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八月努尔哈赤病逝，但他并没有指定继承人。不是努尔哈赤忘记了，也不是他的遗命被有心人私藏或销毁，而是他为后金留下了一个制度 –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即“八王议政”。
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谕分主八旗贝勒曰：尔八人同心谋国，或一人所言有益于国，七人共赞成之，庶几无失。当择一有才德能受谏者，嗣朕登大位 ……
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尊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 ……
《清太祖实录·卷四》
注：初代“八王”（也可理解为八旗旗主）分别为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阿济格、多尔衮、济尔哈朗、多铎（四小贝勒）。
努尔哈赤将他的政治遗产平分为八份，由他的儿子侄子们共同继承，并在后金内部推行集体共议制。除了国政、军务需八人协商议定之外，后金的“汗位”也不能由某家独占，需经八王推选产生并可罢免（所谓的皇太极强抢多尔衮汗位之说纯属扯淡）。
这种较原始的部落平权制度并不是努尔哈赤首创，而是千年来欧亚大陆各游牧、游猎政权的主流政治框架。如铁木真的成吉思汗头衔就不是他自封的，而是蒙古诸部经“忽里台大会”的推举。
“八王议政”之初，由于四小贝勒年龄小、政治经验不足，后金实际推行的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按月轮流执掌政权的模式。但皇太极对这种不能一个声音、乾坤独断的方式非常不满意。
为了自己能尽可能的独享大权，皇太极采取了三个措施。
首先，给自己的兄弟们罗织罪名，从物理层面上将他们排挤出权力圈。如1630年以十六大罪将阿敏下狱（次年瘐死狱中）；1631年又借莽古尔泰酒后失态，革其贝勒名号并将他逼死；1635年又以蔑视大汗、不遵制令为由，将代善近乎废为庶人。
第二，推行汉化并效仿明朝改革政体。
皇太极几乎照搬明朝制度重新构建后金朝廷和内部管理体系。这样即明确各部各级官员职权，提高了行政效率，又让自己这一系获取独立施政的能力，排挤“八王”们对国政的干预。大幅度引入中原理念、儒学等，则是重构满人的价值观，培养集权忠君思维。
第三，将“八王议政”扩升为“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稀释“八王”权力。
先是让各旗的“固山额真”参与议政，后又令各旗另设议政大臣三员参与议政，而且各旗议政大臣不能由旗主指定也不能绑定人员。这样皇太极不仅往八王议政里掺了大量“沙子”，还塞进去不少自己的铁杆，如范文臣、洪承畴等汉臣。
不过皇太极至死也没能体会到“中原同行们”口含天宪、乾坤独断是什么滋味。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不能指定继承人，也不能将身负的权力直接传承给自己的子嗣。皇太极死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经过几轮协商、妥协最终才选定年幼的福临（顺治）为继承人。
注：“松锦大战”期间多尔衮、豪格等将领因军事指挥、部署问题与皇太极几乎爆发内乱，其实也是皇太极未能集合后金内部权力的表现之一。
此后由于摄政王多尔衮的暴毙以及顺治年幼，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达到巅峰并实际控制着大清朝。
顺治病危时曾想自行指定继承人（堂兄安亲王爱新觉罗·岳乐），但遭到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反对。最终顺治并不喜欢的玄烨（康熙），因最符合各方共同利益而成为继承人。即将归天的顺治，至少是感受到了身为大清皇帝的憋屈。
顺治在临终前为玄烨另行指定了四个宗室之外的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除了考虑到儿子年幼无法理政，更多的是为了对抗“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的膨胀。
这种制度虽然看上去落后，但对于满清并不是什么坏事。它既可以激发内部良心竞争（如军功），维持满清的活力和战斗力。又可平衡内部各方利益，防卫为争夺至高权力而血腥内斗（如爆发西晋那般的“八王之乱”，满清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死后都难以避免灭亡）。
但是皇帝不满意，因为集权更具诱惑力。因此康熙亲政之后效法皇太极，继续收拢皇朝权力，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打击议政王大臣会议。
其一，继续往议政王大臣会议里掺沙子。康熙进一步扩大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规模，不仅让六部满蒙尚书参与议政，还将部分皇帝侍从官员（内大臣、侍卫等）和一些低级宗亲纳入议政人选。
其二，通过南书房逐步剥离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权。
康熙十六年，皇帝亲自选择了一批亲信文人入南书房办事，组建自己直接控制的机要秘书班子。此后皇帝开始不经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直接经南书房对外起草上谕或传递旨意。一些政务也被皇帝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转移至南书房处理。
帝王绍基垂统，长治久安，必建立元储，懋隆国本，以绵宗社之祥，慰臣民之望。朕荷天眷，诞生嫡子，已及二龄。兹者钦承太皇太后、皇太后慈命，建储大典，宜即举行。今以嫡子允礽为皇太子。
其三，直接指定继承人，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核心权力。
康熙先是宣布大清的皇位继承人日后只能出自他这一脉的子嗣，并于康熙十四年六月初六日直接谕令礼部册立嫡次子为皇太子。这事儿在别的朝代很正常，但对大清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因为努尔哈赤当年明令“大位”需八王共议推选。
注：康熙为了将他这一脉与其它宗室区分开来，效仿明朝从他的儿子开始，取名时指定辈分字“胤弘永绵奕载溥”（只有他的直系后裔可以使用）。
康熙四十八年一月，皇帝又一次拿储君之位搞事。在废除胤礽太子之位后，康熙令议政王大臣会议组织（在京官员）选定新太子。虽然皇八子胤禩高票获选，但康熙不仅出尔反尔一言否决，还将指责他说话不算数的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马齐革职。
一次关乎皇朝安危的议立储君，最终被折腾成一场闹剧。姑且不论其内在因果，康熙肆无忌惮地施展皇权是显而易见的，大清皇帝的进一步集权也是显而易见的。
雍正登基后，因西北平叛的需求（为快速处理军务）设立军机处，不仅进一步收拢了皇朝权力，也直接剥夺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军事权。至此“八王议政”以及其衍生物“议政王大臣会议”已形同虚设，直至乾隆直接取消这项制度。
完成集权的大清皇帝，对皇朝的各项政务不但可以乾坤独断，甚至不需要提前知会朝廷和官员们。
如雍正搞出的“秘密立储”制度，这不仅仅是遏制因争夺皇位而产生的内耗。还意味朝廷和官员没资格对皇位继承权发表意见，只能服从和执行。这也是清朝的皇位继承有别历朝的原因，皇帝已集权到可以为所欲为的程度。
但是实现皇朝上下一个声音真的好么？把皇帝做到极致的乾隆，用他创建的“饥饿盛世”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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