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呈升级之势。
黎以边境冲突:
自今年5月以来,为了牵制以色列对加沙的进攻,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上千枚火箭弹,导致以色列北部几十万人口被疏散。以色列在结束加沙战事后,调转枪口,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猛烈空袭,并通过远程引爆传呼机的方式炸伤了上千名真主党成员。
我在半年前的文章提到过:“伊朗为了延缓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势,可能会扶持黎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打代理人战争。”如今来看,黎以战争有失控的风险,这对美国大选乃至我国宏观政策取舍会产生间接影响。
事实上,以色列在完全占领加沙后,其军事目的已基本实现。与哈马斯不同,真主党受到伊朗重点扶持,拥有30万枚火箭弹。如果以色列一意孤行与真主党开战,后者完全有能力让以色列北部大城市陷入火海。毕竟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拦截上限为600枚火箭弹/天,如果真主党利用火箭弹对以色列发动饱和式打击,以色列可能会出现5位数的伤亡。从军事角度,以色列没必要与真主党硬碰硬,否则鱼死网破的话,黎巴嫩南部固然会沦为废墟,但以色列北部也会被炸成地狱。
另一方面,漫长的战争导致外资大量撤离以色列,作为全球科研外包中心,以色列经济陷入负增长,很多工程项目因为招不到足够的工人被迫停工。从经济角度来看,继续拖延战争只会让以色列经济雪上加霜,进而威胁到其发达国家的地位。
从军事和经济角度出发,以色列应该迅速停止战争,致力于恢复国内经济。然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却变本加厉,接连挑起跟伊朗和真主党的冲突,其背后主要是政治的原因。当前的以色列,犹如1948年的国民党,在战略上陷入劣势,只能期待美国大选带来的转机。
解放战争形势图:
1948年9月,三大战役正式打响,中国迎来了命运的分水岭。其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当属辽沈战役。对延安来说,这场战役如果打赢,基本上就锁定了解放战争的胜局。
辽沈战役兵力对比:
在当时的东北战场,国军被分割为三部分。长春有十万守军,但遭到四野围困,可谓插翅难飞。辽西走廊(锦州)有15万国军,但很多都是杂牌军,战斗力一般。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大本营,大约有30万驻军,其中就包括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二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对国民党来说,由于兵力上占劣势,此时的最优策略是放弃长春守军,把沈阳的30万军队撤至关内,利用山海关的地形优势据险而守。
然而南京方面却作出了看似荒诞的决策:全军继续待在东北,依靠昂贵的空投维持补给,与四野正面决战。为什么国府选择固守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1948年底美国将举行新一轮选举,当时的民调显示,受高通胀带来的影响,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将以大比分优势战胜时任民主党总统杜鲁门,成功入主白宫。
国统区组织支持杜威的活动:
作为保守主义者,杜威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在远东扶持国民党作为反苏桥头堡。然而当时国统区的经济陷入崩溃,国府通过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来筹措战争经费。根据估算,美国至少需要向国民党提供30亿美元(折合今天3000亿美元)才能挽救局势,这相当于马歇尔计划的1/4。民主党不愿出这笔钱,所以蒋介石只能找共和党,希望能获得援助。
为了获得共和党支持,国府向杜威秘密捐赠了2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2亿美元)作为竞选资金,杜威承诺上台后向国民党提供丰厚的援助。在美国大选的问题上,蒋介石选择押宝杜威。这也是为什么国府拒绝从东北撤军的原因,一旦撤出沈阳的部队,长春的10万守军士气会迅速崩溃,长春将以不战而降的方式被四野拿下。当时离美国大选只剩一个多月,丢掉东北会严重损害美国亲蒋势力(主要是共和党)政治声誉,甚至会拖累杜威选情。为了帮助杜威胜选,国民党只能硬着头皮在东北死扛,寄希望于美国大选和国际形势变化。
然而1948年美国大选民调严重翻车,杜鲁门爆冷赢得选举。由于对蒋介石支持自己竞争对手强烈不满,杜鲁门政府大幅削减了对国民党的援助,原本已经批准的4亿美金援助只给了一半,并否决了国会提出的15亿美元贷款的议案。由于缺乏黄金来稳定货币,金圆券走向崩溃,国统区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这加快了南京国民政府垮台的速度。对杜鲁门来说,蒋介石并不是听话的代理人,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都未必愿意协防台湾。
今天的以色列,犹如1948年的国民党;今天的内塔尼亚胡,则如同当年的蒋介石。以色列之所以顶着联合国停火决议的压力(相当于五大国的最后通牒)也要拖延战争,根本原因是在赌共和党上台,能为自己争取更好的谈判筹码。出于选举的角度,民主党并不希望巴以继续打下去。为此拜登政府曾以停止供应弹药为要挟,试图迫使以色列停火。然而此举激怒了美国亲犹势力,成为拜登被换掉的导火索。
以色列之所以在伊朗境内搞暗杀,并对黎巴嫩发动空袭,目的就是想挑起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以此打击民主党选情,帮助川普上台。7月份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访美,并与川普达成协议,内容包括:
1、内塔尼亚胡可以保留总理职位,美方支持利库德集团长期执政;
2、允许以色列在加沙长期驻军,以“镇压”哈马斯反抗势力;
3、作为交换,以色列全力配合共和党选举。
事实上,尽管以色列占领了加沙,且击溃了哈马斯大部分武装力量。但以色列只能从肉体上消灭哈马斯,没办法从精神上抹去加沙的反抗意识。一旦以色列按照民主党的要求从加沙撤军,巴勒斯坦反抗势力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同2021年的塔利班一样,这场战争就白打了。另一方面,巴以冲突至今,哈马斯凭借顽强抵抗得到大部分巴勒斯坦人民认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合法性岌岌可危,随时有被取代的风险。对以色列右翼来说,他们不仅要求在加沙长期驻军,封锁当地交通线;还打算蚕食约旦河西岸居民点,防止哈马斯向当地渗透。
如果是川普上台,以色列或许能继续在加沙维持驻军,通过物资管控削弱哈马斯的力量。但如果是民主党连任,出于对以色列极右翼的报复,哈里斯大概率会以切断援助为要挟逼迫以色列撤军,这意味着以色列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不仅没能彻底消灭哈马斯,反而让哈马斯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毕竟在此前的中东战争里,没有哪个组织能抵抗以色列超过一年)。搞不好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会被哈马斯取代掉,届时以色列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仅如此,民主党可能会默许以色列反对派扳倒利库德集团,内塔尼亚胡势必会遭到清算,牢狱之灾估计是跑不掉的。
当前美国两党选情陷入焦灼:
另一方面,如果10月份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地面进攻,意味着黎以将走向全面战争,这对美国大选会产生较大影响。拜登上任以来,对美国本土汽车产业实施巨额补贴,在密歇根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这使民主党得到当地蓝领工人支持。然而密歇根有二十多万阿拉伯裔,巴以冲突爆发后,由于不满白宫对以色列的偏袒,这些阿拉伯裔对拜登的支持率从60%下降至15%。哈里斯成为总统候选人后,在巴以问题上与拜登切割,试图讨好密歇根的阿拉伯裔,一度赢得一部分人支持。
但如果美国大选前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地面进攻,这意味着阿拉伯人的反以情绪将再度升温,这对民主党在密歇根乃至威斯康星的选情将造成严重打击(威斯康星有3万穆斯林)。由于哈里斯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处理不当,川普在南部摇摆州占据优势,哈里斯只有同时拿下铁锈带三州才能锁定胜局。之前双方争夺的焦点是宾州,特别是宾州西部郊县的几万张选票。
如果10月份中东爆发新一轮战争,民主党在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选情有崩盘的风险。假如丢掉这两个州,哈里斯基本没有胜算,就算夺得宾州也弥补不了这种损失。也就是说,中东局势对美国大选有很强的边际影响,以色列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挑起与黎巴嫩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为川普选举助攻。
日本政客的经济和外交路线:
今年不愧是史上最密集的选举年,继台湾、俄罗斯、印度、欧盟、英国、法国之后,日本也迎来选举。按照之前的趋势,应该是小泉和石破茂进入第二轮PK。由于小泉缺乏资历,更容易被操纵,不出意外的话小泉会被选为新任首相,成为各派阀的傀儡。
然而在日本大选前,深圳发生刺杀日本小孩的案件,这使日本反华情绪强烈升温。极端反华的冷门候选人高市支持率暴涨,在第一轮选举中,国会议员票和地方党员票拥有同样的权重,政治资源更雄厚的高市挤掉了小泉,与石破茂一并进入第二轮投票环节。
这使自民党大佬陷入两难,作为保守的国家,日本很难接受女性担任首相。不仅如此,高市极端反华的立场可能会使中日面临战争风险,假如之后是川普上台,美国未必会向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出于对高市外交政策的担忧,自民党高层只能硬着头皮支持石破茂,虽然后者在党内结怨甚多,但在外交上更加务实,更擅长应对川普上台带来的东亚局势变动。
在所有候选人里面,高市是最反华的政客。她不仅扬言要参拜靖国神社,即便这会损害刚修复不久的日韩关系;她还主张收紧中国赴日留学和工作签证。但在经济上,高市以安倍继承者自居,主张延续安倍经济学,通过降息、宽财政、汇率低估等方式拉动经济增长。
石破茂窜访台湾并会见赖清德:
在处理中日关系上,石破茂并不比高市更温和,只不过他的手腕更加灵活。他一方面强调要淡化中日历史仇恨,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另一方面却主张修改日本宪法,把日本自卫队改成国防军;一方面否认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亚太版北约”,并尝试加入“五眼联盟”;一方面不赞成在钓鱼岛与中国发生冲突,另一方面高调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见面。在某种程度上,石破茂是类似拜登那样的政客,说一套做一套。国内很多媒体误以为石破茂是亲华派,这是被他看似友善的言论蒙蔽了。
在经济上,石破茂对安倍经济学持否定态度,主张大举加息并实施财政紧缩。俄乌战争以来日本面临输入型通胀压力,日本央行也逐步退出货币刺激计划。石破茂上台后,日元或有升值压力,这对日元套利交易可能会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日本政坛派阀的问题很严重,政客也喜欢搞世袭制。之前自民党有麻生派、安倍派、岸田派等势力,对人事变动有很大影响。石破茂当选首相后,其施政依然会受背后派阀影响。在外交政策上,石破茂预计会延续岸田时期亲美反中的路线,继续收紧对华半导体封锁,限制中国企业获取上游设备。
如果说美国大选的预期影响了日本首相人选,那我国宏观政策可能同样会受这种预期的影响。如果说货币政策的约束项是汇率,在美联储降息之后我国货币宽松的空间得到释放。财政政策的约束项之一可能是外部地缘风险,纵观建国以来的历史,新中国高度重视安全问题,当外部地缘形势恶化时,倾向于保留一定财政空间,以应对潜在的外部风险。反之,当外部地缘形势趋向于缓和时,我国有条件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速提升。
好比“四万亿”刺激政策是2008年11月5日出台,考虑到时差后,刚好选在美国大选公布结果后(美东时间11月4日),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在对华政策上存在较大差异,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参加过越战,对中国持强硬态度,主张联合盟友遏制中国崛起。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偏向于鸽派,主张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与中国协调,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奥巴马上台后,中国颁布“四万亿”刺激政策,美国则祭出QE1,美联储直接向市场购买长期国债和MBS。美国采购中国商品以拉动东南沿海就业,中国则购买美债以稳定美国金融市场,在中美共同努力下,全球金融危机得到缓解,中美也成为最早走出衰退的大型经济体,并迎来了移动互联网革命。
今年的情况跟2008年有类似之处,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势头,美联储开启预防式降息,中国则面临经济稳增长的任务,双方都有合作的动力。但相对而言,民主党在经济事务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远大于共和党,未来我国宏观政策可能会根据美国大选结果灵活调整。
正如我之前的文章所说,在川普和哈里斯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美联储会在大选前实施预防式降息。这极大缓解了人民币贬值压力,为我国降准降息打开空间。但对我国来说,仅靠宽货币不足以拉动经济回到潜在产出水平,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抵消居民和企业缩表压力,打通经济大循环。政治局会议提到:“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三个问题:1、未来是否会增发国债?2、国债增发的时间点?3、国债增发的力度?
一种情况是在美国大选之前就增发国债。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是考虑到今年GDP设定了保5%的任务,在1—3季度数据不及预期的情况下,需要4季度发力。但我们也知道,两会设定的GDP增速目标是5%左右,这意味着4.8%—5.2%的GDP增速都符合目标。而且今年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偏慢,一些地方更多是缺项目而不是缺资金。近期内增发国债并不是很迫切。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说,中国是高度重视安全的国家,决策逻辑偏向于稳健。在外部形势尚未明朗前,倾向于保留后手准备。所以个人认为宽财政的力度可能会根据美国大选结果进行评估。理论上来说,增发国债需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下一次人大常委会可能会在10月底召开,但这并不会对宽财政构成时间约束,毕竟也有11月临时开会的先例。除非稳增长的诉求特别迫切,否则在美国大选之后根据形势灵活制定财政政策更符合惯例、也更加稳妥。
这里主要讨论第二种情况,也就是在美国大选之后增发国债。参考央行的表述:“近期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在今年年内还将视市场流动性的状况,可能择机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0.5个百分点。”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短短几句话,就释放了多层含义。
首先用的词是可能,也就是说第二波降准是不确定项。第二个关键词是择机,有没有降准取决于时机是否成熟。第三个关键词是0.25—0.5个百分点,设定了降准的幅度。根据研究,在第一波降准后,当前银行间流动性较为充足,能够满足居民和企业融资的需求。那为何年内可能还会有第二波降准呢?应该是为财政发力做准备。
降准0.25—0.5个百分点,对应释放流动性5000亿—1万亿元,结合第一波降准的话,市场可以容纳1-3万亿的特别国债增发空间。考虑到美国大选的情况,可以做三种场景分析:
场景一:哈里斯上台,中美关系政冷经热
相对川普来说,哈里斯倾向于与中国实施“有管理的竞争”,在地缘和科技上对中国进行遏制,但在经贸和气候问题上保持合作。而且哈里斯上台第一年内可能会优先解决俄乌和巴以问题,在东亚问题上暂时维持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可以实施较为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修复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
场景二:川普上台,国会分裂,中美关系面临挑战
相比哈里斯,川普在对华政策上更强调对抗而非竞争。他倾向于联俄抗中,并主张向中国加征60%的关税。前者会导致我国地缘环境急剧恶化,后者则会对外贸造成严重打击。但如果共和党没能拿下两院,那川普的权力会受到限制,特别是财税权和宣战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财政刺激力度可能会相对克制,统筹发展和安全。
场景三:川普上台,统一国会,世界大战风险升温
如今的川普和8年前截然不同,他对共和党实现全面控盘。不仅如此,最高法院也是保守派当政,如果国会也被共和党完全掌控,那川普将成为二战后美国最有权力的总统,没人能约束他的行为。川普在外交上具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他既有可能为了赚钱而出卖台湾,也有可能为了硬脱钩直接跟中国开战。考虑急剧上升的地缘风险,我国应保持战略定力,预留财政空间。
也就是说,根据美国大选的结果,降准的区间在0—0.5%,增发特别国债的区间在0—3万亿元。对全球来说,这场选举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地缘冲突、中欧关系、经济形势的演绎都跟其有关。
从投资的角度,如果哈里斯胜选,短期内中美关系的路径更容易预测,这会为我国财政发力创造外部空间。这种情况下A股或有一定配置价值。耐人寻味的是,黎以战争会影响美国摇摆州选情,美国大选的结果则会影响我国宏观政策方向乃至A股走势。以色列扔向黎巴嫩的每一发炮弹,都会影响投资者账户的收益。
反之,如果是川普上台,美国可能会重回孤立主义的路线,在除东亚以外的区域实施战略收缩,拒绝向欧洲和中东承担国际义务。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的协调机制将走向瓦解,冷战后的国际秩序逐渐崩盘。出于避险情绪,金价可能会涨到3000美元以上,全球会进入上个世纪70年代那样的混沌期。
事实上,我之所以从去年以来持续看好黄金,有三个逻辑:1、黄金可以抗通胀,在东西方脱钩的背景下,海外通胀并没那么容易消除。2、黄金可以避地缘的风险,在俄乌和中东战争升级的背景下,金价有很强的支撑。3、人类并没有完全脱离金本位的约束,金价上涨的背后反映美元长期购买力的下降。美国试图将中国踢出国际供应链,这是把双刃剑,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多元化外汇结算,带来去美元化的效果。举个例子,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经济制裁,导致欧元占全球支付比重从37%下降至22%,人民币则从2%上升至5%。
总之,如果预期川普上台更大,那可以多配置黄金;如果预期哈里斯上台更大,那可以多配置A股。这和2020年有所不同,当时拜登交易和川普交易的分歧点主要是新旧能源,这次的分歧点主要是未来地缘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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