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泡沫破裂后，那些老师们遭遇了什么？还想去考师范和教师编吗|初中|师范|教师编|教育|日本|阿里巴巴全球数学|高中

老师，自古以来就是令人尊敬让人羡慕的工作。近年来，以社会地位高、工作稳定、待遇不错、拥有寒暑假、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工作强度不大......等等的优势，教师这个职业成为大学生求职时追捧的对象。

每年报考教师资格证和教师编制的人数越来越多，直可以与考公大军媲美。高考时如果被师范类录取，家长和学生都高兴得不得了，似乎以后的人生就稳了！就连名嘴张雪峰也在推荐学生高考报志愿时选择公费师范生。

诚然，教师这个职业有着许多优势，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在地方债高企，财政缺口大等等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以过去的思维定式来考虑未来，否则，很容易因为前面的一次错误的规划，而让自己遭到时代的痛击！

前几篇文章讲了日本泡沫破裂后的一些情况，那些返乡就业的大学生，那些之前令人艳羡上岸的公务员，在时代的裹挟下成为了日本泡沫破灭最大的牺牲者，成为了失落的一代人。那么，在日本这失去的30年，日本的那些老师们又经历了什么？他们有着怎样的遭遇？了解一下这一段的历史，对我们就很有借鉴意义，在自己或者孩子的未来职业规划时就能够多思考思考！

日本在战后的教育改革中确立了“六三三四制”的学校教育体制，大体上与中国相同。其中，小学6年+初中3年为义务教育，高中3年属于非义务教育，大学4年为高等教育。

日本的学校系统

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也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三师”“四先生”的称谓将教师与医生、律师甚至国会议员齐名。

1945年，战败后的日本，为重振经济发展，制定了文化兴邦、科技崛起的路线。倾尽国力搞教育，首先推出了九年义务教育。

1947年，日本制定《学习指导大纲（学習指導要領）》。

1949年，日本发布《教育公务员特例法》，将公立幼儿园到大学的园长、校长、教师、教育委员会的教育长的身份统一为“教育公务员”，确定了教师教育公务员的特殊地位。

历经60至80年代的教育改革，教师学历、能力迅速提高，教师受到家长和社会的普遍信任。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收入超过公务员平均收入16%，从事教师职业成为很多日本人的梦想和职业选择。

1958年，文部省公布了新的以要素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以学科知识为中心、以大幅增加教育内容和提升教学难度为主要特点的《学习指导要领》，这是战后日本进行的第一次自主修订的学习指导要领。该修订全面强化了基础学习、科学技术和地理历史的教学内容，恢复了日本传统的知识灌输型教育。

1949年日本新生婴儿270万，达到史上最高，这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婴儿潮。到了60年代后期，随着那批婴儿的长大，日本家长们发现，随着人口增多，优质教育资源减少。激烈竞争的大学入学考试蔓延到整个基础教育，导致基础教育应试化，出现了填鸭式教育等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的课后补习班文化开始流行。

1968年，第三次指导大纲修订，在教育现代化的潮流之下，应试教育倾向更加明显。学习内容不断低年级化，例如小学即开始教集合和函数；知识点教学时间缩短。

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出现大量的掉队生，于是，这个群体的家长们开始活动造势，形成了社会压力。

1976年12月18日，日本文部省发布了《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的报告，开启了日本“宽松教育”的序幕，成为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30年的方针。

宽松教育方针下的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大体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由6天减少为5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等。

1988年，日本文省部实施的第五次修订虽然对76年修订做出一定的调整，但总体依然坚持宽松教育。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人的生育意愿强烈。战后的那批婴儿潮出生的孩子在70年代陆续进入婚育年龄，于是造就了日本的第二次婴儿潮。据统计，整个70年代，日本新生儿达到2000万。

谁都能想到第三次婴儿潮将在90年代出现，日本政府较为保守的预估数字是90年代新生人口将达到1600万。为避免70年代教育资源短缺问题重演，日本政府提出应对第三次婴儿潮计划——大幅增加教育经费，并进行中小学教师的扩招。

整个80年代，日本新招聘了42万名教师，其中仅80年代末就扩招了15万名教师，使得整个中小学的教师队伍达到历史峰值的近100万人。据总务省统计，1985年教育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不到15%，而到了1989年就已接近20%，其中仅教师工资一项就高达3万亿日元。

1990年，日本股市楼市发生崩盘，泡沫经济破灭。在经济衰退的冲击下，日本的财政体系开始恶化。

1992年，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下大学生的就业困境，日本开始进行大学生、研究生的大扩招，同时，为了刺激经济、扩大就业、减轻大城市就业压力，日本启动了乡村振兴计划。

泡沫破灭后日本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而拯救经济的大基建又需要海量的公共资金投入，使得这一年日本发生了泡沫破灭后的首次财政赤字。政府被迫压缩其他项目的支出，占到1/5的教育经费成为缩减的重点方向。

下面为日本财政基本余额（PB）占GDP百分比的变化图，0以下为发生了财政赤字，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入不敷出。

1990年日本财政收支还有3%的盈余，1992年转负，此后赤字迅速扩大，到1998年达到占GDP的近10%，2000年再次达到这个位置，2001年更是直线下降。注意这几个时间节点，关于日本教师命运的变革与此高度重合。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日本决策者面前——随着教育经费的大幅缩减，如何才能供养庞大的教师队伍。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衰退，年轻人面临着就业艰难和收入降低等一系列困难，结婚生育意愿大幅降低，结婚率、生育率也开始暴跌，预计中的第三次婴儿潮根本没有到来。

整个90年代日本新生人口仅1100万，比预估的1600万整整少了30%。由于政府80年代的决策失误，使得日本产生了严重的中小学教师过剩。

为了应对经费不足和教师过剩，1992年日本文部省启动了第一轮教师改革，其中减少新教师招聘数量成为了这轮改革的核心。由此拉开了长达二十年的被称为平成教改的序幕。

《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给予了教师教育公务员的特殊身份，是没办法裁撤的。于是，只能把主意打到大幅减少新教师招聘上来。短短5年时间，新招录教师数量缩减了六成。整个90年代，日本仅新招录了18万名教师，是80年代招录教师的42%。

上图中使用的是日本的纪年，实际为在2000年小学教师招聘人数达到最低值3683人，而应聘者人数为46156，岗位报录比达到12.5：1的峰值。

新教师缩招必然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大量师范类毕业生无处工作。1995年，日本全国教育学院的就业率仅为50%，到了1999年，全部师范类毕业生能够找到工作的比例更低至32%。师范成为日本那个最萧条时期就业率最低的专业。

教育专业本身就业单一，一旦未能成为教师，受限于专业特性，就很难在就业市场找到工作。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整个90年代，日本共有100万教师资格证持有者未能成为老师，这里面大部分是教育相关专业。这种情况后来被称为就业冰河时代教师就业困境。

由此又引发出一个更糟糕的问题——由于教育相关专业的教育背景与文科有较多重叠，于是这些没能当上老师的师范生与文科生们在就业市场对本来就不多的文科岗位展开竞争，从而由单一的师范生就业困境逐步演变成90年代的文科就业困境。

可以说，那些师范生成为了第一轮改革的牺牲品，而群体更庞大的文科生则无辜躺枪。

1996年，通过多年的压缩，日本的教育经费降到了12%以下。然而，由于采取大基建挽救经济创造就业，造成日本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

经过多种手段多轮刺激，经济仍然未有好转，日本政府选择了继续大基建，希图稳住基本盘，拖延时间，以等待高新技术产业的腾飞。这样一来，日本的财政压力更大，被迫压缩军事、医疗、教育等等各方面的支出来缓解财政困局，而教育经费再次成为了主要压缩方向。

这一年，日本启动了第二轮教师改革——提出了用市场化手段压缩教育经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教育宽松化的神助攻下，日本的义务教育逐渐由公益化向市场化转变，而在这场变革中，推广临时教师制度和扩大教师工作范围成为了重点方向。

这轮改革提出，对正式教师编制采取只出不进的总量控制，以后的新增教师主要以合同制的临时教师为主。文部省统计，这轮改革后临时教师数量增长了5倍，最高峰时临时教师占总教师数量的1/6。而正式教师编制数量被压缩，5年时间正式教师缩减了7万名。

这轮改革受伤害最大的无疑还是那些师范生。由于正式教师编制采取严格管控，想要考取一个正式教师编制的难度异常大，甚至有时得动用国会议员推荐。在此背景下，那些教育学院的师范生被迫成为临时教师，而临时教师的工作合同一年一签，工作极不稳定，收入也仅是正式教师的一半。这给后来的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临时教师贫困问题。

当时日本处于就业冰河时代，想要找份工作很难，因而即使是没有编制的临时教师也让无数非师范专业的名校高材生趋之若鹜。在2000年，日本中学教师岗位的报录比夸张到17.9：1。

如果代换到我们，一群师范生在招考代课老师的考场上愕然发现一群清华北大的学霸参与同场竞争，心理上的冲击该有多大。在广东、浙江、江苏等许多县乡一级的中小学正式教师编的招聘中这种情况已经常见，那么谁敢说以后在招聘临时代课老师时不会出现大批清北复交的身影！

1997年，文部省开始了教师工作扩大化改革，使得近百万在编教师成为了另一个受到极大伤害的群体。政府连续修订了考核体系，行政性事务的考核比重大幅增加，此后，各学校的行政工作主要由教师义务兼职。由于不再需要为这些工作支付薪水，改革后仅学校管理费一项就减少了4000亿的支出。

这场改革大幅提高了老师的工作强度，工作时间被不断拉长。文部省统计，改革之前教师的每周工作时长为50小时，改革后直接突破62个小时。

在我们网络上到处充斥着对996的吐槽时，日本的老师们改革前就已经达到了996，改革后更是与以加班笑傲群雄的宇宙大厂和拼某夕持平。

改革还在深入！为了继续压缩经费，日本政府此后又提出全科教师普及化，要求教师同时负责多个学科的教学工作，进一步压缩人力成本。2006年的统计数据，日本中学教师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达到了68小时，甚至个别学校每月加班时长超过100小时。

教师超长的工作时间，就算是在盛行加班的日本“社畜”文化中也属于最恐怖的存在。除了加班的压力，日本的老师们还承担着来自社会的巨大心理压力——因校园失控问题日本的老师们成为了背锅侠。

当时，日本学校里面的校园暴力案件呈几何倍的增加，据统计，1999年日本全国50%的刑事案件都与青少年有关。许多年轻女孩则纷纷向苍井空大妈学习，参与小电影的拍摄，更有许多初高中女生成为了援交少女。等等此类问题，后来被日本社会称为校园失控。

社会上把矛头对准了教师，认为是教师管理能力不足。而家长们则认为是老师不负责，导致教育质量下滑。

2000年以后，一批有关黑道老师的影视剧爆火。在这些作品中，作为主角的老师像周星星那样采用强力手段管理班级，最终让学生们考上名牌大学。这其实就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反映——对教师能力表示失望，认为即使是黑帮成员也比正儿八经的教师们更有能力。

到了今天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校园失控问题其实与老师无关，根本原因在两个方面：

一、宽松教育

1998年，日本文部省对教学指导大纲进行第六次修订（2002年实施）。此次修改删减了整整30%的教学内容，希望以此将学生从沉重的学习压力中解放出来，进一步贯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素质教育方针。从1970年代开始效仿美国搞宽松教育，至此算是“功德圆满”，并由此诞生了为人熟知的“宽松世代”。

尽管日本实施的宽松教育旨在为学生减负，出发点是好的，但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反而催生或助推了教育不公、社会分层固化、家庭教育费用加重等等一系列问题。

日本政府认为中小学教育的最大目标是让所有学生达到最基本学业水平，这也是义务教育的目的所在，因而极为重视对义务教育阶段私立学校数量和占比的把控。尤其是在小学阶段，私立小学的比例在1980年前低于0.5%，如今所占比例也仅为约1%。到了高中阶段（即日本人说的“高等学校”），私立学校的比例才开始增大。

60年代初，日本的高中仍以公立教育为主，实力远超私立高中。1962-1967年的东京大学合格者排名，日比谷高中、西高中和户山高中三所都立公办高中几乎蝉联排名榜前三，在当时被称为“都立御三家”。

因此，当时存在学生一边倒选择就读公立高中名校的现象，自然只有成绩优秀者才能考上。

1967年日本对公立高中的入学考试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学校群制度”。简而言之，该制度将各所公立学校以二所或三所为单位形成一个个的“学校群”，学生不能报考某一所特定的学校，而只能报考某一个学校群。考试合格后，由政府随机分配。

由于不能确保考高分就能够升入重点高中名校，一些优等生开始选择私立高中。

70年代日本开始实施宽松教育政策，这必然让很多学生和家长认为太松了，加深人们对于公立学校的不信任感，加速提升了私立学校的人气和升学实力。

在这两项措施的作用下，到1980年代，私立高中已经完全取代了公立高中，成为优秀学生升学路上的首选。1962年东京大学合格者人数的排名中，前十名中1所国立高中，7所公立高中、2所私立高中。而到2023年的TOP20排名中，私立学校占据绝对主体，共16所；公立高中3所，国立高中仅1所。

宽松教育推动私立高中的崛起，也促使入学竞争的低龄化。由于名门私立高中多为初高中一贯制学校，这就将入读私立高中的竞争延伸到初中阶段。为进入名门高中的初中部，学生不得不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上私塾补课以应对初中入学考试。

根据文部省官方调查，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12.0%、16.5%到23.6％，节节攀升。

因优质教育资源有限，宽松教育虽然减少了在校教授的内容，降低了学习难度，但并未降低大家在报考大学时的竞争激烈程度。所以有能力的家庭会让孩子通过补习班、私立学校等提升将来的入学竞争力。

在此情形下，家长需要支付相较公立学校昂贵许多的学费及高昂的私塾费，升学竞争也演变成了家庭经济实力的比较。经济收入较低的家庭难以获得入场券，降低了寒门子弟就读优质大学的机会。

经济水平足够高的家庭尽管可以购买到最好的私立教育，但其也面临着高昂的家庭教育成本。日本的中产家庭都有希望下一代通过受优质教育来维持阶层或向上流动的愿望，但是，家庭教育成本越来越高，这导致生育率越来越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重日本社会少子化、老龄化问题。

由于好学生纷纷涌入私立高中，使得留在公立初中和高中的大多是那些学渣级别的学生。正常人都会想到，这样的学生最难带。

家家都望子成龙，他们不怪自己基因不好，不怪自己孩子不聪明、不怪孩子学习不得法学习不努力，反而把读书成绩不好的原因怪罪到老师头上。这个现象在我们这儿也大量存在，而那些家长们无一例外大多是比较low的，在那种家庭长大的孩子家教明显不如中产家庭的孩子，而且更具有暴力倾向。

当然，进入公立高中的还有一些学习成绩好但是家庭不富裕的学生，但是在周围坏学生环伺干扰的情况下想要突围而出，其难度可想而知。

二、学历贬值和大学生就业困境

受经济崩溃的影响，日本的大学生就业形势恶化，这种情况必然会传导到日本的中小学校。本来就是学渣的聚集地，学习氛围不浓厚，这个时候更是厌学情绪严重。学生们认为，自己本来读书就不好，而就算是发奋努力读书考上一所好大学，将来也不能找到好工作。

主要在上面的两种原因作用下，日本发生严重的校园失控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迫于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文部省于1999年修订了教师考核标准，强制要求教师们降低其所在班级的犯罪率。

政策上和经济上造成的问题怎么可能由一位小小的教师解决，但是民众的不理解和政府的一再施压让曾经备受尊敬的教师职业成为日本泡沫破灭后的出气筒，许多教师因此出现了严重的自我否定情绪。这也是教师在如今的日本被称为黑色职业的原因，因为他们承受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远超其他职业。

2000年，经过9年的改革，日本在编教师人数从100万压缩到80万以内，教育经费从占财政总支出20%降至10%以内。

2001年，日本的财政状况恶化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日本政府已处于崩溃状态——全年财政缺口突破100万亿日元，几乎达到GDP的20%。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凭借“改变自民党、改变日本”的竞选口号获得80%的支持当选首相。作为强硬的改革派，小泉内阁启动了被无数日本公务员视为梦魇的大部制改革——即大部门体制。改革后，日本政府部门从22个缩减至12个，大量公务员失业。

大部制改革对不同领域都产生了强烈冲击。农村实行了平成大合并，47%的机构被合并，一半的基层岗位消失，海量的返乡就业大学生失业，被迫返回大城市打临时工，成为漂流一族。这也是我们如今所说的北漂、沪漂等等各种漂的来历。高校引发了国立法人化改革，改革后高校必须自负盈亏。关于中小学教师的改革，则被称为身份改制。

2003年，日本政府对《教育公务员特例法》进行了大幅修改，对教师身份进行改制，此后，教师不再等同国家公务员的身份。

这轮改革中，日本政府将学校的实际管理权限下放到各地方政府，教师的法定津贴被大幅削减，且仅负担教师工资的30%，其余则像烫手的山芋一样甩给地方政府自筹。仅教师工资这一块，日本的中央财政立马减少了每年1.5万亿元的支出。

此前的文章讲过，平成大合并前日本的乡村已经事实上破产，长达7年的平成大合并虽然拯救了日本的乡村，但是此时各地方政府兜里依然没有钱，地方财政根本没有能力负担如此庞大的教师队伍。

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最终日本政府妥协，在2004年废除《教育人才确保法》，中央政府不再干预教师的工资标准，各地可按照自身财政情况调整教师待遇。

广大的日本教师瞬间成为了没娘的孩儿，此后，各地纷纷压降教师工资。据统计，降薪潮期间，日本教师平均工资下降了30%。2007年，教师平均工资低于450万日元，仅是日本横滨一位普通公交客车司机工资的一半。

作为日本工作强度最大的职业，教师每月“义务”加班时长超过80小时。超长的工作时间，低廉的工资标准，导致日本教师的时薪甚至一度低于社会上的劳务派遣临时工。

早在1998-1999年，京都大学的西村和雄与庆应大学的户濑信之两位学者以第一梯队私立大学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了小学和初中水平的简单数学测试。结果显示，经济学部学生的正确率为27.5%，非经济学部学生的正确率为14.1%。这个结果表明，宽松教育让日本学生的学力下降，更深一层则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在金钱的支撑下排除掉寒门学子的竞争，终于可以上大学了。

尽管始终存在对宽松教育的质疑声，但是并未让日本学界、大众以及政府对待宽松教育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直到日本学生在21世纪初期参与的数次能力测试中的全面败退。

在2003年实施的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评估中，日本学生的成绩较2000年实施的上一次评估出现大幅度的下滑。于是，质疑宽松教育的声音开始高涨起来。

2007年，《日本经济新闻》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探明学力续跌的原因》，文章以日本学生2006年的PISA成绩为抓手，直言宽松教育下学习内容和难度的大幅衰减是导致学生学力下降的重要因素。

此时，日本的教师已经不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干着工作时长最长的职业，拿着一降再降的工资，除了整天面对一群坏学生，还要忍受来自家长、社会、政府因校园失控问题的责难。而这一次，在争议还未出结果的时候，日本政府又拿教师开刀，教师成为了日本学生因学力低下在PISA溃败的替罪羊。

2006年，日本推出《不合规教师考核法》，一旦考核不通过，就有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终于，日本教师的铁饭碗被打破了。

当时仍处于日本就业冰河时期，新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破产企业的失业员工，大基建退潮后海量的地方失业人群，大部制改革中被裁撤的公务员，等等，纷纷在就业市场寻找为数不多的工作机会。在这么残酷的竞争环境下，受教师职业的限定，那些没能通过考核的老师们几乎是不可能再找到工作，只能被迫成为劳务派遣临时工，而且只能被派遣去干最底层的工作。如售货员、服务员、保洁。

法案推出当年就有900名教师未能通过考核，此后更是一路从严，甚至出现了仅因几次缺勤就差点不能通过考核成为失业人员的案例。

这种严酷的考核制度让日本教师们充满恐惧，不敢请假，更不敢生病。最终，在一系列问题的重压下，日本教师出现了群体性崩溃！

2003年后，日本教师精神疾病比重持续升高，到了2010年，日本抑郁症患者中教师占比高达30%，当年有7000名教师在多重重压下选择辞职，占当时全国教师的1%。日本厚生省的统计，在小泉推出教师改制后，每年有超过100名老师因承受不住各种压力选择自杀，教师成为日本自杀风险率最高的职业。

2007年，由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报告显示，日本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成绩相比3年前皆出现排名下滑，且打算从事跟科学相关职业的学生比例在各国中最低，这引起了包括官员、教师和家长等各界人士的普遍担忧。教育再生会议提交的报告认为，宽松教育是造成日本学生学力低下的根本原因。这份报告引发了日本国内对宽松教育的广泛批评与质疑。

2008年，文部省开始第七次对《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出于对宽松教育的反省，宣誓要“去宽松”（脱ゆとり）”。新修订重视对基础知识的反复训练和基本技能的扎实掌握，恢复之前被削减内容，增加课程难度，减少综合研究课和选修课教学时间。同时，学校要利用上课前和放学后的时间为学生补习功课，并通过布置家庭作业充实学生课后学习。

这是指导大纲自1976年修订以来，时隔30年首次往宽松的反方向修订，也意味着日本与宽松教育理念的告别。这也算是帮日本老师搬掉了强加到身上的一口锅。

日本的宽松教育参照的是美国“快乐教育”模式，美其名曰是旨在通过减少学生课业负担，归还学生更多的自由，重视学生的生存能力，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以及体验式学习的能力培养。这个模式近些年来被照搬到我国，改头换面称为素质教育。

令人唏嘘的是，日本15年前就已经认识到宽松教育的错误并逐步加以改正，而我们明明有日本现成的教训摆在那儿，能够看到其带来的负面作用却仍乐此不疲的推行素质教育，只能说资本已经侵蚀到教育系统的高层。

随着70、80年代大扩招的教师逐渐开始退休，2012年以后，日本从教师过剩走向了教师紧缺，至2019年，日本有11%的中小学出现了教师缺口。教师荒成为了日本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时，平成教改已持续了20年，在这20年间，总计有8.3万名教师因精神疾病选择离开他们所热爱的职业。原先在社会上最受尊敬的教师的地位大幅降低，受尊重程度下降，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反映是教师入职率低，成为日本大学生最不愿意从事的职业。

虽然之后平成教改无疾而终，日本政府从2017年起陆续出台了很多措施，试图提高教师地位，如取消严格的考核机制，给教师创造宽松环境；提升教师待遇，如今日本教师的工资已比普通公务员高了4%；给教师大幅减负，明确规定教师每月的加班时长不得超过45小时。等等。但是已经难以改变社会对教师过劳死的固有印象。

优秀的年轻人不愿意报考教育专业，不愿意加入教师队伍。日本政府为应对教师慌重启了教师大扩招，但是中小学教师的报录比却持续下降。2020年时初中教师的报录比为5：1，而小学教师的报录比更低至2.7：1。

回望日本这一代教师群体，他们为政府错误的教育宽松政策背锅，又在经济衰退、人口暴跌和财政恶化的困境中变成了所谓的财政负担，最终在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中成为了日本泡沫破灭的牺牲品！

2020年以来，我国新生人口出现断崖式暴跌，这不能不让我们对我国教师是否过剩产生疑问，1800万教师将走向何方？

2021年以来，被疯炒的房价出现了下跌，房地产泡沫已经事实上破灭。经济发展出现困难，中央债和地方债分别达到了30万亿和40万亿。最新的数据是2023年我国GDP为126万亿元人民币，2024年安排的中央财政赤字4.06万亿，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9万亿元。

虽然我们的中央财政赤字仅是GDP的3%水平，明显比日本当时的情况好得多，但是地方上呢？

2024年上半年，贵州省GDP1.06万亿元，而贵州的政府债务余额却高达1.25万亿元，占GDP的比例为62%。尽管与美国、日本等国相比，这一比例并不算异常，但作为经济最不发达的省份之一，地方自身化解债务的难度却异常突出。

更可怕的是，贵州这1.25万亿元的债务中并未包含如城投债这类隐性债务，这些债务虽然名义上由城投公司承担，但实际上城投公司是由政府所设立进行城市建设的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