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原名陈绍禹，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历史课本中经常出现。王明有个妹妹叫陈映民，后来改名王营。相比起“显赫”的哥哥，她的人生则要黯淡、曲折得多。
王营不仅没能沾到哥哥的光，反而因他遭受了不少委屈。不过晚年她却在回忆文章中却说：“我这个昔日的童养媳，现在正过着幸福的晚年。”这是因为中央帮她实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愿望。
出生7天便成了童养媳
王营1913年出生于安徽六安金家寨，是家中最小的女儿。金家寨地处大别山腹地，解放前特别穷困，王营的父母都没有固定职业，加上家中已经有5个孩子，实在难以负担。王营出生仅7天就被送到一户姓吕的人家当童养媳。
吕家也很穷，全家11口人，靠给地主种地糊口，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童年时期的王营经常遭受饥饿折磨，好在吕家对她不错，给了她家的温暖。在王营记忆里，丈夫吕绍文“勤劳朴实、沉默寡言、温良敦厚”。
1926年，国共合作开始北伐以后，革命思潮席卷中国大地。金家寨一带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异常尖锐，加上这里又处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军阀统治相对薄弱。在共产党人的组织下，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爆发。
吕家的几个儿子先后参加革命，在丈夫的带领下，王营也参加了当地农会，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王营性格活泼，口才也不错，农会的领导让她当妇女代表。但王营没上过学更不认识字，连忙推脱。
农会领导告诉她：“没关系，大家都不认识字，以后在工作中慢慢学。”王营接下了这份工作，常去各个村庄宣传穷人要翻身、男女平等等进步思想，发动妇女们参加革命。
可惜好景不长，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老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大别山区也是阴风阵阵，地主、劣绅卷土重来，疯狂杀害农会干部。
为了反抗反动势力，大别山地区的农民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斗争：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在鄂东建立根据地。1929年5月，商南立夏节暴动，在豫东南开辟出一块根据地。11月，六安、霍山的农民起义也成燎原之势，发展成皖西根据地。
红军第32师攻占金家寨时，王营刚刚生下儿子吕美成，她无法去前线支援，只能在后方发动妇女为红军做军鞋、洗衣服，照顾红军伤病员。还带着游击队员去侦察敌人民团据点的情况。
与王营一起工作的少先队长叫皮定均（也就是日后威名赫赫的开国中将），一天他们发现了从金家寨逃走的敌人民团头子行踪，并及时报告给游击队。这个作恶多端的民团头子最终被游击队处决。不久，皮定均介绍王营加入少先队。
向西转移丢了孩子
1930年4月，中央成立鄂豫皖边区特委（郭述申任书记）统一领导鄂东、豫南、皖西三块根据地。周恩来还派黄埔一期毕业的许继慎、徐向等人前到边区担任红一军军长、副军长，增强了边区军事指挥力量。
在许继慎、徐向前等人的指挥下，红军连战连捷，打破了敌人数次“围剿”，使鄂豫皖边区有了很大发展。到1932年6月，原来只有2000多人的红一军发展成红四方面军，下辖2个军4.5万余人。
根据地面积扩大到4万平方千米，人口达350万，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六大苏区之一。金家寨成了鄂豫皖苏区军政中心。
鄂豫皖苏区的壮大，自然也成了敌人的眼中钉。1932年5月，老蒋调集30万大军分三路向鄂豫皖苏区进攻，还下令谁先攻下苏区中心金家寨，此地便改为县并用占领者名字命名。
9月上旬，卫立煌一马当先进占金家寨，以后该地便改为“立煌县”。直到1947年，刘邓大军解放金家寨后才改回原名。
由于张国焘推行一系列错误的政策，使得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主力部队被迫向外线转移。
当时王营夫妇已经被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是战斗人员要在前线打仗，王营只能独自带着孩子跟在队伍里面。师长陈赓看她很辛苦，把她安排到师医院的队伍，以便沿途有人帮助照应。
但进入鄂东北后，情况更加严重，部队只能加紧行动。由于孩子拖累，一天晚上王营掉队了，怎么也追赶不上部队，只能跟着“跑反队”一起行动。
“跑反队”里大多是想参加红军的老百姓。部队转移时，他们紧紧跟随，赶不走驱不散累不垮，争着要当红军。这只甩不掉的尾巴，被部队上的同志戏称为“跑反队”。
跑反队里有个女孩名叫林月琴（后来嫁给了罗荣桓元帅），她曾在王营姐姐陈觉民办的女子学校学习，认出王营后对她非常照顾。一路上大家都帮忙照顾孩子，有的帮忙换洗尿布，有的帮忙去老乡家要些吃的。
有的老乡看到“跑反队”里还有个孩子，觉得很可怜，劝她们把孩子留下。大家都不同意，她们决定不管再苦再累，也要抚养好这个孩子。
可走到湖北境内时，孩子还是在大家的眼皮底下丢了。时隔数十年，林月琴仍对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
由于一路奔波大家都非疲惫，抱着个孩子就像抱了一个铁块，只能一个传一个轮流替换。这时一个农民打扮的老汉说：“你们都抱累了，我帮你们抱抱吧！”
他从一个妇女手里接个孩子便快速地向前方走去，大家渐渐追不上他。到了宿营地后，却始终找不到这个老汉。大家这才意识到，孩子丢了，于是分头去找，但没能找到。
王营急得大哭，但却丝毫没有办法，敌人就紧跟在身后，休息一会就必须立即出发，否则就会成为俘虏。林月琴只能安慰她：“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无可奈何的王营只能忍痛跟着部队继续行军。一直到1932年底，部队辗转到达川北的巴州，王营才遇到丈夫，这时吕绍文已经是营级干部了。
王营禁不住流出委屈的泪水，哭着告诉丈夫：“孩子丢了!”
吕绍文先是吃了一惊，继而又安慰妻子说：“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等我们打败敌人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后，一定能找回孩子的。”
匆匆说了几句话后，两人再次分开，由于一个在前方作战，一个在后方工作，两人要见一面非常困难。
长征途中丈夫牺牲
红四方面在川北迎来了较大发展，接连打破敌人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兵力最高时达8万余人。
在1933年6月召开的川陕省委第二次党代会上，王营当选为常委，还被任命为妇女部副部长。
当时的川北，男人们大多吸鸦片成瘾无法劳动，家庭责任主要由妇女承担。她们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了折磨和压迫，强烈渴望解放。
妇女部的任务便是把她们组织起来，她们成立了工妇协会，会员发展到30多万人，妇女占了其中的四分之一。在王营等人的发动下，这些妇女参加了支援前线作战的工作中来，为后勤保障做出了很大贡献。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失利，红军主力被迫转移，开始了长征。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辗转进入川西北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后两支部队决定共同北上川陕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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