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伴随了人类上万年，有的人可以在酒精的促进下微醺，表现自己最真诚可爱的一面，也从来不缺借着酒劲坏事做尽和贪杯误事之徒。有人会想，要是让酒精消失，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很多问题了。实际上，宴饮与禁酒，往往是相伴而生，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美国历史上的禁酒往事。
美国于1920年所颁布的《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是美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短的一条宪法修正案。到1933年就彻底废止了。其主要内容是从联邦政府的角度，在全美范围内推行“禁酒令”。
早期殖民地的饮食习惯深受欧洲母国的影响，也继承了中世纪底层农民习惯性将啤酒当作日常饮用水的习俗。殖民农户所种植的水果，也多成为酿酒的原料。朗姆酒、袋酒、白兰地、啤酒、苹果酒、葡萄牙红葡萄酒等，都是常见的饮品。在各种节庆仪式、婚丧葬娶等场合，必有狂饮相伴随。
在殖民地时期，饮酒也是一种集体的社会性活动。在城乡之间，随处都有供人逗留休闲的酒馆。1766年纽约城有酒馆282家，1773年增至396家。马里兰的乔治王子县18世纪60年代初期有酒馆21家，大约每90户1家。《穷理查德历书》中有句谚语说。“酗酒是最大的邪恶，它使有的人变成傻瓜，有的人变成魔鬼，有的人变成野兽。”
殖民地管理者与教会组织开始对饮酒所带来的问题深恶痛绝，一些地区出台了对酒精限制的规章制度，其中最严苛的就是康涅狄格州，规定：任何人一次在酒馆的时间不得超过半个小时，饮酒不得超过半品脱，违背者要接受惩罚，这是禁酒运动的雏形。
在那时候，大规模限制饮酒活动也是非常不现实的。当时的酒馆，承载了许多社会政治功能。在独立战争期间，酒馆一度成为重要的情报枢纽与参谋中心，情报人员会选择在酒馆中交流情报，交换敌情。中高层的军官，也会在酒馆中商讨制敌之策。
除此之外，在报刊出版行业兴起之前，酒馆还承担了信息媒介的功能，从同一个社区、聚集点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对外交往军国大事，酒馆中，都有专门的信息分享人员，居民前往酒馆中饮酒并与人交谈，是获取外部信息最为便利的方式了，牧师布道甚至是私人医生问诊，也不乏一些人会选择将酒馆作为自己的主阵地。在进行地方选举的时候，被选举人，通常会选择在酒馆中发表演讲或者与竞争者举行辩论，吸引选民投票。
当时的人们还有一个错误的认知：饮酒可以让自己精神振奋，并且血液通畅。在这种错误认知的影响下，盲目追求工作效率与自身健康而进行的酗酒活动层出不穷。
后来，一位叫本杰明.拉什的医生撰写了一本小册子《烈酒对人体及社会幸福之影响》，医学与科学的角度，剖析了酒精对人体所造成的危害，否定了饮酒可使人精神振奋且血液通畅的错误认知，从科学的角度发力，将酒精类饮品给拉下神坛。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突飞猛进，饮酒的人，开始变得比之前更多，先前生活在边境或者移民过来的族群，到了城市中，依旧将过去聚集饮酒的习俗给保留下来，久而久之，酒馆中，成为了男性文化圈的聚集地。
酗酒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进一步凸显，例如很多男人为人父后习惯将儿童也带入酒馆，美名其曰培养男子汉气质，却给孩子们从小埋下酗酒的种子，让孩子们沉浸在粗鄙的成人俚语笑话中，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身心健康状况可想而知，很多孩子的母亲对这种风气非常不满意。
而进步主义时代，伴随着女性的觉醒，女权组织者开始关注酗酒带来的家庭问题，成为禁酒运动中的主力军。女权运动的先驱苏珊.安东尼与罗伯特斯坦顿，都曾经极力呼吁禁酒，并且推动禁酒运动不断扩大。
在社会上禁酒力量的推动之下，禁酒运动也愈演愈烈，无论是宗教团体还是从社会组织，追求平等与高效率的都市人群，自发的站在了主张禁酒的一边。面对工业化使得酒馆数量增多，酒精生产激增，酗酒人数增多的现状，一些教会团体从回归传统道德与基础教义的原则上，对酗酒群体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声称：圣灵不会拯救酒鬼。
世俗层面的禁酒组织也不甘落后，在1899年出台70页的社会报告，将饮酒与贫困、社会救济、虐待儿童放在一起讨论，认为一旦禁酒全面施展开来，可以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进步主义者深信，儿童从小接触的环境，对他们的行为塑造有着极大的作用，面对越来越多的儿童饮酒问题或者是童工在藏污纳垢的酒馆中工作，进步主义者越发不满。
在工厂的机器操作中，由于酗酒引发的操作失误，带来的安全以及效率等问题，也引发资本家们的不满。一些大型垄断企业也开始给员工设置严格的饮酒限制，更有甚者，发现有员工饮酒，立即开除，著名的美孚与洛克菲勒公司，就出台了诸如此类的规定。
禁酒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反对的声音，也此起彼伏，就像禁酒运动一样，反对禁酒的人，也逐渐形成组织严密的群体。在反对禁酒的人群中，移民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德国以及东南欧的移民，他们带动啤酒文化、啤酒酿造、储存与运输等技术的进步，啤酒成了酒馆文化中的主要饮品，啤酒文化也成为了酒馆中的主要活动。。那些欧洲移民立刻将自己的母国文化与美国独特的酒馆文化传统联系起来，成为酒馆中的常客，这是一道特色风景线。
除了外来移民之外，一些农村与边疆来的移民，尤其是非福音派新教徒，他们中间的更多人坚持保守主义，认为禁酒运动限制了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他们应该用强有力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传统观念。
到了20世纪初期，时局的变化，又一次推动了禁酒运动的兴起。这一时期，平民党派团体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对改善整体待遇，建立福利社会有着呼吁，平民党派的选民较少参与投票，他们并不会像过去一样坚定地支持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的一方，而是致力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政治舞台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种社会风潮之下，给了禁酒运动重新兴起且愈演愈烈的机会。一战的爆发也是禁酒的重要推动因素。不只是在美国，一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禁酒运动。因为各个国家需要筹备粮食供应前线作战， “节约粮食，支援前线”成为了交战各国这一时期的口号，一战中，在美国还未参战之时，各国兴起的禁酒运动就已经反作用于美国，美国参战以后，禁酒运动的人群与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历史学家查尔斯.默茨认为战争使华盛顿权力集中，战争使得人们更加珍惜粮食，战争使得人们认为一切德国的东西，都是非法的。德裔移民的饮酒文化，被看作陈规陋习加以抵制，铲除酒馆，丑化德裔，成为为战争的需要。而德裔群体由于在战时受到排斥，自然也无法像之前一样组织人群，游说政府进行反禁酒运动。
1920年，联邦政府颁布《第十八条修正案》，试图从法律层面来构建一个与酒精绝缘的世界。但是，禁酒令的颁布，真的杜绝了酒精，解决了这些社会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甚至适得其反。
联邦政府为了保障禁酒令的推行，成立了专门的禁酒局，培养了专门的禁酒特工ASL。禁酒局的出现，有权扣押运输车辆、飞机等物，对酒类走私者处以监禁。禁酒局对酒商与酒业集团的打击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对于饮酒的个人，如何加以干涉他们的行为，却成为了一大难题。
《第十八条修正案》颁布后，民众没有再身体力行地支持禁酒，大家虽然希望政府出台严格的法规，但却不是特别希望用近乎变态严苛的方式去执行禁酒令。同时联邦与州两级政府都没有财政上有力地支持禁酒运动，禁酒局从未得到过充足的经费。这导致在执行相关禁酒法令的时候，一系列社会矛盾与问题层出不穷。
禁酒从事人员往往素质偏差，且存在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臭名昭著的3k党也不乏在禁酒局中浑水摸鱼者。他们习惯于对白人网开一面，对少数族裔则非常严苛。激发了少数族裔对禁酒从事人员的不满。而且禁酒令的条文标准过于严苛，难以让人信服。而对于条例模棱两可的解释与选择性执法的行为，越发引起人们的不满，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将饮酒看成是个人自由的选择，不应该从法律乃至强制手段上进行干预。
而贪腐成性的执法者往往与私酒贩子勾结，地下制酒厂与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开始出现。很多地下酒厂的蒸馏操作非常不正规，容易在居民区引发爆炸事故，安全隐患成为了重大问题。许多家庭妇女为了增加收入来源，在家中酿私酒，接待顾客，这种小作坊的地下私酒，根本就没有办法管理。
许多原本不饮酒的青年人，将饮酒看作是叛逆、反抗传统以及追求自由的行为之一，纷纷投入地下酒馆的怀抱，这一时期，地下酒馆与调和的鸡尾酒饮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地下酒馆本来就处于监管盲区，渐渐地成为了滋生犯罪分子的温床，帮派火拼与谋杀案件层出不穷，最臭名昭著的要属Hosty——tosty俱乐部枪杀案件，25名目击证人，却没有人愿意出来作证，甚至目击证人，也由于种种原因被谋杀，禁酒令下的地下文化已经走向了歧途。
与走私酒集团有组织性的犯罪相比，酗酒后的临时起意犯罪，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臭名昭著的卡彭集团，就是在此时兴起，垄断了整个芝加哥的地下犯罪市场，甚至还将黑手伸到其他的行业。给社会治安与治理带来了严重的隐患。
这些有组织的黑帮犯罪集团越发丧心病狂，开始囤积杀伤性武器，为了抢地盘，垄断贸易。火拼伤及路人，引发大家对治安的极度不满意。甚至有一枚空投炸弹袭击了伊利诺伊州威廉森林的蒸馏厂，这是美国境内第一次遭受空袭。
禁酒令侵犯个人权利，大家不愿意遵守，加上执法人员在操作的过程中，往往包庇犯罪人员，使得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司法公信力下降。许多遵纪守法的公民在禁酒令颁布以后走上了违法的道路，尤其是一些之前从事酒商贸易的人。在诸如此类负面因素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第十八条修正案》的合理性。
到了20年代中后期，传统的州权，小政府、弱总统的格局开始回归。禁酒令摧毁了联邦与各州地方之间的平衡。受到新文化冲击，妇女对酒精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崛起，使她们追求与男性一样的平等，与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道德观划清界限，女性也开始出入酒馆，摩登女郎在酒馆中的表演成为一种新的潮流与时尚。
由此可见，之前力主禁酒的人群，很多已经站在了禁酒令的对立面，这样势力的此消彼长，禁酒令彻底废除，也只是个时间问题。1933年，在罗斯福总统的主导下，终于废除《第十八条修正案》，有出于恢复酒精行业，带来更多税收以重振大萧条时期萎靡的经济的考量，也有着打击犯罪整顿社会风气的考量，既然管不住，还不如放开。
“禁酒令”就此隐入了尘埃，这道禁令留给人们的，除了引发关于公权力管理与个体自由的边界的讨论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鸡尾酒大规模流行，正是在禁酒令时期，为了保证杯中的饮品的酒精度数低于法定的标准，而在烈酒中加入各类果汁或者饮料进行调和。经过大众味蕾认可的配方，往往得以保存。
经久不衰的经典款式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我们今天能喝到的诸如“长岛冰茶”“血腥玛丽”等经典鸡尾酒，都能够追根溯源到禁酒令的时代。而清吧中的旋转暗门与地道，在今天，是一种点缀与装饰，而在那个年代，则是无酒精世界通往地下觥筹交错之所的天梯。
欲望与上瘾，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机制，过度压制，动用权力与暴力的手段，只会适得其反。直面自己的欲望，合理疏导，适当享受放纵，又有何不可呢？无数天才灵光乍现的创意，正是迸发于清醒与宿醉之间，欲望与上瘾，何尝不是百万年进化中，刻在基因里的一把双刃剑，决定善与恶的，只能是执剑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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