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的“咸”人，都去这里耍了|彩灯|潇潇|灯会|老街|自贡|花灯

用花灯“点亮世界”

“盐哈儿（四川话，意为‘傻子’），做菜莫放咸了。”每次我外公下厨时，外婆都不忘如此叮嘱他。即使他已阔别家乡自贡数十年，说话再不分平翘舌，也不会做冷吃兔，但仍旧爱往锅里倒太多盐，以至于我们常在青菜里咬到一块没化开的盐块，咸得直咧嘴。

“吃得盐，过得闲。”自贡人就像一粒盐，掉进人堆里，也能迅速分辨。因为他们个性鲜明、性情浓烈，历经变化却仍将生活过得有盐有味；还因为所有人都像离不开盐一样，离不开自贡人。

20世纪初正是盐业鼎盛时期，一百年过去，这座四川C城已几经起落。它曾被时代的浪潮推向高处，又归于沉寂。曾给大半个中国提供盐味、特产是恐龙、居民日常在做的事是用花灯“点亮世界”，全球大概再也找不出第二座如自贡般传奇的城市。

盐窝窝里长出一座城

一路从成都到自贡，景色与平原大不相同，爬坡上坎不在话下，空气里充斥着猛火爆炒后留下的呛鼻油香。

提及这座川C之城，大多数人会首先想到盐。群山间天车耸立，卤水从千米深的井里被抽出，经如过山车般搭建的笕输送至盐锅，煎烧成盐。鼎盛时期，仅自贡富荣盐场的盐产量就可占四川盐业生产的60%。

深井出盐，只要有井之处，就有盐场，有盐场的土地就属于自贡城市范围。因此自贡的区域规划看上去略显松散，甚至在区与区之间“串门”还要翻山越岭。“自贡”之名也源于两口井——自流井和贡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间，围绕这两口井兴盛的小镇还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

陕西、山西、广东、江西和福建等地的商人跋涉而来，以盐、粮为主要商品，开始了长久的贸易。除此之外，自贡也吸引了大批自周边城市而来，在盐场、码头靠卖力气谋求生存的普通工人。旭水河畔，一座山城由此因盐而兴。

斜阳西下时，许是因为8月的天气依旧闷热，贡井老街空旷无人，只有几位坐在敞开的大门外乘凉的老者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些突然闯入街区的陌生面孔。

历史学者王笛在《消失的古城》一书中介绍：“成都居民的住所有公馆、陋室和铺面三种类型。……沿街的房屋称‘铺面’，许多是底层作店铺，二层作住家。但铺面里亦有大量的一般住家户。”

成都不少老铺面早已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被无奈拆除，但贡井老街几乎还保留着原貌。钟表店、酱油铺、银匠铺、理发店等沿街林立。虽然铺面已几经易主，有的或年久失修，或完全用于住宅，但依旧可以从建筑外墙上的介绍里窥见过去的浮光掠影。

△ 阳光下的贡井老街，天气炎热，街上行人并不多。（图/阿祯摄）

一位住在铺面里的老者告诉我，明末清初，这条连通码头的繁华街道工商云集，能在此买地置业的，几乎都是经济实力颇为雄厚的盐商。除了住宅和商店，外地商人还在此修建庙宇、家祠。南华宫就出自一位广东盐商之手，它原本是座带有祭祀性质的会馆，后来成了粮仓、仓库。虽然现在重新修缮，但许多壁画、塑像早已不可见。

如今大部分盐商的旧宅早已空置，还有一些四合院被几家住户分割，房屋密密匝匝如一个庞大的古村。在附近开书店的阿亮纠正我，这一片看上去与现代城市格格不入的村子，实则是自贡老城的一部分。只不过本地人鲜少踏足，因为早已有了新的商业区。

△ 随着岁月流逝，不少人都搬离了贡井老街，越来越少人记得这里曾是繁华的盐镇。（图/阿祯摄）

当宏大的历史如潮水般退去，留下的小城与盐之间有了更细微、深刻的联结。外公分享了一件关于盐的往事：当年他们兄弟姐妹众多，家中贫困，无力供养所有小孩。他在学堂，好几天才能吃上一两顿饭。为了对抗饥饿，外公随身携带着一个装盐的瓷罐。如果饿了，他就用小拇指蘸取几粒，直接放进嘴里，或兑在清水里化开再饮下。虽然不能饱腹，但嘴里有了盐味儿，仿佛刚吃过饭菜一样。

这个盐罐几乎伴随了外公的整个少年时光，支撑着他走出山城，在外地读书就业、结婚生子。如盐粒儿般的人撒在五湖四海，就地生长出了无比坚韧的灵魂。

用灯点亮世界的一群人

如果要问现在自贡什么时候最热闹，那一定是灯会期间。在自贡，灯可以实现人类所有天马行空的想象，毕竟游戏角色与早已灭绝的“恐龙”同台竞技，除了在梦里，也只会在灯会见到。

一盏成品花灯背后，有绘画、设计、走丝、焊丝、裱糊等多个步骤。今年46岁的老高，就是一名造型工人。他需要给铁丝塑形，把坚硬的铁丝拗成柔顺的弧度。这些铁丝焊接在一起，就是我们在灯会上见到的、光鲜亮丽的彩灯雏形。

老高的手上满是厚厚的老茧，聊起自己的工作总是陷入停顿和思考。起初师傅嫌弃老高不够灵光、不好教，不愿带他出去。他却有着自己的执拗，掌握不好塑形的诀窍就每天铁丝不离手：“在梦里都在想怎么编手臂。我还跑到不同的庙里，观察那些菩萨雕塑，反正我不会就模仿，就学。”

在塑形过数不清的铁丝后，老高终于从“高娃子”成了“高师傅”，也和当年师傅带着自己到处接活儿一样，带着徒弟们奔走于各个灯会。

花灯制作不像雕塑、绘画等艺术创作方式那样有专门授课的学校和老师，行业中几乎还延续着拜师学艺的传统，通常经熟人或亲戚介绍，多是互相信赖的同乡。老高的师傅就是他的小学老师介绍的，“读书不行，学门手艺也好”。

在自贡，像老高这样的制灯工人，有十几二十万人。本地大型花灯生产企业龙腾集团的负责人邓桂英开玩笑说：“灯会期间忙不过来，连街上擦皮鞋的都拉去做灯了。”做花灯的手艺，好像刻在自贡人的DNA里一样。

△ 自贡被称为“南国灯城”。彩灯工匠正在工厂里焊制彩灯骨架。（图/张浪/中新社）

其实制灯、看灯的习俗在自贡流传已久，早在唐宋时期，本地就有了灯会。到了清末，盐业繁盛，富庶的盐商在春节期间会定制大量形态各异的灯笼，彰显自家财力。几家之间，总会暗自比较，“斗灯”也成了一种“斗富”形式。

斗灯习俗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邓桂英的记忆里，她小时候会和家里人一起前往彩灯公园看灯展，当时各个企业、公司都会有参展的花灯，标注名字放在一起。药瓶灯、碟子灯、走马灯……不同材质制作的花灯放在一起，争奇斗艳。

△ （图/新周刊视频截图）

现在灯展上的灯，多是以铁丝塑形，再蒙布制作的巨型花灯。邓桂英介绍道：“虽然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花灯，但是自贡的走丝工艺有别于其他地区。自贡花灯造型多是以竖丝为主，线条美观流畅，特别是在面部轮廓和身体线条上，比起横竖穿丝，更加简洁。 ”

公司从2004年成立至今，花灯已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邓桂英也曾带着几十名工人一起远赴美国、迪拜扎灯，让更多人得以欣赏这门精细的灯彩艺术。“几年前，一位驻场的工作人员拍下了观众欣赏我们花灯的场景，他告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快乐的笑容，他们比捡到金子还开心。’当时我就开始期待，要用自贡的花灯点亮世界。”

古城复来归

没有灯会的时候，自贡是沉静的、落寞的。与向前的汽车错身而过的，是一片片少有人居住的红砖宿舍。地下资源虽有着发展化工业的天然优势，也曾催生了一批国营工厂，但随着东方锅炉厂、鸿鹤化工厂等企业或搬迁或倒闭，城市外观好像被定格在了千禧年初最繁华的时候。

和百年前全国各地的商人、工人怀揣着掘金梦奔向这座盐都截然不同，今天“迁移”“离开”似乎成了这座后工业化城市的主题。正如历史学家曾小萍在《自贡商人》书中所写，“四川的交通设施以及与中国北部、东部工业和沿海出口市场的联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正因如此，这座矗立在食盐之上的城市仍旧矗立在食盐之上，无力对抗单一经营的风险”。

本地人说起这座城，“C”代表着它过去的荣光，而“五线小城”则是对现状默契的认知。几经起落的中年人有着被生活掰开揉碎后对城市命运的释然：“管他的，有钱没钱，耍了再说哦！”

但对于本地年轻人来说，徘徊于大城市的潮流生活与家乡的“塔诗汀”“鲜芋轩”“好利蛋糕”之间，好像注定难以寻回内心的平衡。

距离贡井老街不远的千佛崖附近，开有一家名叫“朗空书房”的独立书店。店里的前咖啡师小默，在大学毕业后只身前往成都。“味蕾眷恋着自贡，精神却向往着成都。”对于一直生活在自贡的小默来说，成都代表着热闹、鲜活。

出于各种原因，她在几年后还是回到了家乡。“灯会也不是记忆中那样了，挤满了外地人。物价在工资的衬托下，并不便宜。”言谈中，小默不自觉地对比着两座城市的收入、消费等方面，充满了对生活的担忧，“我在这里没有时间孤独，每天都在为钱发愁。”不可否认，小城市的收入跟一线城市差距甚远。

然而朗空书房的两位主理人阿亮和潇潇，却是这座城市的新移民。在本地居民纷纷随工厂的搬迁而迁居外地、年轻人奔赴大城市寻找机会时，这对年轻夫妻却选择来到自贡，并驻扎在贡井老街。

△ 自为书店选址时，阿亮和潇潇一眼就看中了这个两层的小房子，装修时也尽量保持了房间原有的结构和装饰。（图/阿祯摄）

阿亮是宜宾人，潇潇是保定人。热爱旅行的夫妻俩在四姑娘山经营着一家酒吧客栈，也想在高原下的城市里有一处落脚点，在辗转考察了多座城市后，他们选择了自贡。

用潇潇的话来说就是，在自贡，处处都能看得到历史。如贡井老街上的铺面、藏在民居中的盐商老宅、遗留的盐井等，营造了浓厚的人文底蕴。

省城成都早已独立书店扎堆，而在朗空书房开业前，自贡仍没有“书+咖”的书店概念。被问及“会不会担心这种概念对于自贡过于超前”时，阿亮和潇潇用他们3个月的开店经历回答了我。店里虽然客人不多，但也会遇到来读书、办公的本地人，甚至有骑行爱好者、摄影爱好者光顾。有一次，一位从山东远道而来的游客，无意间来到了书店，惊叹于这里竟有规划如此完美的小书房。临走前，这位游客还寄走了好几张拍摄自贡街景的明信片。

这间由旧屋改造的书店，店内的陈设除了原屋主遗留的20世纪80年代的家具，几乎全是阿亮和潇潇从附近居民家或旧货市场淘来的。比如窗下的一个放书的长架子，就是拔步床的一部分。古朴的陈列和从城市里走出的现代生活方式，以书店为媒介得以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