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在杨德中、赵炜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重庆。为了不影响地方领导同志,邓颖超在出发前,特意叮嘱不让他们到机场迎送,结果刚一下飞机,邓颖超就看到地方的同志立刻迎了上来。

“说了不让你们迎送,以免影响工作,怎么还是来了?”邓颖超一边握手一边批评道。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赶忙解释:“大姐虽然是‘老重庆’,现在的重庆变化可大了,我来给您当向导嘛。”

廖伯康的一句话,说得邓颖超顿时笑了起来……

时隔40年再回重庆

1938年10月,邓颖超来到重庆,出席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到1946年飞赴南京工作,除了两次因公返回延安外,邓颖超在重庆先后工作生活了五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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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重庆,邓颖超就参加了重庆妇女慰劳会,向各界妇女作讲演,宣传汇报抗战形势,要求大家更好地开展妇女抗战工作。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之后,邓颖超同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参政员一道,在重庆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和实施宪法。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邓颖超不顾危险留守重庆,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的恶毒阴谋,并安排妇委会的同志们隐蔽、转移和撤退,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在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后,邓颖超作为中共七位参政员之一,断然拒绝参加会议,为国民党粉饰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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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毛主席冒险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邓颖超被确定为中共七名代表之一,同时也是其中唯一的女代表,备受各界瞩目。

在这次会议上,邓颖超在报告中阐述了中共的基本主张,并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进行了有力批驳。没有人料到邓颖超会有如此有理有据的发言,旁听席上不禁有人赞叹:

“政治家当如是也。”

政协会议闭幕之后,重庆各界群众在较场口广场庆祝会议成功,然而国民党却秘密派出大批特务、打手,趁机在集会中大打出手,不但打伤了众多的民主人士,甚至连群众和新闻记者也被打伤几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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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邓颖超没有在场,特务便扬言还要找机会打邓颖超。不少人纷纷劝说邓颖超暂时不要外出活动,但邓颖超不惧恐吓,仍和周恩来、廖承志等同志一道,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的人士,还参加了致函蒋介石抗议国民党暴行的活动。

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离开重庆,直到近40年后才重新回来。逗留重庆期间,邓颖超除了参观重庆新的建设,一睹重庆的巨大变化,就是参观故地,那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第一站,邓颖超来到重庆人民大礼堂。站在礼堂的台阶上,邓颖超遥望对面旧政协的会址,思绪联翩。随后,邓颖超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向陪同她参观的同志一一指点当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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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过程中,邓颖超多次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

当邓颖超来到红岩村之后,心情格外高兴,一边参观一边向陪同的同志介绍,俨然成了大家的向导。当年邓颖超就是在这里,和周恩来一起生活、工作,与党内的其他同志一起巩固第二次国共合作,争取抗战的胜利。

走进纪念馆之后,邓颖超再次对大家强调,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虽然很多东西没有保存下来,但也不要想当然地去搞另外一套,要尽量还原历史的本色,这样才能更深刻地教育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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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邓颖超来到饶国模同志故居前,久久凝视着铭牌上的简介,工作人员以为她看不清楚,便主动重新读了一遍。没想到邓颖超却微微摇了摇头:“我看得清楚,我的意思是对饶国模同志不能轻飘飘地介绍一下……没有刘太太(即饶国模),哪有我们的红岩哟……”

饶国模出生于四川铜梁一个书香家庭,两个哥哥都是同盟会成员,二哥还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模受两个哥哥的影响,从小就树立了爱国思想,并视秋瑾为自己的榜样。

在饶国模16岁的时候,毅然离开封建家庭,踏上了追求新思想、新文化的道路。在成都读书期间,饶国模认识了同乡刘国华,两人自由恋爱,毕业后结为夫妇,回到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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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刘国华在重庆铜元局找到了工作,饶国模便随夫来到了重庆。由于不愿在家享清福,饶国模开始和朋友创办实业社,投资小煤窑,思想从教育救国逐渐转向实业救国。

1930年,四川军阀政府低价出售红岩地区的荒地,饶国模用自己经营活动积攒下来的钱,买下了红岩嘴三百多亩荒地,办起了以种植花卉、蔬菜和水果的农场,取名“大有农场”,成为当时重庆为数不多的私家农场之一。

然而就在饶国模忙于经营的这段时间,丈夫刘国华却沾染了官场中的陋习,开始在外纳小妾,并向饶国模提出要娶二房。思想进步的饶国模毅然与丈夫分居,卖掉家中的一幢住宅,带着三个孩子住进了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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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苦心经营,饶国模成了重庆有名的实业家和农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