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格勃那样的特殊单位，重要任务轮不到一个单身年轻人，这个规矩估计到哪儿都一样，因为光棍挣多少花多少心里无牵无挂，对金钱和美女的抵抗力远不如身背房贷和奶粉钱的中年人。这个观点的弦外之音，就是一个人想要在特殊部门有长远发展，起码得结婚、最好是有个娃，组织上才放心。普京娶柳德米拉就有这方面的考虑，这可不是局势君的猜测，而是普京在克格勃的同事安东诺夫的观点，相信他比一般人更了解普京。
在结婚前的9年多里，普京在克格勃的主要工作是监视外国游客和当地意见领袖，发现异常后记录在案并向上级汇报，等待下一步行动指示。这些还是他工作中比较有趣的部分，更无聊的是填报表写心得之类的案牍工作。然而在他结婚的第2年，乏味的过去就向他挥手告别，组织升他为少校，并派他到莫斯科郊外的“红旗学院”进修，这所学校专门培养情报人才。如果这次变动不是巧合，那就证明结婚发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虽然他爹老普京疑似克格勃成员，但相比其他同事，普京这个家庭背景基本等于零蛋，以他这条件原本不可能进入红旗学院，因为多年来红旗学院的入学名额都被官僚子弟瓜分殆尽，普京这样的平民子弟根本没门。1980年之后克格勃总部发现，那些娇生惯养的二代们学习不行毕业后也难堪大任，于是强行空出一些名额，招募忠诚于苏联并且有外语爱好的平民子弟，于是大学期间选修过德语的普京被选中了。
（2000年的普京）
普京在“红旗学院”学了很多东西。比如怎样招募一个靠谱的线人？如何发送和接收摩尔斯电码？如何跟踪而不被发现？被发现后如何摆脱跟踪？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卧底？另外还学习乔装打扮，伪装成记者、外交官或贸易代表，模仿跟随政府官员外出时的言谈举止。红旗学院毕业的人一般都被派往国外，至于去哪里完全看在校成绩。由于普京的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加起来几乎垫底，所以他毕业后被派往一个不是国外的国外：东德。说不是国外吧毕竟在德国，说是国外吧那里归苏联管。
彼时的东德被苏联官方称作“共产主义红旗下的工人天堂”，但以现在的标准看，不过是个被意识形态腌透了的畸形国家，笼罩在压迫和恐惧的氛围里。制造恐怖气氛的东德“国家安全部”规模庞大，正式工和临时工加起来超过9万，还招聘了17万线人，分散在东德1700万芸芸众生中。国家安全部在德累斯顿圈了一大片地方，解决了这些人的餐饮、住宿、教育、医疗、体育、娱乐等一切需求，如同上个世纪国内有些省份存在的超级国企。
1985年8月，普京来到德累斯顿，理论上他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做一名跟敌国作战的情报人员。但严格意义上他不是情报人员也不是卧底，而是克格勃海外分部的一名行政人员。忘了交代，克格勃在东德的分部只是一栋2层的小楼，总共十来个人七八条枪，跟庞大的东德“国家安全部”既合作又竞争，单位2楼的角落有普京的半间办公室，另外一半归其他同事。
（80年代的东德）
1985年的秋天，大概是普京抵达东德的两个月之后，怀揣圣彼得堡大学毕业证书的柳德米拉抱着大女儿玛莎抵达德累斯顿，为此单位给普京分了一间20平米的公寓房，两口子从此蜗居在那里。这是普京人生中第1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之前两口子挤在父母家，与那时候相比虽然住房面积下降了，但是没有婆媳关系，柳德米拉对此也比较满意。
普京和他十多名同事的工作，是收集和分析情报。事实上任何收集整理工作都很乏味，在那个年代收集情报，要么是混在人群里打听，要么查看外国报纸或收听外国广播，然后逐字逐句搜索，触发关键词后就剪贴或抄写。这种事做一次两次还比较新鲜，一年到头做那是真痛苦。除此之外，普京还跟踪过到东德的商人和外国人，但这些活儿干了上顿没下顿，他们另外一份乏味的工作，是寻找并培养线人。
每一位去西德旅行的市民，都是潜在的发展对象，因为人一旦去了西德，就可能继续前往欧洲或美国，而欧美从过去到未来都是苏联的敌人。普京和同事们仔细调查这些人的社会关系，看他们是否有美国的舅舅，有没有住在北约军事设施附近的大姑，如果有再进一步沟通转化。可以想象找一个合适的人希望多么渺茫，筛选500人也不一定有一个人合适，如同电销人员打500个电话也未必有1个人愿意听他讲完产品介绍。假如撞大运真找到这样的人，他们就以发放签证为条件说服他们与克格勃合作。
但是以上这些工作不是每天都有，所以全单位的人都没那么忙，苏联体制下的政府单位，要么很闲要么瞎忙，所以普京整体上比较安逸，他暂停了过去一直坚持的柔道训练，隔三差五开车载着柳德米拉四处自驾旅行，曾经滴酒不沾的他也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德国啤酒，时不时约同事在酒吧里畅饮，年底一过秤好嘛长胖了十几斤。
（1986年的柏林墙）
1987年普京从少校晋升为中校，军衔上升行政级别也跟着水涨船高，他开始给机构负责人做助理，案牍工作变得比过去更多，曾经盯梢调查的一线工作也不再分配给他，他也就进一步远离了儿时的梦想。或许在某个下班回家的无聊黄昏，普京也意识到自己活成了小时候最不喜欢的样子。
1989年东欧巨变，曾被苏联拿捏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反水，各种散步活动层出不穷，苏联人被赶出所在国回老家。东德街头当然也出现了散步的人群，他们最初的诉求只是“西德旅游自由”，所以柏林墙前每天聚集着大声叫嚷的人群，苏联的警卫们持枪阻挡，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
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终于扛不住压力，派发言人说允许东德民众自由前往西德。此言一出上万群众拎包冲向柏林墙，守卫们根本挡不住。墙的另一边是前来迎接的西德市民，他们起哄喝倒彩唯恐天下不乱，最后两边一使劲就把柏林墙给拆了。墙倒后外强中干的苏联统治也跟着坍塌了，嗅到这个强势政权的苍白无力后，更多东德市民跑上街头围攻苏联政府机构，他们冲进了庞大的”国家安全部“，普京所在的克格勃分部自然不能独善其身。
（柏林墙上的苏联士兵）
1989年12月5日，一批人围住了普京所在的那栋办公楼，高喊着放他们进去打杂抢烧。当时单位其他领导早已提桶跑路，普京中校是那栋楼里级别最高的官员。门口的警卫偷偷告诉普京，咱这儿现在包括警卫总共4个人，待会儿外面的人要是往里冲，可咋整啊？4个人当然搞不定外面的上百人，普京立刻打给俄罗斯总部请求支援，挂掉电话后他焦急地等待回电，窗外跃跃欲试的人群让他坐立不安。
后来普京确实搞定了外面那帮人，保住了办公室里的同事和大量机密文件。在不同版本的传记里，对当天的情景有不同的描述。有些传记说好几百名暴徒冲进了房间，普京举起手枪声色俱厉地喝退了那些人，接着他迅速往焚烧炉里塞文件，以至于炉子都发生了爆炸。这个描述确实很有戏剧性，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苏联的官僚机构臃肿而僵化，普京打去的求援电话要层层传达，抵达有权做出支援决定的人那里后他们再开会讨论。但是那时候大人物们实在太忙，每分钟好几个电话等他们做决定，根本轮不到普京的那通电话。在最后的紧急关头，普京穿上制服，没戴帽子也没拿抽屉里的手枪，推开门故作镇定地站在台阶上，用一口流利的德文对抗议人群说：这里戒备森严，我的士兵们荷枪实弹，我已经对他们下令，如果有人硬闯他们就会开枪。
（普京和柳德米拉）
说完普京端着气势回了屋，后背全是汗。外面的抗议者碰到这样一个人，既觉得无趣也觉得没必要冒险，于是跑去围堵别的地方了。善于联想的同学们会意识到，这不就是普京版的空城计嘛！普京确实吓退了抗议者，但不是拿着武器面目狰狞地吓退的，而是故作镇定地让抗议者以为他身后是一间武器库。
1990年是一个告别的季节。东德的克格勃在关门歇业之前，决定烧毁整整12卡车文件，工作量太大他们特地找工厂定制了一批焚烧炉，期间确实有炉子被烧坏，但不是普京用的那个炉子。临走时普京把舍不得烧的文件打包，连同个人行李一起运回了莫斯科。那次普京还带走了一台邻居送的洗衣机，这说明俄罗斯人老早就喜欢从国外往家里带家用电器，而不是俄乌战争中俄军士兵的新近发明。
1990年2月，普京和柳德米拉回到故乡圣彼得堡，掐指一算，两口子在东德已经生活了4年半。彼时的苏联到处在排队抢购，队伍的最前面却是一个货架空荡荡的商店，柳德米拉为此很焦虑很头疼。由于欧洲的绝大多数情报人员都返回了俄罗斯，以至于克格勃总部一时无法安排工作，普京不但没有工作安排，甚至两个月没领到工作，他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啥，难道在圣彼得堡开出租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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