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影视剧都不敢改编的故事。
1931年11月，毛泽东同志全票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与此同时，一份极端重要的“快递”也从中央苏区秘密起运， 目的地则是形势愈发严峻的上海临时党中央。“快递”里装着的正是雪中送炭的120两黄金！
可是让毛主席惊诧不已的是，这笔“救命钱”竟然送着送着，送丢了！不幸的事情发生后，中央苏区的政治保卫局立刻行动，可是无论如何就是查不出这笔巨款的下落。到底是负责运送的交通员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截获，还是他见钱眼开携款潜逃了？
整整18年过去了，这桩堪称党史上最为扑朔迷离的悬案始终困扰着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上百两黄金，究竟落到了谁的手里？
1931年，白色恐怖笼罩沪上，由于叛徒出卖，党的组织接二连三遭到破坏，大批同志被捕。上海临时中央被迫全部转入地下活动，捉襟见肘的经费就连维持正常运转都很吃力，更遑论坚持开展斗争、秘密营救被捕同志了，一时间陷入了无米下锅的窘迫境地。
尽管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经济也不乐观，但毛主席依然拍板决定，调拨120两黄金秘密送往上海临时党中央作应急之用。
这项绝密任务由负责财政的林伯渠亲自部署，但“120两黄金”摆在面前的时候，林伯渠却眉头紧锁。原来送来的这堆黄金，是土豪劣绅被收缴充公的黄金首饰，尽是些项链、镯子、戒指之类的。如果装在一块，鼓鼓攘攘叮当作响，运送时过于扎眼相当危险。
细心的林伯渠，派人请来工匠，将黄金首饰融化成10两一根的金条，然后将这12根金条装入一个白铜盒子里，外面再用锡封得严严实实。为了万无一失，组织上选派了七个忠诚可靠的地下交通员，由他们接力将这笔巨款秘密送到上海临时中央负责人手中。
林伯渠还别出心裁，为这七个交通员准备了独一无二的信物——他亲自写了一个笔画数为7的“快”字，让匠人雕刻在一枚象棋子样式的硬木上，然后按照七个笔画分割成七个部分。就像古代调兵的护符，需要严丝合缝地对上，接头的时候，交通员彼此拿出的这枚“棋子”的各个部件，它们被分割产生的裂隙也得吻合。
“信物”准备好以后，组织上秘密派人分别送到了七个交通员手中，这时1号交通员才从林伯渠手中将黄金秘密带出瑞金，昼夜兼程赶往2号交通员所在的南平。
按照设计好的线路，2号交通员接到货物后，立即动身前往3号交通员所在的福州。而3号交通员对上暗号取走货物后，则奔赴温州，那儿有4号交通员等着他。4号交通员取货以后，前往金华交给5号交通员，而5号交通员要赶到杭州，把货交到6号交通员手中。6号交通员再去松江与7号交通员接头，由他负责从松江到上海的最后一程。
如果从地图上看，这样的线路明显是兜了个大圈子费时费力，但这确实是当时综合考虑风险和路程因素后，确定下来的最优线路了。
按照任务规定，每一个交通员在交接完毕以后，都需要把各自的“信物”交到上级手中，上级再派专人送回中央苏区，由此中央领导才能掌握任务的大致进程，以及这批黄金是否顺利送达。但前面6个交通员都回来了，他们的信物也都准时上交送往中央苏区，可是7号交通员却带着“快”字的最后一笔，迟迟未归。
120两黄金在秘密运送的最后一站，连带着交通员一块神秘消失了！这件事让毛主席等中央同志惊诧不已，立即责成保卫局长邓发调查处理。但邓发使尽浑身解数，坚持调查了数年，直到长征前夕这桩黄金失窃案依然悬而未决。
由于中途出了差池，没能成功地“雪中送炭”，上海方面原计的一场大型工人运动也不得不偃旗息鼓，此外还有9名被捕同志无钱作保惨遭杀害、3名负伤同志无钱就医伤重而死、4名烈士遗孤流浪街头音讯全无......
这笔特殊经费的离奇失踪，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令人痛心疾首。直到建国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依然关注这桩案件的侦破进展。最终，侦破一批革命战争年代悬而未破之案件的重担，落到了上海市公安局肩上。
为了完成这项重大任务，他们抽调大批精干力量，成立了“悬案侦破办公室”，其中第三调查组专门负责这桩特别经费失踪案。
刚接手这桩案子的时候，三组办案人员可谓是愁眉不展。因为关于这桩悬案的资料几乎一片空白，这意味着调查怕是要从零开始。大家都知道，这起案件当年苏区的邓发同志领衔调查过，作为亲历者他一定是最知晓案情细节的。
然而抗日战争胜利不久，邓发同志就与叶挺将军同机遇难牺牲了。退而求其次，调查组上门拜访了林伯渠同志。林老也感慨，当年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到位，以至于就连他也不知道那七个交通员分别叫什么名字。但林老记得，1号交通员受领任务时他们见过面，曾经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依稀记得姓秦。
调查人员立刻赶往沈阳，积劳成疾的高自立同志正在那儿养病。他告诉办案人员，那个警卫员小秦，名叫秦朴，朴素的朴，现在在十三兵团工作。提供了这一关键信息的高自立同志，数月之后就病逝了，“三组”办案人员得知后感慨不已。
来到南方十三兵团的驻地，果然找到了在某部担任副师长的秦朴同志。根据秦朴的回忆，1931年他从林伯渠手中取到了要他秘密运送的货物。因为保密要求，他并不知晓所运之物到底是什么，只知道是份量沉甸甸的一大块白铜。
出任务时，秦朴的公开身份是饭庄的伙计，为了掩人耳目，特别给他安排了一出工伤，对外宣称：伙计秦朴扛大米伤了腰，腰伤反复不能干重活，掌柜心善，出钱让他去福建找名医调理。就这样，“腰疼死了”的1号交通员秦朴，出了瑞金就骑着马带着行李狂奔六天六夜，终于到了南平。
在南门的关帝庙，他用林伯渠制作的信物和暗号，同2号交通员顺利接头。2号交通员公开的身份是掌管庙宇香火的负责人，而真实的身份信息秦朴一无所知。这也是地下工作的铁一般的纪律，不该知道的事情绝对不能向接头人多问，问了人家也不会告诉你。
“三组”办案人员告知，所运之物乃是支援上海中央的120两黄金时，秦朴吃惊不已，不过很快又平静下来：“那么沉，我早猜出来是应该是黄金了。只是不知道，这笔黄金是要送到上海去的。”“三组”办案人员又拿出了一张纸，写了个“快”字，并且撕下第一个笔画。这位副师长同志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给我的那个点儿，是快字上的呀！”
托林老的福，大家伙顺利找到了1号交通员，可是在南平的关帝庙徘徊了好几天，也没查到那位2号交通员。就在大家丧气不已的时候，上海方面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他们得到了当年苏区政治保卫局的一批绝密档案，其中一份文件上，记录了前6个交通员的姓名、籍贯等真实信息！想来这是当年邓发局长的调查成果了！拿着这份抄录来的名单信息，“三组”办案人员顺藤摸瓜，在杭州的一家竹器店，找到了6号交通员刘志纯。
老刘同志是革命年代与上级单线联络的交通员，在与党组织失联后，老刘就成了竹器店的篾匠，哪怕是建国后也没有和人说起自己曾经的地下党身份，因为他的上级党组织被破坏，没有活着的同志能够证明他的身份了。“三组”办案人员的到来，让老刘喜出望外！找到了6号交通员，那么7号交通员还会远么？
欣喜之余，6号交通员老刘回忆，他这一辈子就为党执行过三次任务，最后一次就是跑松江那一回。
“没记错的话，是1931年12月1号的晚上，有人敲店门，用暗语找到了我，就是你们说的从金华来的5号交通员。第二天我就跟老板说，要去松江走亲戚，请了假。到松江已经是12月3号早上了，我按照组织的要求，住进了“汉源客栈”。第二天的时候，有个穿着黑色棉袍戴黑色帽子的年轻人，约莫三十岁不到，和账房打听有没有一个从杭州来的姓刘的先生住着。我当时刚好在吃饭，听见了，就把他请到客房去。”
“他手里的木块和我手里的对上了，我就把带来的货交给了他。真险呀！他刚走还没五分钟，那帮狗皮就来查房了。嘴上都说查共党，专查外地来住店的，对我的行李翻了又翻，其实就是想敲竹杠。我明白他们意思，给了几个大子儿，把他们哄走了。你们说，要是他还不来接头，或者接头的时候我们俩刚好被堵在客房里，那铜锭说不清来由，肯定就被抢走没收了。”
听着老刘的讲述，“三组”办案人员也不禁感慨地下党工作的惊险。从谈话中不难发现，虽然没有被告知货物到底是什么，但是这几位交通员都机灵得很，早猜出来了不可能是单纯的一大块白铜，否则也不会这样机密了。
和前面几位一样，老刘是既不知道上一位交通员姓甚名谁，也不知道这下一位交通员具体叫什么。几十年以前，邓发局长的调查，也是到了这里就线索中断，最后不了了之的。
根据老刘的回忆，黑衣男子并没有在“汉源客栈”登记住店，但当时他清楚地看见黑衣男子衣兜里也插着一张大概率是旅店开具的住店凭证单据。看来，有必要整一个大动作了！
在松江专区，“三组”办案人员得到了领导们的大力配合。他们动员各个街道和村镇的负责人，让他们回去，动员当地居民，回忆1931年12月3日前后是否曾经见过黑棉衣黑帽子的年轻瘦高男子曾经住过店。同时，将1931年12月时本地经营的各家旅社的登记账簿，全都弄来，一家一家地核对，如果伙计和账房还能找到，也都一并请来，让他们认真回忆。
可是经过大半个月的筛查，大家并没有在各家旅店的登记单或者账房伙计的回忆中，找到松江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位穿着一身黑的男性客人。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几位“三组”办案人员在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掌勺的大师傅把菜端上来，就同他们闲聊，听闻他们在查旅馆的住客，于是好心提醒他们，当年在松江保安司令部，还设有一个外人不容易住进去的内部旅社，那里可千万别忘了查！
“三组”办案人员如梦初醒，立刻查找旧档，果然发现了这家旅社在1931年12月期间，总共只住进来3个非军人身份的旅客。两男一女，其中一对是夫妇，在松江开酱菜店，由保安团的团副作保，住了进来。另外一个叫做梁壁纯的男子，登记描述的年龄和外貌特征倒和5号交通员老刘的描述高度符合！
再一看这位梁先生的担保人，是保安团的一个叫做郭洪顺的营长。他为梁壁纯作保，证明他是自己的叔叔郭北昌药铺的伙计。
“三组”办案人员又翻查了一番过去上海租界的档案，发现了一家1941年注销的中药铺子“祥德源”。药铺老板郭北昌早已病故，但是好在当年的那些伙计们尚在。根据他们的回忆，梁壁纯确实是他们药铺里炮制中药的师傅，技艺纯熟。
“那你们知道这位梁师傅现在在哪儿吗？”“三组”办案人员激动地问道。
“不知道啊，差不多32年开始，我们就没见过他了！”祥德源的伙计们异口同声。
“那有办法找到他吗？”“三组”办案人员焦急地询问道。
“他平时不爱和我们多说话，但他是各个药房都想挖墙脚的师傅，那些药房老板应该比我们更了解梁壁纯。”
“三组”办案人员经过几位药房老板的帮助，顺利在黄渡附近的村落，找到了梁壁纯的陈孝贞。眼看家里乌央乌央进了一大帮公安人员，陈孝贞自知再也躲不过去了，于是交代了丈夫梁壁纯的下落。
1950年3月4日晚上，一个名叫“申继谷”的钟表匠被“请”到了公安局，原来他就是秘密运送120两黄金的最后一棒交通员梁壁纯。公安局里的气氛有些剑拔弩张，许多年轻的同志都愤愤地望着梁壁纯，认为正是这个家伙背弃理想信念，卷跑了黄金。
“还是被你们给找到了啊！”梁壁纯抽着烟，不断地叹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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