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兴起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上帝”，如同打了一针镇痛剂和兴奋剂。要想彻底戒断这味药，就需要一位真上帝
我在写了 以后，本来想后续写一些事件的进展，但怎么发都发不出，那封父亲写的信也发不出。不管是我的文章还是受害孩子的父亲那封信，都是宣扬摈弃民族仇恨，宣扬友好相处，貌似和官方口上宣扬的正能量吻合，我很少正能量一次，没想到还被删了。看来掌权者希望此事尽快被忘掉。这起事件无论以何种角度解读，似乎都在民族叙事与睦邻友好之间，进退失距，尴尬却难以言表。
没想到，网红罗翔老师也遇到这样的尴尬，但他用了春秋笔法，讲了一段民国初年排满的事件，以此来说不要狭隘的民族主义，要关爱个体的爱国主义。
不过这次为难罗翔的，不是官方，而是人民，据说骂声一片，掉粉无数。这一点，我也有体会，比如在我文章后留言的这位：
总感觉他们的逻辑过于精奇，因为几十年前和那孩子同一个国家的人，杀害了几十年前和我同一个国家的人，所以在几十年后，要杀那孩子。这个比麻花还要绕的脑回路是怎么生成的呢？
我小时候，班里有个姓李的人，说要找我算账，因为我的祖先安禄山造反了他的祖先李唐王朝，所以，他作为唐明皇的血脉传承，要找我这个安禄山的血脉传承报仇。这当然是小孩子的玩笑，所有人听了都会一笑了之，不会当真。
张献忠屠杀了那么多四川人，什么姓的人都有，是不是我们都要找姓张的算账？
这些都是笑谈，没人当真，但要知道，血缘关系是看得见的，天然具备的关系。国家民族则是想象的共同体，我们和湖北江苏人为何是一个民族的呢？这需要一整套民族叙事才构成。比一家之姓的关系疏远多了。因此，这种找现在的人，报N 年前国仇的想法难道不是更荒谬吗？
因为男人压迫了女人几千年，所以一个女人要憎恨所有男人，估计这个女人要么有人格障碍，要么有精神障碍。把性别换成国别，难道不也是一种病吗？噢，也不一定是病，现在很多情感博主就专门制造男女对立，他们从中牟利，所以这个女人也可能是韭菜。而那些誓言报N年前国仇的人，要么有病，要么也是被司马南，张维为等“爱国症能量”们收割的韭菜。
罗翔讲到当年同盟会就是制造这样的民族仇恨，号召汉人起来反满人，以实现他们推翻清王朝的目的。为什么汉人要恨满人，因为当年嘉定三屠等血案，你们杀过我们，你们奴役我们几百年，我们当然要报仇。仇恨是天然的粘合剂，能团结更多的人，而激活一个人的恶和血气，比激活他的爱心容易得多，这样确实帮了同盟会很大的忙。
但这个逻辑太Low。照这样说，秦人（陕西人 ）灭了六国，是不是所有人都弄陕西人。蒙古人，契丹人等等都统治过中国，汉人和苗人彝人吐蕃（藏）突厥回纥等也有多年争战，这些民族的后人干脆就整天处理国仇家恨得了。如此荒谬的逻辑，居然割了很多韭菜。
梁启超的一大创新就是从西方的民族主义那里，引入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大家别翻历史旧账了，都是“中国人”，历史上的打打杀杀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这个叙事解决了很多问题，后来，从同盟会到革命党也不提“驱除鞑虏”了，直接提“五族共和”。之前制造民族仇恨只是手段，同盟会的纲领哪有这么Low，它是要建立民主自由现代国家。
因为他们认为现代国家是优于传统国家的，这个逻辑是社会进化论的产物。进化论叙事就让人们懂得，只要是进步的事业，就值得抛头颅洒热血，哪怕杀人也是正义的。我有次去参观成都的彭家珍故居，这个彭家珍当年是孙中山的心腹，被其派去刺杀满清贵族良弼，因为这个良弼反对革命，主张改良，显然不进步，阻碍了社会发展。彭家珍浑身捆绑着炸药，抱着良弼，点燃了导火线，最后与其同归于尽。这在今天看来，妥妥的恐袭，但在当时属于进步事业，因为我们是三民主义，是进步的事业。孙中山为其题词“我老彭收工弹丸”，作为英烈载入史册。
后来的主义，一个比一个进步，也一个比一个死的人多。进步的就是正义，落后的就是反动，反动的想报仇就属于复辟。这套社会进化史观，或进步史观的叙事，成为了20世纪的主流之一。
再后来，进步的尽头成了毁灭，没人再相信阶级斗争叙事，良心的不安回归世俗。这套进步主义的叙事失去了魔力。
然而，民族主义的魔力在中国又浮嚣尘上，梁启超把民族主义观念引入中国解决问题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BUG。那就是罗翔在视频里讲的，当民族主义走到极端，就会唯我独尊，如同那些爱国症能量们的表演。
民族主义以前，人也有国家或城邦。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不过，以前的政治主要是贵族的事。罗翔说，民族主义起源于法国，其实，法国大革命提出的是“人民主权”的观念，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主权在民，不在君主。这个叙事一推出就具有超强的魔力，原来我们是人民啊，国家是我们的，或者说我们是国家的。“人民主权”继续发展，到了德国哲学家那里，就有了“民族主义”，我们组成的民族国家最光荣伟大的，这建构起来每个人活着的意义。
但二战和冷战，在摧毁进步主义的同时，也摧毁了民族主义的光环。进步主义的尽头是毁灭，民族主义的尽头是疯狂。
冷战后，对民族国家的爱，不再是以民族主义的方式，而是爱国主义。就像罗翔讲的，前者是唯我独尊，后者是爱这地的人。如果在看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后，你恨恶日本，就错过了。应恨恶的是罪，应爱的是罪人，这才是通往爱的叙事。
但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民族主义总是落下去又冒出来，如同不能根治的顽疾。
因为我们需要同一个主宰，成为同一类人。这如同DNA般固定的跟随每个人。黑格尔说，上帝之后，国家是活着的上帝。民族主义的兴起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上帝”，如同打了一针镇痛剂和兴奋剂。要想彻底戒断这味药，就需要一位真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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