生活着，既没有隐私也没有边界，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融洽又紧密，各有分区，也时有矛盾，但更多的是相互拉扯着、依偎着落入这个巨大城市的洪流之中。

大院的邻居在我眼中就像亲人一样，但我唯独不喜欢老于，可比起其他邻居，老于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是众多“北漂”人的另一面，有小聪明也够努力，但最终没能留下，也没能回去。

像所有北漂的人一样，初来北京的老于意气风发，怀揣着梦想，坚信北京遍地是机会。

2003年非典刚刚过去，刚刚二十五岁老于背着一个泛白的破旧解放包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绿皮火车。这个包还是他考上初中时，村里一人一块钱的贺礼中凑来买的，大家都希望他能好好读书，有出息。

可上了初中之后，他开始觉得读书无用，和那些不爱上学的坏学生一起，每天逃课、勒索保护费、对路过的女孩吹口哨。

不想让他这样继续荒唐下去，父母做主给他包办了婚姻。“先成家，后立业”，他妈说男人都是这样，以后老婆管管就长大了。

但在老家，他想不到要干什么，因为没钱的话可以回家和爸妈借点，姐姐妹妹也都嫁人了，可以补贴自己一点，游手好闲太久，父母姐妹都生了嫌隙，在妻子生下小儿子并且以离婚要挟下，二十五岁的他终于坐上北上的绿皮火车。

妻子怀里抱着大儿子，自己抱着哭闹不止的小儿子。旅途很长，要一天一夜才能到达北京。晃晃悠悠的车厢内挤满了怀揣着北京梦的人，偶尔有同行人用方言攀谈。相对便宜的慢车停靠了很多没听过名字的地方，两个人一路上看着站牌也算是长长见识。

除去孩子的哭闹声，旅途还算惬意。可是还没到北京，他的解放包连带着里面所有积蓄就不翼而飞了。

老于想了半天也没想到是哪个瞬间，可能是在他把车窗拉下来，用塑料瓶接完小儿子的尿，拧好瓶盖，扔到路边时；也可能是妻子熟睡，自己和隔壁桌湖南人谈起各自的未来规划，互道“于总”“王总”时；又或者是他看着光泽的大波浪黑发和椅子背没有遮住的白色的光洁的皮肤想入非非时。

总之，包丢了，老于蔫了。

后来他和周围人聊天的时候谈起这段往事，总是用“命该如此”的无奈语气告诉大家，原来北京早就给了初来乍到的他一个下马威，以此警告他，让他速速离开。

只是那个时候他还太年轻，把所有的失意都归结于命不好。

年轻的老于天不怕地不怕，他很快致电家人又借了钱汇过来，在北京匆匆落了脚，并且一心做一番大事业。毕竟他妻子那个看上去脑袋缺根弦的小学毕业的大哥都能靠做服装赚到钱，来了几年之后回家过年都能一瓶一瓶四特酒跟流水一样往外送，现在不仅回老家开了连锁店，还找了小情人，日子别提多滋润了。

老于瞧不起他，但大哥的生活，同样让人艳羡到嫉妒。

自己比他们都更有脑子，只是不屑于读书，怎么会不如他过得好呢？

做服装的成本高，老于一时拿不出那么多本金。

和其他老乡一样，进入市场的第一步，老于决定从小商品卖起，打定了主意后就一头扎进商品供应市场，从距离家公交车两站地的新发地市场悉心选择商品。生意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天要往返市场十多次，常常为了省下一块钱车费而来回都“腿儿着”（走路）。

可人算不如天算。做生意的第一年，他碰到了黑心供货商，钱交了，人跑了，货没拿到手。老于一下子被骗光了这一年赚到的钱，一年算是白干了。

这件事给一直以为北京人傻钱多的老于狠狠上了一课。

吃了亏，有了教训，他开始变得小心。他开始踏踏实实地走，一步一步慢慢来。在小商品行业攒了几年钱，终于有资金去做服装行业了。一想到妻子大哥做服装没几年就回老家买房子、娶妻子、生孩子，达成了人生三部曲，老于觉得自己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然而盲目自大还是害了老于。他只想到笨蛋大哥过了好日子，但从来不提人家在工厂里踏踏实实做了两年小工，清清楚楚地学习了各种布料的特点和制衣的完整过程。

老于不屑于向前辈请教，更不了解这一行水有多深。他先是在服装市场被人“宰了猴子”，后来又在自己的“地盘”上被骗了。

他决定回更加熟悉的老家看市场，联系好工厂制衣，制作时间却被厂主弄错，提前了三个月就出货了。因为是熟人，他没有过多苛责，只能自己吃哑巴亏。生产亏了钱，手上又压了货，如果还要继续把生意做下去，就要想办法处理这批提前了三个月生产出来的货。老话说，开源节流，没处开源，老于决定在库房方面节节流。考虑到老家的库房租金比北京便宜得多，他就在工厂附近找了库房，准备夏天快到的时候再让开大车的师傅从南方运到北方。

结果千算万算，习惯了北方天气的老于彻底忘记了南方的春季阴雨天气，等到闲下来看新闻时才发现雨多成洪了，库房里的衣服都已经泡得不成样子，做二手出售才勉强回本。

折腾了一番，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妻子背着老于让大哥指导了一番，被老于知道后，给了她一巴掌，怪她自作主张。但怨归怨，好面子的老于还是偷偷地把那些话听了进去，又管老家的姐姐妹妹借了钱，把生意继续做下去了。

又是几年好光景，积攒的钱和资源终于可以开个店面了，结果打算去看铺子的那天，老于妻子被车撞了。

好像可以在北京落下根的老于家，被一场车祸打回了原形。

妻子出了车祸后，老于为妻子治疗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希望得到医疗费赔偿的老于，执着于和嫌疑人打官司，最终荒废了开店计划，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窘境。

为了生计，老于想从头开始，摆地摊做买卖。但他的邻居就是城管。

城管邻居搬来前，就和老于是熟人——老于几次被抓都是经了这位新邻居的手。那时的老于性格冲动，吃熟人的哑巴亏就算了，你这小城管牛什么牛。气不过的老于，在对方没有防备的时候，趁着半夜把自家红色小桶里的屎泼到了对方门上。

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以为自己做得十分周全、这辈子都不会被发现的老于，还是“湿了鞋”。那天正好有周围的邻居去上厕所，看到老于鬼鬼祟祟的举动，特意多看了他一眼。

城管带着邻居来指认，干了亏心事的老于狡辩不成，直接被抓了个现行。城管打算把老于送去公安局，跛着脚的老于妻子“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恳求城管不要这样。两个孩子也上前抱住城管的双腿。

城管看看老于高昂着头、红着脸，又看看声泪俱下的老于妻子和自己腿上挂着的两个孩子，叹了口气，离开了。

虽然最后没有追责老于，但俩人梁子算是结下了，只要老于出摊，城管邻居必然在附近蹲守。

得罪了一个城管邻居，就足以让老于的生活无以为继。

失去了主要的生计来源，老于常常拖延交租，以至于和本就不对付的房东交恶。

老于瞧不起房东明明也是住在城市郊区的人，但嘴上从来都傲慢地以“北京人”自居，他厌恶房东高人一等的样子。房东对让一家人住在廉租房的从小地方来的老于充满不屑，又因为老于在和他类似的其他房客中显得最为桀骜，戾气还没消散的样子让房东实在是心中不爽，所以房东对老于也是处处针对。

房东作为有利的一方，对这个“又当又立”的老于下了最后通牒，让他“交不起钱就快点滚出我的院子”。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我妈妈的邀约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2007年的初秋，他们一家搬来大院。

老于一家和我们是老乡，他的妻子与我的母亲交好，生活窘迫又跛着脚的老于妻子被妈妈带来大院。

老于家在大院进门的第一户，老于搬来之前，这个屋子住的是开两元店的蝴蝶玉姐姐。蝴蝶玉姐姐爱漂亮，她在的时候，在家门口支了面大镜子，大镜子不仅方便了她出门时整理着装，也给了每一个人出门前臭美一秒钟的权利。

后来老于来了，住进了原本蝴蝶玉姐姐家的位置。那面能让人开心的镜子就被老于以极低的价格卖了出去，卖镜子的钱自然落进了他的口袋，大院里进进出出的人都少了一些便利。大伙都有点抱怨，但老于嘴上也嘟嘟囔囔回击的，他边说着“我家门口的东西，我想卖就卖”，边在原本镜子的位置放上了一大把用报纸包裹的毛笔。

老于人坏，但老于的妻子却是个极好的人。因为车祸的后遗症，她很少出门，总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

在周末白天休息的时候，我经常会搬着小板凳，坐到老于妻子的身边，和她在门口有光的地方晒晒太阳，我们都很珍惜门边的这点阳光，因为门边的光不会太热，也不会像屋内黑暗处一样冷冰冰的阴着。

她从来不嫌弃我年龄小，或者正是因为觉得我年龄小，并不能听懂那么多话，所以更愿意把心里的话和我讲讲。

她说：“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群人就好像活在这个门边，往前走是充满阳光的日子，退回来一看，阳光都是假的，我们还是在这个没光透进来的破地方，过老鼠过的日子。”看我一副没听懂的呆呆样子，她又笑起来，开玩笑道，“崽崽，我们都是小老鼠哦。”

原来，那场车祸发生后，对方肇事逃逸，监控没拍下来，自己也没有记住别人车牌号的意识，老于为这事儿跑了无数次警察局，最后只能是吃下这个闷亏。老于把所有家当砸进去给妻子治腿，腿没治好，老于的服装梦也没了。

到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在大院里捉蝉，她得闲坐在门边，向我招招手：“崽崽，快来阿姨这！”

等我拿来板凳、把刚捉好的蝉安置好之后，门边的光已经暗下去了，夏夜的傍晚来得猝不及防，门边变成了一线天。

她像是与我诉说，又像是对自己呢喃：“那天我走在路上，跟你叔叔去看铺子。天真好啊，到春天了。咱们这边桃花都开啦。结果我不小心被车撞啦，存的钱全都没啦，怎么办呢？再攒起来要好大的功夫呢！”

在她的记忆里，那天的天气和平常北方的大晴天别无二致，是让人心里会不由感叹道“天儿真好”的日子。

只是从那天以后，所有晴天也都变成了阴天。

有一天，我见到老于的妻子拖着还有些跛着的腿，一步一步走向小院外，问她去干什么，她的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说：“去警察局啊，去给坏人一个教训。”

但结果还是和之前一样，不了了之。

被压抑的生活摧垮，到最后老于还是认了“命”，变得自暴自弃起来。

大院里面墙挨墙，门对门，老于家暴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哪天老于要是喝多了酒，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老于妻子的惨叫声和孩子的哭声就会穿过不怎么隔音的墙壁，模糊又清晰地传递过来。

那时的我并不明白表面瘦削到不堪风吹的老于，为什么会在醉酒后化身恶魔，伤害自己的妻子孩子。也不明白为什么大人的世界会有这么多争吵、尖叫和哭喊。

老于的妻子是个温柔的女人，她会在我的父母吵架、没人送我上学时，会拉起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上课，哪怕雨下得再大。她总是会轻轻摸摸我的头，笑着说：“没关系的，好好上课，爸爸妈妈马上就和好了。”

而老于的两个孩子，也足以用优秀来形容。

2009年，老于的大儿子因为成绩优秀作为中学生代表去参加了国庆方队阅兵。回来的时候提了一箱奶，是活动举办方送的蒙牛纯牛奶。整个大院的人都开心得不得了，与有荣焉。

二儿子虽成绩比不上哥哥，却十分机灵，做饭打扫一个不落，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九点是大院孩子的睡觉时间，可他总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做饭给晚归的父母，锅与铲的碰撞，是他的烟火人间。

我有的时候在隔壁二哥身边看着热气从锅子中蒸腾出来。那些时候，只有一根线连着的白炽灯在雾气下总显得格外朦胧。

妈妈总是会在这个时间叫我回家睡觉，我跑回家告诉妈妈今晚二哥做了什么菜，她夸赞二哥手艺好，却在家门关上的同时感叹了一句 “老于真是作的了恶”。（江西话作恶、做坏事）

那时的我，只是因为老于对那么温柔的妻子不好而讨厌他。

当我长大才渐渐明白，那时的他们在毫无装修的仅有水电的毛坯房里居住着，在蝼蚁般的生活中，在自尊不断被践踏下，唯有伤害不会像世人一样攻击自己的亲人才会获得心中暂时的宁静，待到清醒过来，看到对方满身伤痕时又会陷入一种自责和懊恼中。

情绪和金钱，是底层人的原罪。

搬进大院三年后，在暴力中隐忍多年的妻儿，终于有机会逃离了老于的魔爪。

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大多都是选择做小成本的个体生意，所以很多人都是既没有社保也没有房子。因此，我们周边没有一个人满足在北京非京籍的就读条件，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只能在小学毕业后选择离开北京或者放弃升学。老于的两个儿子在读书方面都很有天赋，在一家人商量后，认为不能放弃孩子读书。

妻子和儿子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生活。成了我们这些人里，第一拨逃离北京的人。

老于的人品有所欠缺，但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却是一件极小的事情——

假期时我偶尔会一个人在家，在家里会自觉地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因为做家务可以受到爸爸妈妈的夸奖。而夸奖对孩子们，尤其是我这样普通的小姑娘来说，是很受用的。

不过我有点没用的小聪明，总是在做家务的同时想办法偷懒。比如地上的尘土扫出家门后我不会拿簸箕铲起来，而是转手扫到家门口放煤气灶的桌子下。这样既能受到夸奖，又可以小小地偷一下懒，在我小小的认知里简直是再完美不过的计划。

但那天不巧，我扫地的时候，老于正好在院子里，并就此目睹了我的“犯罪全过程”，他站在门口发出了大声嘲笑：“地是你这样扫的？可真是要懒死了。”

小孩子都最爱面子，因为周围人都夸我家务做得好，我几乎不敢相信我听见了这样一句话，等在大脑里再三确定后，又羞又臊的我跑回房间大声哭了起来，并且一边哭一边大声攻击老于。

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只是依稀能想起说过：“怪不得你老婆儿子都跑了，就让你自己一个人过吧！”

老于在隔壁没有反应，他或许是没有听到，又或许是不愿意和小屁孩计较。

可是小屁孩记仇，我暗自发誓再也不和他说话了。

小孩子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那天老于破天荒做了我最爱吃的阳春面。和妻子分开后，老于就成了标准的懒汉，平时很少再做阳春面，除非是有值得庆祝的事情时才会去做。

一点优点都没有的“坏人”老于却做得一手好菜。大院里的邻居都很喜欢他做的阳春面。每次他做好了面，就会站在院子里喊一嗓子“吃——面——啦——”就能把全大院的人都喊出来，他拿阳春面专属长筷把面夹起，面在阳光下闪着淡淡的金黄色光泽，汤头晶莹，葱花和白面相得益彰。我每次都会在他做面的时候站在露天灶台旁守着，大院其他人的抢食功夫也不是盖的。

做阳春面时候的老于是自带光环的，每当我在一旁一动不动地盯着食物，老于会皱起鼻子，嘲笑我“像个饿死鬼”。嘴上这般，但手上还是把第一碗面盛得满满的，递给我这个一直陪他煮面的“小饿死鬼”。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嗤之以鼻老于的“坏”，怀念老于妻子的好，我妈只是微微一笑，跟我讲：“哪有什么好人坏人，都是来北京打拼的，都不容易。”

再后来，四环的村子拆迁，周围的人陆陆续续地搬走了，房东阿姨敲开我家门，跟妈妈说明拆迁的事情，并减免了我家两个月电费。

我家待到了拆迁当天，爸爸上午去找新的房子，下午拆迁工人来剪了我家电线，我家匆匆搬去另一个院子。因为太过匆忙，屋子里东西没有搬完，我们把门锁了才离开。但那个时候整个村庄都要搬迁，正是慌乱的时候，贼偷当道。果然，第二天我们的出租屋里就被翻了个底朝天，家里平底锅被小偷拿走了，我藏在小包里攒了好久的三十五块六毛钱也没了踪迹。

但我们终于和村子说再见了。

在我家离开北京后，老于仍坚守在那里。

老于给我最后的印象也是负面的，我至今回想起与他最后一次见面，是他来我家借老虎钳子。发出请求后，他大剌剌地站在门口等回复，而我小跑着进屋问父母。母亲皱着眉头有点为难地看向父亲问：“哎呀，咱们新买的，借他估计不会还来，那还借不借呀？”父亲叹了口气答道：“就当是送他的嘛，能认识都是缘分，现在都要分开了。”

结果不出意料，老于嘴上念叨着“用完就送回来啦！用完就送回来啦！”可直到我家离开大院，我也没有再见到那个崭新的闪着银光的老虎钳子。

我们离开后和很多邻居都没了联系，就像是一滴水融入大海里，人们的分离往往比相聚容易得多。

而我对老于的印象，只剩下一个瘦高驼背、犹如豆芽菜一般的背影。

离开北京，我家终于住上刷过白墙的楼房，生活越过越好，偶然想起在北京的日子，仍像是在梦里一样。慢慢地，融不进北京的伤痛被充满希望的新生活抚平。

那些年的日子，像是老于卖的水母。我的父辈们是被困在塑料袋里，在装满杂质的水中挣扎的水母，收紧又放松，一下一下，艰难地游动。最后再也动不了。

逃出来的换了新水继续生活，没逃出来的也不一定能混出成就，最后在水里溺亡。

当我再次想起老于时，是在我初中二年级的一天，母亲和不久前才恢复联系的邻居聊天，对方问起妈妈还记不记得老于。聊起这个人，大伙抱怨了好一阵，邻居把他的死讯做了这通电话的结尾。

他的妻子、孩子回江西老家之后，就在老家借了钱买了小产权三居。在老于失联的那些日子里，儿子多次去电联系未果，而妻子因为习惯了他“饥一顿饱一顿”的送款方式，挂了电话，也不指望老于了。她选择自己专心工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没能发现他的异常。

老于的妹妹得知消息，来到北京，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小屋里发现了自己的哥哥。她请了很长的假期，带哥哥在北京求医，但他的病情已经到了医生也无力回天的地步。

老于妹妹留下来照顾他，却一直在承受病痛中的哥哥的怨气与责骂。

没多久，这最后一个关心老于的人，也离开了他。

在那些年他对妻子拳脚交加的日子里，妹妹劝了又劝。姐姐已经和老于断了联系。老于花光了姐姐妹妹给他的所有创业金，但姐姐家也不富裕，姐夫叫姐姐去把钱要回来，老于拒绝了。姐姐在挨了姐夫一顿打后，也就和他断绝了关系。

她曾是那么希望他在走向悲剧的路上悬崖勒马，但是最后，她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他接受惩罚。

妹妹离开半个月后，警察在出租屋里发现了他的尸体，那时的他才35岁。

听到老于去世的消息时，我第一时间回想起来的既不是他的市侩和多到数不清的缺点，也不是他悲惨又凄凉的经历。而是那天我躲在屋子里哭着骂完他后，他坐在院子里煮面的场景，我路过他时瞪了他一眼。他感受到了，却毫不在意，笑嘻嘻的，脸上的褶子皱了起来，在深黄色的皮肤下形成黄棕色的沟壑，对我说：

“别不开心，来吃面吧！请你吃碗阳春面。”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Lynn

本文头图选自电视剧《鸡毛飞上天》(2017)，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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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槿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