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湘江，虽然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全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到了全体红军指战员面前——中国革命到底该何去何从？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的第一天，主持会议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突然将会议主题由“总结湘江战役的失败”转变为“总结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博古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又是以他为首，博古自然就成了被批评的对象。
没有心理准备的博古先是做了检讨，认为五次反围剿失利他有责任，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强大。
主席并不赞同这个检讨，认为失败的原因“并非敌人过于强大，而是我们太过愚蠢。”
主席在其后的长篇发言里，狠批博古、李德愚蠢的“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战略战术，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央苏维埃共和国”给葬送掉了。
遵义会议期间，周恩来单独找博古谈心，说服他辞去总书记的职务。
周恩来这样说道：
“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具体的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和他处了两年时间，我知道这个人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无论是党内斗争还是军阀斗争，无人是其对手。
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早期的中山先生我跟过，陈独秀先生我跟过，李大钊同志我也跟过。我观党内，毛泽东雄才大略，无人能出其右。”
实际上，周恩来的这番讲话，一方面是力挺主席，让其重新回到党和军队的指挥中枢。另一方面，是劝说博古、李德放弃对党和军队的指挥权，让中国革命重新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对于周恩来的劝说，博古起初很不服气，他反驳道：
“又是毛泽东，又是毛泽东，除了毛泽东就不能是别人吗？你在党内就很有威望嘛！”
一向儒雅，很少发怒的周恩来拍案而起，严肃地说道：
“博古同志，在红军生死存亡之际，威望是没有作用的，能带领红军打胜仗，这才是关键！”
作为后人，今天的我们翻开历史书看看——
当年，能与蒋介石匹敌的，除了主席，党内确实再无任何人有能力成为其对手！
国民党搞党内斗争，胡汉民、汪精卫算是很厉害了吧？
蒋介石一出手，轻轻松松就把他俩干掉了！
国民党搞军事斗争，阎锡山、冯玉祥、孙传芳、吴佩孚、王家烈、张学良、龙云、李宗仁、白崇禧，哪一个不是割据地方，雄霸一方的风云人物？
蒋介石一出手，三下五除二，这些人下野的下野，囚禁的囚禁，剩下的全都归附了中央！
说到合纵连横玩政治手腕，就连宋家三小姐都被蒋介石收入囊中，从此与宋家、孔家成为姻亲，结为同盟。这样的手段，就算别人也能够想得出来，但人家三小姐却未必愿意下嫁给你。
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根本不是我们影视剧里常常看到的所谓“微操大师”、“凯申物流”等等丑化了的蒋中正。
如若真是那样，一个“混迹于上海滩的小流氓”，又怎会被中山先生亲自拔擢，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周恩来称“党内除毛泽东外，无人是蒋介石的对手”，并非言过其实。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决定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
而周恩来受党内委托，成为了“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935年2月5日，红军长征至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中央在此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
会上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分工的提议，推举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博古因王稼祥有伤病在身，代理总政治部主任。
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从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到3月5日主席出任红军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重新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再至3月22日“四渡赤水”作战任务成功达成的这段时间里，主席凭着卓越的指挥艺术，终于带领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走出了困境。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