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城市上海解放了。我党负责上海财政工作的工作人员顾准，接受了上海国民党财政人员。同时他也是陈诚心腹王维恒的请求，答应关上门来做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
但谁知接下来的谈话，却令顾准大吃一惊！王维恒说：“我是1924年就入党的老党员。”顾准心想1924年入党，比自己的党龄还多10年呢，这太不可思议啦。
王维恒为了党的事业，都做出哪些突出贡献呢？同时又是凭借什么能在特务密布的国民党，潜伏二十多年平安度过的呢？
深入敌营
说起王维恒，那就不得不提起1924年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当时我党中央高层和情报组织。对于蒋介石想要合作的意图，抱有一部分戒心。这个时候中央高层就安排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像是熊向晖、钱壮飞、王维恒等秘密潜入国民党内部，成为隐蔽战线上的特殊战士。
随着1927年蒋介石娶了宋美龄抱上江浙财团的大腿后，便为了一己私心背叛了革命。对众多的革命志士进行了大清洗，那时候每天丧命的革命义士们数以万计。但幸好王维恒凭借自己高超的演技，安全潜伏了下来，而且深受国民党高层领导的器重和喜欢。
在1927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虽然有蒋介石发动了白色恐怖，无数地下党组织的同志惨遭迫害。但王维恒始终平心静气，一面在国民党内部左右周旋，一面和党进行积极联系。
终于在1938年8月，经过王维恒同志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和地下党组织重要领导人李克农同志联系上了。
从此王维恒和国民党最最核心的谍报组织里的史永搭上线， 收集情报并且不断把关于国民党党政军重要的情报资料，上报给党中央。在1948年以前，王维恒数次把重要的情报发给抗日革命根据地、解放区。
因为他传递出了重要的情报，我党我军先敌一步做出重要判断，数次避免了大规模的战斗突袭！
传递重要情报
例如，在1943年蒋介石眼见我党建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发展越来越壮大，革命群众数量更是数以百万计。
就派遣了他的心腹爱将胡宗南进攻重要的抗日革命根据地——陕甘宁地区。王维恒收获了这一个秘密情报后，就马不停蹄的赶往了重庆，面见当时重要的中共领导人，将胡宗南的兵力部署详细说明。
幸亏王维恒情报发来的及时，中共的领导人先敌一步，做好兵力部署。而胡宗南部也根据情报知道了，中共的根据地早有防范，派兵打过去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只好悻悻地取消了这个计划。
正是由于这个重要情报，共产党和国民党避免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就遭到破裂的风险。
又比如在1946年，刘邓大军准备挺近大别山，直插敌人心脏之际。蒋介石和他的一众信徒召开军事会议，最终拟定计划，由白崇禧亲率20万大军向刘邓大军发起总攻。可令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是，和他坐在一起的南京联勤总部汪维恒。
回到家就把这一件绝密的军事活动，及时发给了刘邓大军司令部。最终蒋介石和他的反动武装集团，阴谋没有得逞。刘邓大军顺利挺进了大别山山区。
潜入台湾
后来到了1948年,国民党当时的情形犹如日落西山，高层纷纷给自己准备退路。蒋介石也开始安排人进入台湾。汪维恒考虑到解放军势必要解放台湾，如果自己能提前进入台湾，搜集好关于台湾岛防的第一手资料。
到时候在解放军登陆台湾的时候，就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伤亡。为了完成全党的解放大业，汪维恒决定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将来可能要面临的牺牲。最终决定为了掩人耳目携带家眷，前往台湾搜集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党中央肯定了他的主张，并派遣一位汪维恒的老乡许汉城同志，和他一起并肩作战，共同传递情报。临行之前史永拉着汪维恒的手，语重心长的说，在台湾一定要处处小心。一旦接到新的任务，就要立即撤离台湾。
汪维恒到达台湾后，就立即和老乡许汉城展开合作。他利用许汉城印刷厂厂长这一便捷身份，将台湾的岛防情报源源不断的送回大陆。一边由向新登岛的人群，打听新中国成立与否的消息。他时刻盼望着自己早日能，以新中国公民的身份回到大陆。
在1949年春，汪维恒终于接到密电，是时候撤离台湾返回大陆了。就在启程之际，汪维恒却遭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麻烦。原来是他的上司陈诚，由于王维恒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色，深受陈诚的喜爱。
陈诚为避免自己的得力手下受到危险，就强烈建议他不要急于回到大陆。但汪维恒毕竟是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在思索片刻后。就说现在党国生死一线，我现在回去可以为挽救党国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闻言陈诚不禁颇为感动，干脆就给他几个高位，1个职位是驻沪补给区副司令，另2个职位是统筹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银行董事长。能得到这两个职位，不禁让汪维恒大喜过望！
因为这两个职位对整个上海的财政物资有实际控制权，他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挽救上海的财政问题。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明确拒绝了汤恩伯索要巨款，明面上是修剪对付解放军的工事，实际想要中饱私囊的行为！
还拒绝了谷正纲和方治取出银行存款兑换美金的想法，防止了金银外流的风险。
参与建设新中国
历史的洪流来到1949年5月27日，王维恒以“投诚”的身份和中共党员顾准正式见面。转而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在和上海副市长潘汉年确认过汪维恒的身份后，顾准大喜过望，连忙说：“欢迎老党员回归，实在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不久后汪维恒就因为自己之前的特殊经历，由从情报部门工作转入了上海政府部门工作。上海的党组织直接任命他为上海市的直接税局副局长，和顾准搭档担任起了上海经济重启工作。
当时的上海市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但在国民党多年的胡乱领导胡乱压榨下，其城市的经济基础已经相当薄弱。举个例子来说，当时上海仓库里的粮食，只够全城的人吃半个月。燃煤只有半个月的储量。解决经济问题，已经成为当时上海政府刻不容缓的燃眉问题。
在这一段时间里，顾准和王维恒几乎是从早忙到晚，连自己的儿女都很少见到他们。一方面，他们需要做好金圆券和当时发行货币的兑换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极力要求其他城市源源不断的向上海运送物资，避免市民挨饿！
以上的几个问题，被他们解决的八九不离十。这时在上海的国有土地被洋人侵占的问题，这时候就尖锐的显现出来。旧上海曾号称“十里洋场”，在外国人名为租借实为霸占的强盗做法下，各式酒楼、歌舞厅林立。
这些问题的源头，全部归咎于清政府以及蒋介石政府的软弱无能。现在新中国将要成立百废待兴，不适宜和洋人们直接撕破脸皮。如何以最小代价处理好这个问题，就落到了王维恒和顾准的头上。
王维恒在思索了一段时间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注意。那就是对这些洋人的建筑产业，按照新标准征收低价税。为此两人还制定了一份合情合法的《税务概要》。
这一招彻底让洋人们没法子了，不得不将自己以前强取豪夺的土地（今上海展览馆、锦江饭店、和平饭店、花园大酒店等）进行抵押。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他们两人用智慧为国人夺回了属于中国的财产。
一时间，汪维恒、顾准成为在上海的洋人们最不喜欢听到的2个名字。新中国成立后汪维恒历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上海市银行董事长。 并在1957年提出对城区的老旧房屋进行修缮，并加盖新的房屋，解决好房屋供需矛盾。
除此之外他还为台湾的和平回归工作，做了很多努力。纵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期的革命斗争，除了正面战场上战士们的浴血奋战，还有隐蔽在敌人内部地下工作者的九死一生，才换来我们今天平和安宁的幸福生活。
让我们永远记住革命战士们的丰功伟绩、忘我牺牲，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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