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陈毅偕妻子张茜到湖南视察工作。当天，湖南省副省长谭余保等人在火车站迎接。看到谭余保，陈毅笑哈哈地走上去与他拥抱。两人寒暄过后，陈毅指着谭余保转身对妻子张茜介绍：“他就是谭余保，多亏当年他没杀我才有今天。”
往事重提，两位当事人哈哈一笑便已心领神会，却让包括张茜在内的随行人员如坠云雾。他们虽然知道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后，陈毅和谭余保都留在苏区打游击。但当时陈毅是堂堂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作为苏区的核心领导，怎么会沦落到要靠下级刀下留情才能活命的地步？
答案在第二天召开的湖南高级干部大会上，陈毅亲自讲述了当年与谭余保的往事后才揭开。
1934年10月，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此时，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继续留在苏区领导游击战争，牵制敌军力量。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受重伤，正躺在医院治疗的陈毅也奉命留守苏区，担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敌军便以重兵扑向苏区。
由于实力悬殊，苏区的重要城市不断沦陷，留守的红军被迫转移进深山密林之中，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经过前四次“围剿”的失败，敌人已经总结出来一些对付红军的方法，提出了所谓的“三分政治七分军事”。
陈毅后来总结过敌人对付游击队的办法：他们把苏区分割成小块，进行封锁。并强行把山上分散居住的群众迁移到平原地区集中聚居，不准他们对红军有任何联系。
这些居民还被敌人编成保甲，实行连坐法。一个人与红军接触便处罚全家，一家人与红军接触便处罚几家。而且还通过不定时检查、收买欺骗等手段，控制老百姓。
军事上对山区进行封锁，不准人员进出。修建大量碉堡控制交通线，接着便是派出大量人员进行篦梳式的搜山。
在这种形势下，红军生存条件变得极为恶劣，有时一连几天吃不上饭，部队也越打越少。项英和陈毅率领的一路突围部队一千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仅剩下身边几个警卫人员。
项英和陈毅在老百姓的帮助下，秘密来到粤赣边界的油山，找到粤赣军区的队伍，才又使游击队渐渐发展壮大。同于通讯设备损坏，以及敌人的封锁，他们不仅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就连各个军区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
在湘赣边区也活跃着一支游击队，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主席谭余保、军区司令彭辉明领导。
谭余保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只读过几年书，但练就一身好功夫。开国上将王震回忆曾亲自领教过谭余保的功夫“三五个人近不了身”。
正是因为有一身本领，使谭余保不畏强权，好打抱不平。早年，他便在乡间组织一些热血青年，为普通百姓主持公道，与土豪劣绅作对，抵抗军阀的苛捐杂税。
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各地都建立了农民协会。正是在这时，谭余保受进步思想影响，入党走上了革命道路。谭余保当时农会筹委主任后，打的第一个土豪竟是自己的姑母。
任凭亲戚怎么说情，也未改变他的决定。谭余保的铁面无私由此在当地出了名，农民们纷纷拍手称好：“选了一个好主任。”
红军主力转移时，湘赣省还剩5个独立团，总共3000多人。他们面临着与陈毅等人一样的困境——环境越来越恶劣，队伍越打越少。不久，军区司令彭辉明在战斗中牺牲，部队仅剩数百人。
在这紧要关头，作为主要领导人的陈洪时不仅没有站出来挽救危局，反而趁机投敌当了叛徒。陈洪时不仅将组织的大量机密文件交给敌人，还出面帮助敌人诱降游击队员。一些不明真相的游击队员上当走出山区后即遭到杀害。
陈洪时的叛变几乎使湘赣省的革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作为湘赣省最后一名核心领导，谭余保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坚定的信仰。他在莲花县棋盘山上召开一次紧急会议，痛批陈洪时的叛变行为，决定重组湘赣省领导机关，坚持游击战斗。
在谭余保的领导下，游击队力量又渐渐增强，还不时主动出击附近的敌人，他们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后。由于敌人的封锁，湘赣省与外界中断联系数年，消息闭塞。加上游击队员大多是参加革命后才认识几个字，获取信息的能力极低。
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消息都刊登在报纸上。游击队是从偶尔缴获的一些旧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但敌人的报纸常常刊登假消息，今天说这个投降，明天说那个被击毙。
合作抗日的消息是真是假？谭余保无法判断。在当时特殊的形势下，他只有提高警惕，坚持斗争，等待中央的指示。
其实陈毅所面临的情况与谭余保也大致相似，但他毕竟担任着高级领导，有着更加开阔的视野，对局势的把握也更加准确。很早之前陈毅就判断日军一定会侵占东北和华北，全面抗战迟早都会爆发。只要保存实力，将来一个连可以扩充为一个团甚至一个师。
目前敌人不断宣传一致抗日，又将封锁山区的部队撤走，局势变得缓和。陈毅与项英等人判断报纸上刊登关于中共中央的主张为真，他们决定下山与敌军谈判。
1937年9月24日，陈毅与项英一起到江西南昌与国民党高层谈判。正是这时他们才知道，博古与叶剑英正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国民党就抗日合作事宜进行谈判。最终，项英通过博古致电中央，恢复了中断两年多的联系。
随后，陈毅一边与国民党谈判，一边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央的精神。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代表有些气愤地说：“你们不讲信誉，讲了停战，怎么安福那边还打得那么凶？”陈毅也是在这时才知道湘赣边区还有一支谭余保领导的游击队，他决定亲自前往劝说。
当时赣南的游击队下山后都在山区附近集合，以防发生意外能及时撤回山区。所以项英和陈毅决定出门谈判都不带部队，而是由国民党派兵护送。加上陈毅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受过重伤，无法长途行走，他便坐着国民党的轿子来到永新、莲花一带。
老百姓看他是国军士兵抬来的人，不论怎么问也不肯说出谭余保的下落。陈毅只能把两个士兵打发回去，只留下一名联络的副官，住进了老百姓家中。他帮老百姓收稻子，向他们讲抗日形势。几天后，老百姓看陈毅的作风确实很像红军，才答应帮他联系游击队。
陈毅与一同前来的国军副官被蒙着眼镜带上了九陇山，接待他们的是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陈毅自我介绍后，表示此行的目的是来传达中央的指示，并拿出一封介绍信，上面写着：“兹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处联络。项英”
段焕竞只听过陈毅的名字，未见过本人。他看介绍信上没有盖章，也不认识项英的笔迹，心里在想：“怎么证明人和信不是冒充的呢？”
陈毅看出了他的疑虑，便说：“这三年你们很不容易，吃过叛徒的亏，现在警惕性很高，这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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