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我国类书出版的黄金时代，民间日用类书的出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据吴蕙芳《(中国日用类书集成)及其史料价值》一文的统计，现存明末用类书尚有35种之多，绝大多数出自福建建阳。所谓日用类书，借用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所下的定义：“为庶民日用方便所汇集广泛易解的必要知识书”、“萌生于宋朝”、“元明时代著作良多，尤以明末清初间为最，包含所谓袖珍本在内，流通民间之数甚夥。”诸如《万用正宗》、《万事不求人》、《学海全书》、《五车拔锦》、《养命全书》等等均属此类。
明代的日用类书数量浩瀚，种类繁多，既有百科全书式的《三台万用正宗不求人》、《万宝全书》等，也有各种专门性的医书、农书、尺牍、律历、商书、善书、消遣娱乐书，等等。中国古代正宗类书的功用主要有三种：帝王“御览”、文士獭祭辞藻，以及士子应举备考。张涤华先生说：“类书初兴，本以资人君乙夜之览，故于古制旧事，最为详悉。及其流既广，文家渐用之以备遗忘，词臣渐作之以供遣用，于是采摭遂及于华藻。殆乎科举学盛，士子又据以为射策之资。”
而上述功用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均保持距离。宋元以至明清，民间书坊编刻的大量日用类书填补了这种缺憾。明代日用类书的编刊者无不旗帜鲜明地宣称，其书是为了满足四民大众的日常使用。这些书籍多被冠以“万用正宗”、“万宝全书”等名称，书名中又特意标明“四民便用”、“士民捷用”等字样。书前的序言、小引更是开宗明义、昭示清楚。
万历四十年(1612年)安正堂刊《新板全补文林妙锦万宝全书》卷前王子行撰的《序》称，其编辑目的是“欲其有利于天下”，“有益于民生”。在这篇不足300字的小序中，类似的话反复出现了四次。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余文台刊《万用正宗不求人》卷前的《小引》更特别强调，其书于“农工商贾未必无少补”，更将适用对象明确指向了社会劳动者阶层。从选材范围和分类名目看，日用类书往往包罗古今，囊括宇宙，似乎适合天下所有人阅读使用，一册在手，便无需购求他书。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树德堂梓《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卷前的《小引》称：“兹集搜檩古今，包罗宇宙，括天地之阃奥”，“海内君子，一开卷则从心所欲，不必遍求，该书真可为世之宝矣!”余文台刊《万用正宗不求人》的封面识语说，他的书“俱载全备，展卷阅之，诸用了然，更不用他求矣。”《新板全补文林妙锦万宝全书》卷前王子行的《序》称，其书“上下古今，记载悉备。凡阴阳星数之奥，物理人事之机，交际之柬仪，壶闱之教戒”，无所不包。
但不同于正宗类书的是，日用类书选人的知识都经过了“技术化”处理。譬如，宗教是属于精神信仰层面的知识，正宗类书历来都非常重视，一般都辟有“释部”、“道部”，辑录有关宗教的信念、教义、教规等。而日用类书中这部分内容则变成了指导基层民众趋利避害、健身祛病的实用技术，如几乎各书皆有的“修真门”、“玄教门”，选辑的是真人摄养、禳镇指要、辟粒服饵、却病工夫、延寿秘诀、请仙召将、踏碗化骨等内容，把抽象的宗教理论改造成了赤裸裸的实用工具。
再如艺术品，不要说在封建时代，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是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但在日用类书中也变成了供下层民众装潢门面、附庸风雅的工具。余文台刊《万用正宗不求人》卷6“书启门类”有一件《借画》的活套：欲设小席，以集宾朋，愧乏丹青。执事珍藏琅矸万轴，敢借数轴，以增四壁之光。倘蒙赐允，则茅屋增辉矣。欣慰无量。这件活套教给那些无力购买画轴的人，如何在邀集宾客时向人求借画轴装饰房间，以使茅屋增辉、脸上增光。
该卷还收入一件《借服饰》活套：山妻某有毕姻之会，愧寒淡百凡无备。敢借尊夫人珠玑罗绮，以丽其行。则荆布藉盛妆之光，佩德宁有涯乎?这件活套的适用对象肯定是社会底层的小户人家，其经济条件不足于为女主人置办一套体面的行头，但又不愿使妻子在众人面前显得寒酸，便开口向人求借。文绉绉的词句难掩经济状况的窘迫。我们且不去议论当时崇尚奢靡的世风如何毒害了下层社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需求艺术品和华丽服饰而又无力购买的人是下层社会人士。
由此不难看出，明代日用类书的功用与以文士为主要阅读群体的正宗类书是有显著分野的，其目标读者是更为广泛的社会中下层民众。编辑目的、读者阶层决定了日用类书的编辑方式和版式风格必然有别于正宗类书。从成书方式看，类书不同于匠心独运的专著，它是在荟萃成言、兼收众籍的基础上分类编辑而成的，因此一部类书的成败、其在传播史上的毁誉，往往取决于其编辑方式的优劣。
学界一般认为，正宗类书的编排体例至唐代的《初学记》已经成熟。自魏至唐，正宗类书除了维持割裂文献、以类相从这个共同特征之外，其体例还经历了从“分条并列、不撮标题”到“标题隶事、提示文献”的发展过程。初唐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说：“《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就是说《皇览》《遍略》这两部早期类书是直书其事、不撮标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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