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邹成效
9月30日晚，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鹿都国际购物广场离打烊仅有20分钟时，商场里忽然爆发出一阵阵的尖叫声。一名37岁的犯罪嫌疑人在商场内疯狂地向陌生人行刺。他一路穿过购物中心、食品店铺，到达楼上的沃尔玛超市。
从事后流传出来的监控可以看到，犯罪嫌疑人两手各持一把刀，在一阵阵的尖叫声中大步向前。
根据上海警方第二天的通报，在这场无差别的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社交媒体上有一些人上传了他被抓获的照片，当时他的外套上溅满了疑似受害者的鲜血。
警方在通报中简要说明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因个人经济纠纷，来沪泄愤实施上述行为”
官方过于简洁的通报，让很多感到极度震惊的人们无法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纠纷，会让犯罪嫌疑人来上海泄愤，并在国庆假期的前一天，做下这样的罪行？
很快，在官方通报后不久，有一份由知情人士提供的民间版“通报”开始在网上流传。
由于这份民间版的“通报”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所以在这里就不用再赘述，下面说一下这份民间版“通报”中透露出的几个细节。
1、民间版“通报”来源渠道？是否可信？
民间版“通报”的来源已经不可考，有人说最早是出现在某个游戏论坛，后来经各公众号转发并被网民所了解。
以笔者从警十五年，担任执业律师九年的法律工作经验来看，我认为这份民间版“通报”是真实的，可信度很高。无论从行文的格式，表述的习惯，文体的编排，都完全符合一个基层侦查单位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案情的形态，这应该就是侦办该案的侦查人员在审讯犯罪嫌疑人、大数据比对、行程轨迹调研后第一时间向上级领导汇报的材料。
2、犯罪嫌疑人补票到上海露宿街头意味着什么？
民间版“通报”称，犯罪嫌疑人37岁，8月23日坐火车补票到上海后露宿街头，直到9月30日案发。
这里有几个细节。
第一、一个37岁的中年人，从2012年（25岁）就开始做工地货架工，这显然是一个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在多年长期的高强度劳作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的衰退，可能已经失去了在这一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失业是必然的。不然的话，如果一个有正常工作的中年人，怎么可能在上海露宿街头来找原来的老板讨要欠薪呢？
第二、坐火车从东莞到惠州，再补票到上海南站，查询铁路信息，大概率乘坐的就是T102火车。而产生补票的原因，想必是为了逃票，毕竟逃票成功的话，可以省下将近200元。
可惜的是，他还是没能逃票成功，不得不支付了补票的200元，而这200元可能本来就是准备在上海讨薪的生活费用的一大部分，支付了这200元之后，也导致了他只能在上海露宿街头。
当然，就算他逃票成功，大概率也是露宿街头，因为上海的旅店，最便宜的也要100元左右，逃票省下来的200元可能也就只够住一到两天最便宜的旅店。
所以说，这几个细节，说明他是一个生活极度拮据的中年失业人员。
3、犯罪嫌疑人卖掉手机意味着什么？
9月10日卖掉手机，这至少意味着两点：
第一、犯罪嫌疑人已经连饭都吃不下去了，所以才会卖掉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只为果腹。要知道，手机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通讯工具，而是日常生活中不能缺少的生活工具。卖掉手机，真的是最后一步了。
而他能拥有的手机，又能卖几个钱呢？也许大概率也就只能卖100至200元吧。从9月10日至9月30日，将近20天的时间里，每天的消费可能不超过10元，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估计跟乞讨也差不多了，每天最多也就是维持基本的吃食。
第二、他已经放弃了与社会的链接。手机上有他的亲人，有他报以希望的欠薪老板，我相信他哪怕是在上海露宿街头，每天也会使用手机和亲人报个平安，然后怀着期待用手机向老板讨薪。
卖掉手机，意味着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和亲人的联系，放弃了向老板讨薪。这时候的他，既得不到家人的宽慰，也失去了可能的希望。
4、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
为了从侧面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笔者从裁判文书网调取了民间版“通报”里涉及的企业和法定代表人的涉诉信息。
裁判文书网上可以查到“通报”提到的这家公司的基本信息，住所地和法定代表人均相符。
尤其需要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的执行裁定书的执行依据，是一份由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沙田仲裁庭作出的东劳人仲院沙田庭案字【2021】409号仲裁调解书。
显然，这份调解书的内容是由企业支付一位名叫李某某的劳动者30000元的工资，而老板在调解后并没有履行，所以导致执行裁定书除了要求其支付30000元工资外，还要支付10000元违约金（如果按照调解书履行就不存在违约行为，也就不存在违约金了）
由此可见，老板确实经常拖欠劳动者工资。
而且，从另外一份民事判决书可以看出，老板连18700元设备租赁费都无力支付，这么小的金额都无力支付，可见这家公司也确实经营不善。
让人嗟叹的是，李某某，1986年出生，38岁，犯罪嫌疑人，37岁，都是这家企业的工人，年龄也相仿。
而老板拖欠李某某的工资金额为30000元，拖欠犯罪嫌疑人30000至40000元工资，数目竟也基本吻合。
可以想象，有多少像李某某、犯罪嫌疑人这样的劳动者，辛辛苦苦为老板打工后，得不到应得的报酬，向老板索要工资又被百般推诿。要不联系不上，要不找不到人，联系上了随口敷衍，找到人了拖了又拖，犯罪嫌疑人甚至被拖了九年之多。
有的工人，像李某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用法律武器拿到调解文书，但老板根本就不履行调解，李某某又不得不申请执行，但是否执行得到本应属于他的30000元工资，可能性也不大。
有的工人，可能在多次奔波之后就自认倒霉，拖着一身的疲惫和倦怠，带着疾病甚至残疾回到农村老家，泯于尘埃。
还有的，像犯罪嫌疑人，不肯放弃最后一点希望，用最后的一点路费赶到上海，想拿回属于自己的3、4万工资。
在露宿街头，食不果腹，失去一切希望，山穷水尽之后，丧失理智的他拿起双刀，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超市。
这些，都是从民间版“通报”中的细节里，结合生活经验和网络公开信息分析出的。
在这里，并不是在为行凶者辩护，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伤害别人，一切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更何况造成了这么多无辜群众妇孺的伤亡，行凶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等待他的，必定是死刑立即执行。
或许，这也正是他期待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要反思。
我们的很多制度，有没有为大量失业的中年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机会；有没有用更合理的最低社会保障的方式，起到社会稳定阀的作用；有没有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劳动者应有的权利。
国庆节是庆祝新中国成立的节日，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该怎样做才能更好地保护工人、农民兄弟们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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