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历史的认知决定了时代精神和未来的走向。世界正处在全新的技术和经济模式转型阶段。如果中国错过机会，未来可能不再有这样的机遇，整个群体将面临比清末更加严峻的危机。
（本文据作者
婛杉谈话整理，经作者授权，墨者辩分享发布。
正文：
中国文化的特性在于其空间性，而西方文化则具有时间性。西方文化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是一个线性的时间进程，而中国文化则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内循环变化。
因此，中国古代的研究实际上是为了说明现在，而不是简单地回顾过去。在受控的语境中，讨论过去是为了探讨现在和未来。中国的历史研究并不是重复性的。各朝代的历史研究在角度和立场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每个朝代都在通过历史来借古鉴今，重新立定未来。虽然他们在讲述过去，但立足点始终是当下的时代精神。
这种研究是一个语境事件，对孔子的评价——是推崇为圣人、思想家，还是视为历史的欺骗者、禁锢者、落后者或帮凶——决定了当前的思想时代精神和未来的走向。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无法超越的。我们不能脱离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去谈论一个全新的未来。这一点与西方不同。西方也非常重视历史，例如，他们为什么特别强调希腊史？2002年至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之后，西方开始转向研究亚述史和苏美尔史，这也显示了他们对历史的重视。
对于普通个体来说，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就足够了。但对于那些从事文化研究或关注民族整体状态的人来说，历史的意义重大。个体可能生活在现代，但整个民族可能仍然停留在古代。中国的历史存在是一个多维的空间概念，而不是西方的时间线性概念。历史对于普通个体的意义可能不大，但在现实中，它与争取女权、人权和社会进步密切相关。
目前的现实基础是孔子和朱熹的思想。可以说，汉族实际上是一个儒化的民族。汉朝的建立者刘邦来自一个小部落，但因为儒家思想的普及，汉朝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要改变当前的状况，必须找到根源。这不仅涉及到可见的体制，还包括不可见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精神存在。只有解决了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才能真正改变现状。
从五四运动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你可以选择不去管它，但这个问题是非常具体的。无论是法律问题、妇女的问题，还是工作权益，这些问题背后都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这些原因不仅影响着现在，也影响着我们的话语权。特别是在朱熹之后，理学更加深入基层社会，如今的网格员就像道德jc一样，这种现象根植于历史深处。这不是一个鸡贼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非常严肃，它不仅仅是一个表面的问题，而是需要认真面对现实和未来。
过去，讨论历史问题的人被判处刑罚甚至杀头的案例不在少数，不仅限于极端年代。即使在当今，像秦hui先生这样的学者也被夺了发言权。历史问题并不轻松，它对中国乃至整个人类都有深远的影响。
比如陈寅恪先生，他在文格期间谈论柳如是的问题，就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因为柳如是指代的是当时背叛良知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等人。这不仅仅是谈论历史，而是揭示了整个文化的堕落，风险极大。历史问题的影响不仅持续到现在，还会延续到未来。这不是一种鸡贼的表现，尽管有很多人在谈论相同的历史问题时表现出鸡贼的一面，但他们需要在具体情境中进行判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特点。比如有人擅长服装设计或摄影，他们可能会经常谈论这些领域的问题。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在显摆，而是因为他们熟悉这些领域。我们需要留意，他们是在炫耀，还是出于自然状态，或是应运时代状况的需要。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在谈论历史时，要结合时代精神和未来的愿景。你不能只是用旧的文字和书本性的视角来谈历史。只有结合时代精神和未来的愿景，谈论历史才有价值。最近，八九月份比较火的一款游戏《黑神话：悟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款游戏重新解读了《西游记》，在当下的语境中进行了重构。它继承了原著中反传统、反等级、反强权的精神，但又进行了新的诠释。同样是在谈论传统，但要在新的语境中进行解构和重构，这确实是一个技术问题。
文化是民族的基因。要想让周围的人变得更有良知、更有人性，符合现代社会的规矩和普世的人文价值观，就必须从民族的基因层面进行修正。要找出哪些文化基因是被封印的，哪些是有毒的，哪些是被扭曲的，哪些是缺失的。从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寻找这些问题，并朝着好的方向前进。
然而，一旦放松警惕，这些努力可能会被逆转。鲁迅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掌握了主导权，就应该彻底摒弃古代史和古代文化，采取拿来主义，不再阅读那些有问题的书籍。个体可以这样做，没问题。但文化是一个集体性的存在，不可能完全丢掉。如果丢掉了，等于失去了民族的根基。
当然，也可以尝试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和新的文化。因此，无论是墨家还是道家，都需要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探索，还需要有实际的社会实践。比如，墨家要有实践，除了讲学之外，还要进行社会实践和组织体系的实验。尤其是在目前社会已经碎片化、散沙化的情况下，这种实践尤为重要。未来几年可能会有更多危机，个体很难独自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挑战。
庄子在《齐物论》中对百家争鸣进行了批判，指出各家在语言上争论不休，如同黑色说成白色，白色说成黑色。鹤的腿长，鸡的腿短，庄子认为百家争鸣只是在词语上打转，这确实是学术中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如果学术不落实到时代精神的建构和社会实践中，而仅仅停留在词语之间，的确是有问题的。这种情况在1989年以后变得更加明显。80年代，学术界不仅思想活跃，而且实践性强。但1989年之后，学术被封在了象牙塔里，各种体制和系统将学者封闭起来。要么被封在象牙塔里，要么成为民科，要么参加各种浮躁的交流会，脱离了时代性和实践性。这两个问题非常严重，导致民众对学术和学者失去信心。
现在为什么我们要批儒家？因为儒家又在反水，要回到老路上。批儒家是为了防止当前的社会再次陷入倒退。有些人又开始想搞专指，试图通过马和儒的结合，生出一个怪胎。中产阶级大面积返贫，社会非常危险。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他们的信息风控却非常成功，所以他们又想回到过去。必须有人掐断儒家的这条线，看看他们还能找到什么可以附体的东西。但在这种撕裂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采用西化的语境来批儒家，或者不理睬儒家，那是无效的。用西化的语境来攻击儒家，怎么可能有效？必须在合适的语境下进行。如果我在儒家的语境中攻击儒家，才会有实际效果。否则，就像隔空打牛，根本打不到。
之前，胡温时代试图通过温和的方式推进儒家思想，如《三字经》和《弟子规》进入学校，推广和谐社会和女德班，试图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过渡。但后来又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把儒家踩下去了。现在有些人又想结合儒家，但似乎又控制不住了。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非常失败，投入了大量资金，却遭到广泛拒绝。现在有些人可能在寻找新的附体对象，但看起来都很危险。墨嘉也需要警醒，看看他们是否能找到新的方向。当前的局势非常复杂，他们可能在尝试不同的策略，但每条路都充满不确定性。
十几年前，随着经济的提升，出现了一批中产阶级。这使得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变得自然。就像民郭时期那样，经济与文化都趋向多元化，并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但是逆流泛起，为了阻止这种趋势，有些人重新拾起了...。而且，从基层社会开始，免费发放《弟子规》等书籍，提供免费的培训。这些所谓的“女德班”在学校甚至社区内广泛开展，尤其是在大城市的一些优质社区。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明显。
然而，随着领导的更换，之前的措施逐渐难以维持。新领导上台后，许多原有的政策无法继续实施，因为社会基础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原有的设定不再适用。现在的官方正在努力寻找新的方法，试图将社会拉回到过去的状态。例如，某些项目试图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目标，而像郭某人则希望通过学术途径达到目的。简而言之，有些人的目标是逆转当前的趋势，这实际上是一种斗争。
在这个过程中，“场”的概念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影响一定数量的群众，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创造一种时空场，即使只有少数人受到影响，也能发挥其作用。然而，在目前中国的状况下，大多数人的生活重心仍在于基本的生存问题，尤其是疫情之后，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因此，大多数人对这些内容并不感兴趣，更倾向于关注娱乐性内容，如抖音、快手上的视频。因此，这类思想的影响主要局限于特定的文化圈内。在国学圈中，人们正尝试结合现代信息与西方知识，无论是海归人士还是具有西化思想的人，都在努力理解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特性，以期将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
关于“躺平”或个人独立的可能性，在经济多元化的背景下，原本各不相干的人们，由于疫情的影响，发现连“躺平”的资格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进行争取就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因为官僚主义不再允许任何形式的逃避或退缩。官方加强了管控，对任何看似轻微的异见都极为敏感，这需要我们深刻理解当前的社会动态。
墨家与道家的好处在于它们提供了信仰体系，这是其他诸子学派所缺乏的。这种信仰体系指的是对天地自然法则的尊重与遵循，而非儒家所强调的社会伦理规范。没有信仰，社会便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社会基础，仅靠国家权力难以维持社会稳定。因此，信仰体系的构建对于社会机制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有助于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
两种反思的角度分别是：一是基于现代西方人文主义立场的批判，这种视角往往忽视了民族主体性；二是道家与墨家基于民族自身思想传统进行的反思。鉴于当前的情况，这两种反思尤其必要。因为儒家思想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并与某些传统礼教相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意识形态。为了促进多元发展，需要联合起来对此进行批判。关于主体性和非主体性建构的问题，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已经进行了各种尝试，尤其是民国时期，社会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台湾地区今天的成就，可以说是对民国时期这两种实践成果的一种延续，相对而言，是比较成功的体现。
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其历史进程更像是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内循环，而没有明确的时间起点。现在的状况甚至比一百年前还要糟糕，甚至可能倒退至清朝末期之前的状态，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是全方位的，不仅限于某个特定阶层。
从周公到孔子之后，中国的信仰体系逐渐弱化。先秦时期尚存一定的宗教色彩，但到了周朝之后，这种宗教性被逐渐淡化，直至孔子时代，宗教内容被转化为《易经》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此后，这种趋势持续发展，成为驯化民众、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实际上，真正的统治阶级是由儒生组成的，他们不仅是皇权的支持者，也是实际的政治操作者。
我个人认为，所谓“汉民族”的概念值得重新审视。它更像是一种融合了多种文化传统的“儒民族”，而非单一的汉族。从刘邦建立汉朝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民族的文化特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之前，“汉”这一概念并不明确，更多的是指“华夏族”。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概念变得更加模糊。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由多民族文化交融而成的复杂体。
从清末至今，中国实际上一直处于孕育新事物的过程中，但尚未完成这一过程。如今，又错过了几个重要的技术发展阶段和经济模式转变，再次处于全新的技术和经济模式转型阶段。如果中国错过弯道超车的机会，未来可能不再有这样的机遇，整个群体将面临比清末更加严峻的危机。因此，构建新的思想体系非常重要。这不是仅仅针对当前时空的，而是面向未来的，旨在孕育新一代人。在大转型中，大多数旧有的事物将被淘汰，这是历史的必然。对中国而言，要产生新的东西，可能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前期的努力不一定能看到直接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努力是徒劳的。这就像怀孕几个月的情况，但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死胎的风险。
就大社会的有效性而言。我个人认为：必须建立具有宗法性质的宗教体系，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同时，广泛吸收外部优秀元素，保持主体的存在与开放性，这样才能促进新生。在这个过程中，旧有的结构可能需要被彻底打破，如同分娩时的阵痛一样，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历史上，每当中国接近转折点时，总会遇到重大障碍，如宋教仁和孙中山的谈判，以及五四运动期间的情况，都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干扰。
发展不应是一味地前进，有时需要退一步，以便更好地前进。日韩作为同样受儒家影响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进退反复，但最终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韩国的MZ运动，其机制建设甚至领先于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通过持续的社会实践斗争，为国家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李承晚时代到朴正熙时代，再到全斗焕时代，三代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其中大部分人在60至80岁之间曾因参与社会运动而入狱，他们认为这是正常现象，正是这种牺牲精神造就了今日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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