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即1949年12月11日夜间，一道红色的电波从四川雅安城的苍平山下发出。这道电波载着四川、西康两省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心声，飞向了北平。
这一天，原国民党官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发表起义通电，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随后，其部下杨家祯、黄隐等军政人员亦发出通电，表示拥护彭县起义。
彭县起义顺利举行，可谁又知道，在起义发生前，刘文辉、邓锡侯两人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过程？
暗流涌动的成都
1949年11月30日，蒋介石从重庆败退到成都，开始积极推行他的“川西决战”计划，而此时的刘文辉、邓锡侯均在成都。可以说两人都是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活动，每一步走得都是惊心动魄。
其实，蒋介石对刘文辉、邓锡侯等这样的川系地方军阀并不放心，原本想办法削弱他们的影响和势力，但一直没有实现。这次来到成都以后，蒋介石已经察觉到刘、邓二人有“异动”的倾向，但苦于没有实锤性的证据，只能派张群去多次试探。
刘文辉、邓锡侯两人感到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在成都与蒋介石展开周旋。从12月1日至12月7日，双方交锋五次，是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刻。
期间，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多次致电雅安（注释：雅安有我党设立的联络处和秘密电台），由中共代表王少春转告刘文辉：
“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响应刘、邓两将军11月24日的‘四项号召’。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万一窜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敌。”
刘文辉与邓锡侯等人原来计划过三套方案：一是在解放军未到来之前，就宣布起义；二是，等解放军兵临城下时，再宣布起义；第三种，不公开宣布起义，但暗中保护好城市，配合解放军接收。
经过商定，两人最终选择了第二套方案，比第一方案稳妥，又较第三方案积极。所以，自12月初以来，刘文辉、邓锡侯滞留成都，使出浑身的解数，与蒋介石、张群和胡宗南等人周旋，准备实现第二种方案。
然而，蒋介石也不是吃素的，他紧盯着刘文辉等人，安排人手步步紧逼，企图将刘文辉掌控在自己手里。
决定潜出成都
12月7日上午，邓锡侯专程来到了位于玉沙街的刘宅，并带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胡宗南的亲信将领盛文，已经被蒋介石任命为成都卫戍总司令，胡宗南部将很快全面接管成都城防。
这个消息对于刘文辉来说，是个糟糕的迹象，暗含着一个严峻的事实：蒋介石很有可能有采取极端措施了，他和邓锡侯将面临着随时被软禁或者控制的危险。
很快，猜测便得到了验证。上午9时许，蒋介石警卫室给刘文辉打来电话，通知他下午4时，蒋介石约他到北校场谈话。在场的邓锡侯立刻给家里打去电话询问，家里人说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随后，两人分别通过各自的渠道，去打探还有何人接到了召见的通知。问了一圈下来，蒋介石下午召见谈话的只有他们二人。
想起这一段时间来，蒋介石、张群、胡宗南等人对他们的不断试探和逼问，以及自己的敷衍、应付，刘文辉、邓锡侯判定，今天下午去北校场必定凶多吉少。
去的话无非两种结果，一是很可能被蒋介石直接扣押；二是被蒋介石逼迫参加对解放军的作战。而无论是哪种结果，对刘文辉、邓锡侯的起义计划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
现在的境况已经非常危险了，刘文辉、邓锡侯已经感到无法再与蒋介石周旋下去了。两人商量以后，决定在蒋介石没有下狠手之前，即可秘密潜出成都，彻底摆脱蒋介石的控制。
很快，两人商定：午后1时，两人分别从各自家里动身，从北门出城，在成都郊外的城隍庙汇合后，再经崇义桥向西北的彭县进发。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条路线，刘文辉、邓锡侯二人是仔细分析后得出的选择。退到川西的胡宗南，已经将部队部署在了成都的东面和北面，所以这两个方向，两人没有蒋介石和胡宗南的手令，根本无法通行。西出成都奔向雅安，又有驻防在邛崃、大邑一线的王陵基部队阻拦，也没有通过的可能性。
如此分析下来，也只有西北方向一条路了。在这条路线上，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阻拦，并且出城后不远就是邓锡侯的部下防区，进出都是自由的。
同时，彭县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离成都不远，又便于联络川西地方武装，还有利于防御蒋介石部队的进攻。
打定主意的两个人，约定了在城隍庙的会合时间后，便开始分头行动起来。
到达第一站：崇义桥
与刘文辉辞别后，邓锡侯急匆匆赶回家中，取出他的猎枪，叫来了两名副官，一起坐上吉普车，没有丝毫停留，直向成都北门驶去。
万幸的是，蒋介石还没有下达禁止其出城的命令。于是，邓锡侯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口宪兵的岗哨，到达约定的碰头地点城隍庙。
扛着猎枪的邓锡侯为了迷惑有可能跟踪他的特务分子，便来到城隍庙后面打大坝上，做出一副打鸟的姿态，等待刘文辉的到来。
而城中的刘文辉，在送走邓锡侯之后，便立即准备起来。首先他将自己的家眷打发出门，秘密地安顿到城里早已准备好的安全之处。紧接着，他带上电台和文件，带着两名随从，乘坐汽车向北门开去。
当刘文辉来到城门附近时，发现城门口值勤的宪兵人数增多了不少，戒备森严，还有特务在旁边协助盘查。为了以防万一，出现什么变故，刘文辉临时决定，下车从左侧城墙的一个豁口翻墙而出。
在两名随从的护送下，刘文辉最终也安全地抵达城隍庙，与早已等待在此的邓锡侯会合。
会合后的两人，乘坐同一辆汽车继续向前出发。当天下午，两人便到达了成都通往彭县的重要节点---崇义桥。而此时的蒋介石还蒙在鼓里，等待下午4时对他们的召见。
到达崇义桥的刘文辉，通过携带的电台通知雅安，按照既定的计划准备行动。同时，他还给驻守在成都武侯祠的第24军守卫部队发去命令，让他们准备战斗。
邓锡侯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起义前的准备安排部署：命令第126师驻广汉的部队移防至彭县，驻守在新都的第637团移防至彭县蒙阳镇担任警戒任务，驻守灌县的第225师即刻进入战斗状态。
蒋介石派来了说客
12月8日，刘文辉、邓锡侯两人由崇义桥转到龙桥。反应过来的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但是表面上又无法采取任何强制的措施，只好派出王缵绪前往龙桥说服二人，以求刘文辉、邓锡侯两人回心转意。
上午时分，王缵绪急匆匆赶到了龙桥，见到了刘文辉、邓锡侯。
“我奉蒋先生之命，将来拜见二位。”见面后的王缵绪摆出一副诚恳的样子：“他特意让我转告两位：一切都好商量，无论如何要我把两位请回去。”
“另外，这是临走之时，顾祝同给我的一封亲笔信，让我转交给二位。”说着，王缵绪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了刘文辉。
顾祝同在信中写道：
“蒋先生已决定撤换王陵基，委派刘文辉和邓锡侯主持川省，希望你二人回成都去，共商大计。”
刘文辉、邓锡侯早已看透了蒋介石两面三刀、出尔反尔的做派，对于他的威逼利诱，两人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但是，王缵绪是两人的同乡，也是相识多年，也不好过多为难于他，总得有个回话让他回去好交差。于是，刘文辉对王缵绪说道：
“你回去转告蒋，说我们之所以要离开成都，为的是反对他和胡宗南的部队在成都平原作战，以免地方生灵涂炭。只要他蒋某人答应这一点，别的一切都好说。但是，不能用空话糊弄人，办法是立即将胡宗南部队调走，免去盛文的职，我和晋康保举你任成都卫戍司令，全面维持地方治安！”
同时，刘文辉、邓锡侯又一起给顾祝同写了一封回信，中心意思就是上面的内容。
彭县起义
12月8日，中共川西地下党、川康地下党、川东地下党和第二野战军派遣人员，抵达成都西北的彭县。同时而来的还有一些民主党派人士。
当天晚上，刘文辉、邓锡侯在见完王缵绪后，也来到了彭县。随后，彭县的龙兴寺，成为了筹措川西起义的大本营。一时间，这里人声鼎沸，各项起义的准备工作迅速而有序地展开。
12月11日，在刘文辉、邓锡侯的主导下，各路人士在彭县龙兴寺，就起义后的行动和策略达成了一致意见。
随着电波的传递，彭县起义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也让在川西准备抵抗的国民党军队心惊胆颤。
尽管起义前的过程惊险不断，但刘文辉、邓锡侯等人还是突破重围，在蒋介石及其爪牙的严密监视下，完成了这次起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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