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佩服戚本禹老先生一个点，就是他的目标很聚焦，而且有“野心”。野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褒义词，别说你无欲无求，是个正常人，在某个点或者是某个时候，心头上都会升腾起莫名的野心。
只不过区别在于，有的人把这野心和欲望时刻放在心头上，有的人天亮之后，啥都忘记了。
下面这张照片拍摄于1990年，戚本禹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上一次登上这个地方，是在1967年的国庆节。那时候的他，和这一刻的他，虽然地点相同，但是心境完全不一样了。
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1963年之前的戚本禹，其实并没有什么名气。他那时候的职务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科长，在文化界，在政坛，提起这个名字，旁人也是一脸问号。
虽然还是个小人物，但是心中的野心也是跃跃欲试。
1962年这一年，戚本禹和田家英有了接触，也是这短暂的接触，他从田家英那里了解到伟人喜欢专研历史。因此，他也开始刻意的去读历史书籍。有心人的努力，一旦遇到了时机，自然也就鱼跃龙门，开启自己新世界的一道大门。
那是在1963年，这一年已经32岁的戚本禹，一文成名！那篇让他声名鹊起，那篇给他带来很大争议，那篇让他崭露头角的文章，名为《评李秀成自述》。
关于李秀成这个人物吧，有个很大的争议，他被曾国藩抓了以后，到底有没有写下所谓的投降书，到底有没有变节，至今都是一个争论点。至于事实究竟如何，也就只有当事人知晓了。不管他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戚本禹在文章里的观点很明确，也很犀利：
“.......他（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不争的事实......”
文章里面，戚本禹直言李秀成就是个变节的叛徒。
其实吧，李秀成历来的形象都是以正面居多，对他的风评也是很不错的。因此，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一经刊发，就惹来很多人聚焦的目光。当时，对他的评价也是分成了两个极端：
一方面：在学术圈里面，普通都是批评戚本禹的声音，觉得他太过于大胆，而且上纲上线，醉翁之意不在李秀成。
另外一方，他的这篇文章在社会上的影响挺大，很多学生和老师倒是挺支持他。甚至于有的学校的墙上本来是挂着有李秀成的画像，但受这篇文章的影响，就把画像给拿下来了。
只不过，在文化圈子里，对戚本禹的看法和争议是很大的，普遍是觉得他是通过丑化这么一个历史人物，达到自己出名这么一个目的。虽然他是出名了，但是面对文化界一边倒的反对，戚本禹当时的情况可不乐观。
他就这么度过了难熬的五个来月的光阴，也是迎来了自己人生命运的一个转机。
或许，在戚本禹的心里，他这篇文章就只是写给一个人看的；也许，他的目光一直都很聚焦；或许，他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就知道会引来很大的争议。他要的，也是这巨大的争议；倘若是毫无波澜，也就意味着失败了。
那是在1964年，刚开春没多久，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也引起了伟人的注意。伟人对戚本禹的观点给予了肯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戚本禹的预料之中，总之，有了伟人的一锤定音，戚本禹的风评也变好了。
随后，他趁着热度又写了一篇批评李秀成的文章，这场由他掀起的热度，让他成为了这波流量的受益者。原本他已经写好了第三篇文章，只不过随着热度的逐渐消散，他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刊印了。
虽然潮水褪去了，但是戚本禹上来了。
这次成名，让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信访科小科长，走进了《红旗》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组长的职务。这个位置可是个“首长”的位置，《红旗》杂志的地位自不必多说，伟人喜欢历史，也看重历史，这《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的位置，那自然是拥有很重的份量。
1966年，随着田家英的离世，戚本禹被任命为办公厅的代主任。由此，从1963年算起，他仅仅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仕途上的跨越。32岁的他，和35岁的他相比，地位是巨大的不同，职场上的这份成绩，也是羡煞旁人。
只不过，笔力驾驭不了欲望，一笔一划之间，也写下了不少的错别字和笔锋。
手中的那一支笔，能成就一个人，也能轻易的毁掉一个人。
那一年是1968年，那一天是1月14号，这一天正式宣告了戚本禹仕途的终止。他的高光时刻来得快，去得也快，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这一天，他去了秦城监狱。
1983年的11月2号，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刑期从1968年他被隔离审查的那一天算起。
1986年，戚本禹刑满释放，安排在上海，那一年，他55岁。
他出狱后，改名为“戚文”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晚年出版的书籍和文章，大多也是署名“戚文”。
他的余生是在上海度过的，这近30年的余生也是安放在了上海这个大都市。他去世的时候是85岁，那一天是2016年的4月20号，谁能想到，这个大人物居然和我生活在一个时代，是在八年前才病逝的。
一想到曾经和这么一个人物，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我这心里不由得升起这样的一种感触：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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