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忆江南按语】有学军中学校友发来老校长王蛟的近照，说：”90岁啦，现在住在‘随园’养老院，是好人总有人会经常想起！“老夫2019年曾在《太原晚报》副刊上写过一篇有关老校长的文章，想起好人这是人之常情哦！
老校长王蛟二三事
金 新
“老校长王蛟85岁了，你是学军中学元老，对他印象一定很深吧！”曾工作过40余年的学校让办公室执事打来电话，希望我能为土生土长的传记作家吉二友提供点第一手“大境界”资料，以便妙笔生花，为校史室留下锦绣华章。
我是一个羞于锦上添花的人，担任3届政协委员的15年时间里，面对教育行政官员，除了工作关系，余则敬而远之，因为不知怎的，一与教育部门的领导交流，或谈到他们的丰功伟绩，伶牙俐齿的我一下子舌头就好像僵化了似的，动弹不得。不过，这次例外。当然，我的应允还是显得有点勉强，答应仅仅从记忆深处吝啬地撷取一点点小事小节聊供参考。
老校长是个幽默而睿智的人。记得1977年8月上旬的一个上午，刚到学校报到的我在校长室见到了那时还只40几岁的老校长，当时杭州长征轧钢厂的工宣队师傅也在，老校长热情地介绍道：“费师傅，费尔巴哈的‘费’！”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老校长在含蓄地告诉我，他是一位政治老师；第二感觉是，老校长已敏锐地从我的脸上察觉到了我内心的拘谨，有意以对卡尔·马克思影响很大的德国旧唯物主义哲学家来调节气氛。其时，我的拘谨缘于此前的一个“小插曲”——全班分配到杭二中的是吴光明（不知怎么回事吴同学后来居然没“敢”去报到)，分配到学军中学的是我。可令人不解的是，我的报到通知比其他所有中文班同学迟了近两个星期，大抵是政审中有关父亲的历史问题拖了后腿，大概是父亲曾经的右派帽子令学校在斟酌是否接收时左右为难。猜测罢了。等待分配通知的那段时间里如坐针毯。不想，“小插曲”带来的拘谨被细心的老校长一下子给“调节”掉了，估计身兼党委书记的他看过我的档案。
老校长是个学识渊博的人。在那个特殊年代刚结束不久的时期，每周的政治学习是一项雷打不动的政治任务。学军中学的政治学习当时在杭州各中学可谓独树一帜。熟谙教育心理学的老校长在别的学校枯燥的照本宣科于文件与通知之际，每每给全校教师带来一份精神加餐——紧密结合时事，从东半球谈到西半球，由南半球讲到北半球，在巨大的信息流中，将政治、经济与文化，把国家体制与意识形态，分析得深入浅出，其厚实的文史哲知识功底与精湛的演讲才能令人敬佩不已。老校长是个具备跨学科知识的校长，这在经历“文革”后中教界有类民国时期跨学科学者渐行渐远以至于销声匿迹的当时，实在难能可贵而凤毛麟角。
老校长是个宽容有加的人。记得1978年杭州首次为中小学教师加工资，学校内唯一一位民国时期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老学究李国良先生，他在办公楼二楼楼梯上拦住刚上完课准备回校长室处理其他行政事务的老校长，大声质疑自己为什么没有能加到两级工资，词锋锐利而步步紧逼，全然不顾我这个在旁以好奇的眼光注视着他们“交锋”的年轻教师看客。老校长面对如此尴尬境遇，他仍一如既往地和颜悦色而慢声细语地作着解释，言语中透露出理解，但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无奈。事后心想，一个领导尊严与权威遭到挑战，竟然可以如此这般平心静气而不失态，着实不易，这份修养的表象下是一种不凡的气度、宽广的胸怀、仁爱的精神。
在学军中学与老校长相处的六年里，与他一起打过球，谈过心（这就鄙人来说委实难得），听过课……记得进校不久，学校让我上一堂有浙江省语文教材编写者来听课的公开课，我“初生牛犊不怕虎”，撇开语文书与教参，选用了《人民日报》在公开课前一天刊登的顾寄南的散文《黄桥烧饼》，受到了当时所用的省编语文教材主编之一的邵全声的肯定，更受到了老校长的表扬，我现在还清楚记得他的原话：“一个刚毕业的年轻语文教师能有这样的语文素质，能这样上课，屈指可数！”这种表扬，对于一个初出茅庐者是一种鼓励，而这种鼓励又是在个别老教师“文革”思维未改而想看新老师上公开课出洋相而一声“洗耳恭听”暗讽的语境里作出的。
1983年，老校长被浙江省教育厅一纸调令委以杭州市教育局局长重任，离开了学军中学。之后，我仅偶尔见过他，有次真想走上前去向他问声好，可见他被人里三层外三层簇拥着，个性过强的我也就不去凑这个教育人际热闹了，只是远远地望着他人群中那时隐时现的矫健身影，于内心深处道一声:“您好，老校长！”
于细微处见品德。小事小节是一面明亮的镜子，清晰地反映出老校长的心灵世界。
2019年6月22日写于寒舍苦口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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