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都说，新中国的政治谋略其实不如印度，你看人家印度总是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同时从各方都捞好处。
再看看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因为意识形态鲁莽地“一边倒”倒向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全面交恶，走了二十多年弯路。
这种观点看起来逻辑好像很通顺，但实际上是极其错误的，是根本不了解历史真相的缘故。
事实恰恰相反，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根本就没有被意识形态禁锢，我们也曾向美英等西方国家抛出过橄榄枝，表达过与西方世界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
甚至可以说，为了与西方发展关系，我们已经拿出了能够拿出的最大诚意。
其中，最能体现中共谋略风格的，是英国“紫石英号”护卫舰强闯长江与我军交火事件。
这件事情看起来虽然不大，但却将中共、英国、美国、苏联等世界主要大国全部卷入其中，各方力量反复博弈，立场不断变化，甚至为后来的朝鲜战争都埋下了伏笔。
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那段纷繁复杂的历史，来领略一下刚刚经历过二战考验的世界顶级政治家们，是如何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大战役结束。
短短四个多月时间，国民党军队150多万精锐被歼灭，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执政根基被完全摧毁。
北平谈判破裂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下达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
解放军集结百万大军厉兵秣马于长江北岸，只待4月20日强渡长江，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战争打到这个份上，对中共中央来说，国民党政府已经不是最主要的敌人，真正有可能阻止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是域外国家的武力干涉。
再说得直白点，就是苏联、美国、英国这三大国对中国革命是什么立场。
虽然中共并不害怕外国干涉，但如果外国真干涉了，必然会给中国革命胜利带来更大的阻力，必然会给解放军战士带来更大的伤亡。
因此，为了推进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当时采取的立场是：
在渡江战役期间，只要外军不主动对我军发起进攻，那么我军也不要主动进攻外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如果在渡江战役中外军主动发起攻击并阻挡我军前进的，我军应予以坚决反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对于南京、上海等地的外国大使馆，解放军一律不得擅自进入干扰，外交问题无论大小都要由中共中央统一决策。
以上内容，作为命令传达到参与渡江战役的各部队，必须坚决执行。
中共中央的态度是如此，那苏联、美国、英国的态度到底是如何呢？我们一个个来分析。
1，苏联。
虽然与中共同属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苏联在本质上是不支持解放军打过长江的，它担心此举会招致美英的大规模军事干涉，进而将苏联拖下与美英直接对抗的泥潭。
在雅尔塔协议中，苏联与美英对中国问题是达成过共识的：在中国建立由国民党领导的，共产党参与的联合政权。
国共内战本来就是对雅尔塔会议战后安排的颠覆，现在中共还要全面推翻国民党政府统治，斯大林非常担心美英会按捺不住搞军事干预。
美英要是在中国下场了，那苏联下不下场？苏联要是在中国下场了，那欧洲怎么办？
这一系列顾虑，都促使斯大林在过江前给中共中央传话，大概内容是：解放军不要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很可能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司徒雷登在日记中也曾明确记载：“一月四日，星期二。张治中说中国共产党决定要继续打下去，中国共产党决定要打下去并不是苏联的决策，苏联奉劝中国共产党停止于长江一线。”
对于斯大林的建议，中共中央态度非常坚决，没有任何转圜余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即便美英军事干涉，解放军也一定要打过长江。
中共态度如此坚决，再加上“柏林危机”还在持续，苏联的主要精力放在欧洲。
斯大林很快就改变立场，不再阻扰中共解放全中国，转而开始为中共的进攻出谋划策。
2，美国。
应该说，美国政府当时的态度非常奇怪，左右摇摆，毫无定见。
国民党政权是美国支持的，美国在中国有庞大的利益存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又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胜利。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美国都应该强力干涉解放军渡江，最起码也要给国民党政权紧急输血，让它输的不要那么快，给政策调整争取一点时间。
中共最担心的其实也是美国武力干涉，解放沪宁杭的战役中，二野、三野的部队全都集中在华东没有动，连挺进大西南的计划都往后推，就是防着美军从海上登陆。
可美国的实际表现却非常出人意料，它几乎毫无作为，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回应。
这与美国后来在朝鲜战争中的坚决反共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根据美国政府事后做的战略检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还是杜鲁门政府对局势出现重大误判。
杜鲁门政府根本就没有想到国民党政权会输得这么快，根本就没有成熟的军事干涉预案，杜鲁门本人对蒋介石的负面印象，也影响到了决策。
3，英国。
首先要说明一下，当时的英国与现在的英国在外交政策上是不同的，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美国小跟班”。
二战虽然让英国元气大伤，但它毕竟还是“三巨头”之一，广大的殖民地还在，英王的影响力还在，印度虽然独立了，但与英国的关系依然非常密切。
更重要的是，历经过二战考验的丘吉尔、艾德礼等政治家，虽然知道自己实力下降的厉害，但并不认为大英帝国就是穷途末路了。
他们坚信只要操作得当，英国还是有机会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46年3月5日，刚刚下台的丘吉尔就跑到美国发表“铁幕演说”。
这份演说甚至成为后世几十年美苏冷战的标志性纲领，英国政治家的狠辣由此可见一斑。
英国也算是东亚政治的老熟人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39二战爆发之前，东亚地区近一百年的国际秩序，实际上全都由英国人掌控，美国只是通过二战才真正上了东亚的牌桌。
英国在东亚苦心经营的主要据点有三个：新加坡、香港和上海。
这三个地区中，上海的综合条件最优越，长期是远东最发达的城市，英国人在上海投入的成本也最大，比香港和新加坡加起来都大。
如此风水宝地当然不能轻易放弃，日本投降之后，英国人又在上海卷土重来。
现在解放军要打过长江了，英国可不像美国那样毫无定见，它决定用武力手段来试探一下中共的意志。
如果中共意志薄弱，那英国的在华利益照旧；如果中共的意志坚强，英国就另寻对华交往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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