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第一章： 政治发展的道路
为了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是民主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却不是，对政治制度在时间过程中所经历的具有不同特色的道路进行区分是有帮助的。在这些道路中，只有一些的结果是民主，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如此。这些程式化的道路使我们能在真实世界比较的复杂性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且它们描述了我们相信把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与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机制。
主要有四种。首先是一条从非民主渐进地但坚定不移地走向民主的道路。民主一旦被创立，就永远不会受到威胁，而是继续保持和巩固下去。英国是这条政治发展道路的最好例子。其次是一条民主得以创立，但创立之后却迅速瓦解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造就最初的民主化的力量会再次出现，不过民主会再一次瓦解，如此周而复始。在20世纪，阿根廷的经历是这条民主创立后却始终得不到巩固的道路的最好例子。在逻辑上，第三条道路是一国保持非民主或者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被推迟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源头有着重大的差异，因此，把非民主道路再一分为二对我们是有帮助的。第四种道路是，民主从未出现过，社会是相对平均主义的、相对繁荣的，使非民主的政治现状得以稳定。体系从没有受到过挑战，因为人民在现有的政治制度下是充分满足的。新加坡是具有我们如此描述的政治动态的社会。非民主道路的第二种恰好相反。社会是严重不平等的和剥削性的，民主的前景令权贵极为恐惧，以至于他们要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包括暴力和镇压，来避免民主。南非在其种族隔离政权瓦解之前是这一条道路的典型。
在这一章中，我们通过考察这四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来描述这四条道路，并说明导致一个社会走上一条或另一条道路的机制。我们讨论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的政治发展的动力学，探讨为什么政治发展的结果在英国是巩固的民主，在阿根廷是不巩固的民主，在新加坡和南非是持续的非民主尽管形式不同。我们的讨论突出了许多其后的分析，这些分析将会表明对决定
为什么一个社会走上其中一条道路而不是另一条道路至为重要的因素。
1.1英国
在英国，民主起源于作为贵族与国王商谈税收、讨论政策的论坛的正规议会的创立。只是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议会才定期开会，而且只有非常有限的选举权。在这一阶段，议会的成员资格取决于存在社会不同“等级”的封建思想。这些等级包括：教士和贵族生来就是上院成员；普通人则进入下院。下院议员原则上要选举产生，尽管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期，大多数的选举都没有遭到反对，因此，事实上也没有投票发生(Lang,1999,p.12)。候选人往往由地位显赫的地主和贵族提名，而且，因为不存在不记名投票制度，投票是公开的，很容易被看到，所以，大多数选民不敢违背这些地主和贵族的意愿(Namier,1961,p.83;Jennings,1961,p.81)。
但不论怎样，继1642～1651年内战和1688年光荣革命后发生的宪法变革，导致了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戏剧性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民主的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NorthandThomas,1973;NorthandWeingast,1989;O'Brien,1993;Acemoglu,JohnsonandRobinson,2005)。这些变革出自斯图亚特王室和议会之间的冲突，前者意图维护和扩大他们的绝对主义权力，而后者则意图凌驾于这些权力之上。议会获胜了。结果是政治制度的重构严重地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增加了议会的权力。政治制度的这一变革使财产权利获得了更多的保障，因为人民不再惧怕国家的掠夺行为。尤其是它把权力交到了一个代表了面向市场销售的商人和地主的议会的手中。到18世纪晚期，在英国开始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英国，走向民主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1832年的《第一改革法案》。这一法案消除了在旧的选举制度下，特别是一些“衰败选区”(其中几个议员只由极少数的投票人选举)的许多非常严重的不公平。1832年改革也确立了统一以财产和收入为基础进行投票的权利。
《第一改革法案》是在大众对英国当时政治现状不断高涨的不满的背景下通过的。朗格(Lang,1999,p.26)注意到：
在新工业区增长的情况下，革命被看作一种特别的风险。对革命的恐惧，在滑铁卢之后并没有消失而是加强了，利物浦勋爵的政府(1821～1827)实行了一种严格镇压的政策。
到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已经稳步开展，而1832年之前的十年见证了接连不断的暴动和无处不在的动乱。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811～1816年的卢德派暴动，1816年的温泉广场(SpaFields)暴动，1819年的彼得卢(Peterloo)屠杀和1830年的斯文(Swing)暴动(关于这方面的概述，参见：Darvall,1934;Stevenson,1979)。改革的另一个催化剂是1830年巴黎的七月革命。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1832年改革的动机是为了避免社会骚动。朗格(Lang,1999,p.56)得出结论说：
动乱的程度强化了立即改革、而不是以后改革的必要性：任何拖延都是过于危险的。正如威灵顿(Wellington)和皮尔(Peel)在爱尔兰准许解放以避免起义一样，辉格党应该两劣相权取其轻，准许改革。
1832年的改革法案使选民总数从492700人增加到了806000人，代表了大约14.5%的成年男性人口。不过，英国的大多数人不能投票，贵族和大地主有着相当大的庇护范围，因为有123个选区只有不到1000个投票人。而且，在1872年选举法和1883年腐败和非法行为法出台之前，也有持续的腐败和对选民进行胁迫的证据。因此，该项改革法案并没有创立大众民主，而是被设计成一种战略上的让步。不出意料的是，在1832年之后，议会改革问题仍然很受关注，而且成了宪章运动的核心问题。
1867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改革的时机最终成熟了。急剧的经济衰退是这些因素之一，它造成了显著的经济困难，助长了暴力威胁。同样意义重大的是1864年国家改革联盟和1865年改革同盟的建立以及提供了最直接催化剂的1866年7月海德公园暴动。西尔(Searle,1993,p.225)认为：
显然，这个国家的改革煽动在很大程度上说服了德比伯爵，使他相信，
一项改革法案，任何一项改革法案，应尽可能迅速地进入法律全书。
这一阐释受到了许多其他历史学家的支持(例如，Trevelyan,1937;Harrison,1965)。
《第二改革法案》是在1867年通过的；选民的总人数由136万增加到248万，而且在所有的城市选区中，工人阶级选民在选民中占了多数。到1884年《第三改革法案》出台时，选民人数又翻了一番，该法案把已经存在于市区(城市选区)的同样的选举规章扩展到了县(农村选区)。1885年的再分配法案消除了席位分配中的残余的不平等，从这一刻起，英国便只有单一议员的选区了(在此之前，许多选区选举两名议员——两名获得最多票数的候选人)。1884年之后，大约60%的成年男性被给予了选举权。同样，社会的无秩序状态似乎是1884年法案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Hayes,1982;Lang,1999,p.114)。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案把投票权赋予21岁以上的所有成年男性和30岁以上的女性，这些女性要么是地方税纳税人，要么是嫁给了地方税纳税人。最终，在1928年，所有的女性获得了在同等条件下跟男性一样的投票权。1918年的措施是在战争期间谈判的，而且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府与工人阶级这一作战和生产军需用品所必需的阶级之间的投桃报李。然而，加拉德(Garrard)注意到：
大多数人假定，如果要这一体系存续且“满意和稳定流行”,那么就不能否定男人的普遍的公民权，他们被认为遭受了太多苦难且已注意到了俄国革命。
总之，浮现于英国政治历史的图景是清晰的。始于1832年，那时英国被相对富有的、主要是农村贵族统治着，在86年期间，对于成年男性做出了战略上的让步。这些让步旨在将先前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们纳入政治过程，因为另外的选择被认为只能是社会动荡、混乱，可能还有革命。让步是渐进的，因为在1832年，社会和平还能够通过收买中产阶级来获得。此外，让步的影响被政治制度的具体细节，特别是上院的持续的非代表性质冲淡了。尽管上院在1832年改革期间受到了挑战，但它为富人对抗来自一个民主化的下议院的激进改革的潜力提供了重要的堡垒。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时，赫伯特·阿斯奎思的自由党政府引进福利国家因素的决策导致了对贵族权力的大量限制),情况一直如此。1832年之后，因为工人阶级通过宪章运动和后来的工会进行了重组，政府不得不做出进一步的让步。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附带结果认可了完全民主的决定。尽管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的压力在一些改革中要比在另一些改革中更有影响力，而且其他因素无疑也发挥了作用，但在英国，社会的无秩序状态的威胁是民主创立的动力。
在英国，民主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巩固发生在一个很早就摆脱了几乎所有中世纪组织残余和成功地抵制了绝对主义威胁的社会中。它们也发生在迅速工业化、城市化、工厂体系的扩张、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以及——在谷物法废除后的时期迅速的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1.2阿根廷
现代阿根廷共和国的开端是阿根廷宣布国家独立的1810年。这一时期之后，国家就陷入了关于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混乱的内战和内部冲突。19世纪60年代混乱最终得以缓解。在1853年，一部新的宪法诞生了，1862年，巴托洛梅·米特雷(BartolomeMitre)被选举为统一的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米特雷在第一次农业出口繁荣(由此开始的一系列农业出口繁荣在1930年以前一直支撑着阿根廷的经济)的便利环境下，着手创建一个国家。他创设了国家官僚机构、税收制度和法律体系，而且这一时期也见证了选举政治的建立。然而，
1853年的选举法，目的是允许大众参与政治过程，从一开始就被证明是赝品。选举仅有很小一部分选民参与，一直是仪式性的拙劣的模仿，由有权势者的仆从表演和管理。
米特雷之后，多明戈·萨米恩托(DomingoSarmiento)成为总统，而且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党派民族自治党(PartidoAutonomisteNacional,简称PAN)。此后继任的历届民族自治党总统通过操纵选举一直掌握权力，直到1916年为止。他们是在不断高涨的社会不满的背景下维持其权力的。1889年之后，在公民联盟(UniónCivica)中出现了有效的反对派，它在1890年7月发动了一场反政府的反叛。1891年之后，激进公民联盟(UniónCivi-caRadicals)在伊波利托·伊利戈延(HipolitoYrigoyen)的领导下，于1893年和1905年举行了起义。然而，基于对选民强行控制的政权还是得以延续，阿根廷的权贵们已开始意识到了西方欧洲社会和他们自己的，有着不断成长的城市与新出现的社会阶级的社会之间不断显露的相似性。民主的吸引力在于它保护政治稳定的许诺，因为如果政治排斥继续下去……这个国家就会有重复19世纪90年代早期剧变的危险。(Rock1987,pp.184—185
1910年，政治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罗科·萨恩斯·佩尼亚(RoqueSaensPena)成为总统。如罗克(Rock,1987,p.188)所述：
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以及在间接的意义上，无政府主义者，推动了20世纪早期的改革运动。权贵中的进步派者恐惧大众对激进派不断增长的支持，揣度下一次反叛来自何方。
所谓的《萨恩斯·佩尼亚法》在1912年颁布，引进了不记名投票，宣布有欺诈的选举非法。最先在1853年宪法中提出的男性普选权，终于变成了现实。史密斯(Smith,1978,p.10)认为：改革“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挽救现有制度的策略。担心劳工骚乱和明显的暴力威胁。”
紧接着这些改革，伊利戈延在1916年当选为总统。
改革也带来了惊讶。萨恩斯·佩尼亚和他的拥护者支持选举改革，他们相信旧的寡头政治派系将会适应新的形势，联合成为一个强大的、享有广大群众支持的保守党……相反，保守分子的联合努力不断地失败。(Rock,1987,p.190)
结果，激进党开始控制阿根廷政治，对传统的利益集团造成了严重威胁。1916年，保守派获得了42%的选票，但到1928年，这一比例下跌到了25%。史密斯(Smith,1978,p.21)认为：“这种情形与瑞典和英国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两个国家，在选举权普及后，传统的精英继续主导着政治体系。”因此，“到1930年，伊利戈延派在上院获得了大量的席位并威胁要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赢得充分的多数”(Smith,1978,p.12)。于是，“政治体系逐渐代表了对社会经济体系的一种自主的威胁……可以理解的是，从保守派最初的期望来看，他们逐渐认为民主是不能成功地发挥作用的”(Smith,1978,p.15;另见Potter,1981)。
1930年9月，伊利戈延被一场军事政变废黜，接踵而至的是1931年的一次欺诈性的选举。“1931年的选举将权力还给了在1916年之前就已掌权的同一类型的集团———彭巴斯草原的出口利益集团和这些省份的小地主”(Rock,1987,p.217)。在20世纪30年代的其余时间内，保守派继续利用选举欺诈把持着权力，尽管到1940年，他们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再度同化激进派。保守派政权最后终结于1943年的一场军事政变。
1943的政变之后，一个又一个的军人担任了总统职务；然而，这一时期主要的特点是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DomingoPerón)权力的加强，他起初是军政府中的一名成员，1946年之后当选为总统。庇隆推动军事政权走上了更激进的、亲劳工的道路，并围绕着国家对工人运动的控制组织了一个政治机器。在其第一届总统任期内，庇隆为工人阶级设计了一次工资和社会福利的大幅度提高。他的政策目标是从乡村部门向城市部门的再分配。这些政策包括激进的亲工业的保护和进口替代政策(O'Donnell1978,p.147)。1951年庇隆再次当选，尽管这是一次因腐败和对反对派进行镇压而名声不佳的选举，此后他被1955年的一场政变剥夺了权力。在1958年和1966年间，由军方严加限制的文人政府重新执政，于1966年的另一场政变中土崩瓦解(关于这方面的深入分析，参见：O'Donnell,1973)。
1966年，胡安·卡洛斯·昂格尼亚(JuanCarlosOngania)将军成为总统，但其政权很快就遭到了大规模社会动员的反对(Rock,1987,p.349)。
卡瓦罗奇(Cavarozzi,1986,p.36)注意到了“把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学生和城市贫民凝聚起来的1969年群众起义”的重要性。在这一反专制起义之后，还有多次起义发生，特别是在1971年。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致力于推翻政府的武装集团和游击队。
1973年，庇隆从流放中归来，在其自1946年第一次当选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中当选为总统，民主得以重新建立。然而，民主化释放出了它以前曾释放过的同样的分配冲突，“如同在1946年一样，其纲领的核心是有利于劳工的收入再分配、增加就业和更新的社会改革”(Rock,1987,p.361)。
庇隆于1974年逝世。1976年，由庇隆的第三任妻子伊莎贝尔(Isabel)领导的庇隆主义政府，在豪尔赫·维德拉(JorgeVidela)将军领导的政变中瓦解。“军队，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开始制服对政府革命的残留的抵抗，这一革命的目标是完全拆除庇隆主义国家”(Rock,1987,p.366)。这一政权一直持续到1982～1983年的福克兰(马尔维纳斯)战争，是阿根廷历史上最压迫性的政权。约一万人“失踪”,数千人未经审讯就被监禁、拷打和被强制流亡。1981年，罗伯托·维奥拉(RobertoViola)将军接替了维德拉，但在同一年被列奥波尔多·加尔铁里(LeopoldoGaltieri)将军胁迫离任。
军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围攻，针对他们的群众抗议日益高涨，于是他们发动了对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时运不济的入侵。当1982年6月阿根廷军队投降时，加尔铁里辞职，在接下来的一年，民主选举导致激进派总统劳尔·阿方辛(RaúlAlfonsin)当选。阿根廷再次成为民主国家。阿方辛之后，卡洛斯·梅内姆(CarlosMenem)在1990年成为总统，然后，费尔南多·德拉鲁阿(FernandodelaRuá)在2000年继任，在2001～2002年经济危机期间，各位临时总统令人眼花缭乱地轮番登场，直到内斯托·基什内尔(NestorKirchner)在2003年当选。这期间，阿根廷一直是民主国家。
因此，阿根廷的政治历史展示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模式，民主于1912年创立，1930年被破坏；1946年民主重新建立，1955年被破坏；1973年民主又完全重建，1976年又被破坏；最终，民主于1983年重新确立。在这期间，是从有限的民主政府到完全军事政权的各种非民主政府。阿根廷的政治历史是一部动荡不定、冲突不断的历史。经济发展、阶级结构的变化和迅速扩大的不平等，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出口繁荣的结果，它们与迫使传统政治精英开放体系的压力相伴而生。但是，阿根廷社会的性质意味着民主是不稳定的。传统的利益集团过于惧怕激进派权力的上升，持续不断地努力破坏民主。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变革只是激化了这一冲突。工人因为发现了庇隆这个领袖而变得越来越强大、好战，分配冲突因而就在亲庇隆和反庇隆的斗争中扎下了根。专制政权因社会抗议而垮台，民主由于激进派和民粹派及其所采取的常常是不可持续的政策诱发军事政变而瓦解。
1.3新加坡
1819年，斯坦福·莱福士(StamfordRaffles)爵士从当地马来人统治者那里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了新加坡岛(Turnbull,1989;Huff,1994;MilneandMauzy,1990,2002)。当时，这个岛占地622平方英里，位于赤道以北仅176千米的地方，只有寥寥数百名居民。它不久就成为东印度公司的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作为商业中心和货物集散地迅速扩张。它的这一作用在东印度公司瓦解之后仍然保持了下来(1867年，新加坡作为英国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成为直辖殖民地),并随着英国19世纪70年代后对马来半岛的殖民化一同扩张，随着马来亚以锡和橡胶等初级产品为基础的出口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创伤深痛的占领之后，如同在许多其他的英国殖民地一样，新加坡在政治上觉醒，开始期望独立。1948年，在非常有限的选举权之下，举行了对立法委员会的第一次选举，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仍由英国总督任命。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是以劳工骚动、罢工和示威游行为特征的时期。1955年，新加坡人迫使英国颁布了由伦德尔(Rendel)委员会提出的新宪法。按照这部宪法的规定，立法委员会的大多数席位由选举产生，多数党的领袖成为首席部长。然而，1955年选举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暴动和社会动荡，宪法谈判重新启动，为1959年制定了新的选举计划，新加坡被准许实行几乎是完全的内部自治。选举是普选，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ActionParty,简称PAP)在1959年选举中获得了51个席位中的43个席位。
执政伊始，人民行动党就积极推动工业化。其策略之一是驯服工会运动并创建一支温顺的劳动力队伍来吸引跨国公司。1959年，它开始削弱工会的力量，最终于1968年实现了这一目标，所有工会都被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这一点是通过建立一个政府机构全国工会大会——实现的，罢工成为非法。与此同时，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领袖与该党的更激进分子拉开了距离。结果，该党在1961年分裂了，13个议会成员辞职组成一个新的政党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Sosialis,简称BS)。尽管遭受了这一顿挫，但人民行动党迅速恢复了元气，甚至在独立之前，就已开始展现其政治技能。
人民行动党然后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打击社会主义阵线和工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在1963年选举之前，人民行动党动用专门的警察机构实施了称为冷藏行动的扫荡，除掉了社会主义阵线的最高层领导。(Case2002,p.86)
结果，在1963年的选举中，人民行动党获得51个席位中的47个席位，社会主义阵线获得了13个。
在这一初始阶段，人民行动党将与马来亚的一体化作为其经济发展策略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会为新加坡企业提供广阔的市场。1963年，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合并，形成了马来西亚联邦。然而，1965年，因为马来人和华人政治家之间关系紧张(例如，在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中，李光耀在吉隆坡参加了竞选，令马来西亚政治家十分愤怒),新加坡被逐出联邦。
共和国于1965年创立之后，人民行动党开始打击其政治对手。因此，社会主义阵线的所有成员辞去了他们在议会的席位，抵制1968年的选举。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行动党获得了全部58个席位，尽管有51个是没有竞争的。1972年，人民行动党也获得了全部席位。1972年之后，社会主义阵线再度参加权力角逐。面对着各种反对党的联合，人民行动党在1976年和1980年仍然包揽了所有席位。最终，1981年的补缺选举产生了自1968年以来的第一位反对党议员。1984年，出现了第二位反对党议员，到1991年便有了四位。然而，反对党只是争取少数席位的候选人，因此人民行动党在议会中总是占据多数。1997年，人民行动党获得了83个席位中的82个。在2001年的选举中，人民行动党获得了81个席位。为了避免这一时期出现真正的反对党，也是为了迎合某种另外的代表类型的要求，人民行动党引入了非当选议员，分配给得票最多的反对党的落选者。到2001年，共有9个这样的立法机构成员。1990年，总理李光耀引退，由吴作栋接任。吴作栋之后，李光耀之子李显龙于2004年就任。
在整个这一时期，人民行动党扩展了它对社会的控制，特别是通过对媒体的控制。凯思(Case,2002,p.89)指出：“在新加坡，政治行动要冒被记入黑名单、回避、诉讼、税收调查、失去商业机会和不经审讯就被拘押的风险。”
为了保持权力，人民行动党还大量改变选区边界以避免在选举中失去任何席位。尽管最初的选举体系是以英国式的单一成员选区为基础的，但现在是已有这些选区与多成员选区(所谓集体代表选区)的混合。罗丹(Rodan,1998,p.178)注意到：“在上一次选举中，反对党在单一成员选区远不足以战胜人民行动党。但现在这种选区已经消失了，通常是被并入了包括在任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的集体代表选区。”
当选举来临时，人民行动党还会对选民进行公然的恫吓，从而影响他们的投票。罗丹(Rodan,1998,p.179)注意到，1997年，选民被给予了一个明确的选择：是回报政府候选人，从一系列开支巨大的新公共项目中获利，还是选举人民党的对手，从而受到中止或搁置这些公共项目的报复……吴作栋做出的威胁关系到数百万美元的住宅翻新项目，引起了特别关注。由于大约86%的新加坡人都居住在政府建造的公寓里，因此选民很难抵御这种胁迫。一种使政府能够确定直至有5000个选民的选区投票偏好的新计票体系的公布加重了这种威胁。
受其面积和殖民地历史的影响，新加坡缺少贵族，不论是土地贵族还是别的贵族，这一点对新加坡政治有重要影响。它的城市化率是100%,人口中大约有75%是华人，15%是马来人，还有8%来自印度次大陆。独立之前，新加坡也没有大资本家或工商业利益集团，而且自独立开始，介入新加坡的最大的资本家都是外国人，这些外国资本家似乎是人民行动党以损害本土工商业利益集团为代价提拔起来的。由受过英国教育的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创立的人民行动党，从专业人士和文官中而不是通过本党的党员选拔政治家。的确，该党主要是作为一种选举机器而存在；在其他情况下，它通过政府而不是通过某些独立的基层组织运行。李光耀在1984年曾说：“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转引自MilneandMauzy,1990,p.85)。
总之，我们看到，因为民众抗议英国的殖民统治，新加坡走向了民主和独立。但在1963年之后，人民行动党迅速确立了一党统治。从那时起，新加坡经济一直繁荣，不平等程度轻微，人民行动党通过相对仁慈的方式来维持权力，通过威胁和强制，特别是大量的社会福利项目树立民望。虽然有拘押和骚扰，但并没有“失踪”,对人民行动党的统治似乎只有很少的反对，几乎没有政治变革的压力。
1.4南非
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桌湾(TableBay)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南非开始出现欧洲人。其目的是种植食粮，以供应从欧洲绕好望角向亚洲航行的船只。荷兰殖民者在损害土著伊科伊人(Khoikhoi)利益的情况下逐步扩张，但到18世纪末期只向内陆延伸了大约100英里。开普殖民地的战略位置意味着它在地缘政治竞争中成了一个重要的战利品。1795年，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它首次被英国夺取，然后在1806年再次这一次是决定性
的——被英国夺取，这个殖民地被纳入大英帝国。
英国人，像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对内陆并没有什么计划，他们更关心的是通向印度和亚洲的航线的安全。然而，英国的殖民政策疏远了许多后来被称为布尔人或南非白人的荷兰殖民者。布尔人的回应是全体向内陆迁移，于1854年建立了奥兰治自由邦，并于1860年建立德兰士瓦省。
1853年，开普殖民地设立了可以为其内部事务立法(尽管伦敦对此有否决权)的两院制议会，并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批准。政府行政部门由殖民地办事处委派的官员组成。对立法机构的选举没有具体根据种族血统剥夺民众的选举权，而是采纳了英国的财产和收入限制办法(Thompson,1995,p.65)。
19世纪70年代，金伯利钻石和威特沃特斯兰德黄金的发现打破了大英帝国和布尔共和国之间的政治均势。这些地区的劳资关系迅速呈现出一种后来被称作“种族隔离”的模式，黑人不能挖掘钻石，必须携带阻止劳动力流动的通行证，不能从事保留给白人的优越职业，并被迫居住在被隔离的社区和营地。1871年英国吞并了金刚石矿区，1877年又吞并了德兰士瓦省，并于1879年最终征服了强大的祖鲁王国。然而，1881年德兰士瓦省起义成功。只是在1899～1902年南非战争之后，英国政府才征服了布尔共和国全境。英国人推动各殖民地建立联盟，1910年，开普殖民地、纳塔尔、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省联合组成了南非联邦。
第一届政府由路易斯·博塔(LouisBotha)和杨·史末资(JanSmuts)执政，逐渐开始令南非社会很多已经非常严重的不平等更加严重，这一过程在1948年随着丹尼尔·弗朗索瓦·马兰(D.F.Malan)领导的国民党的当选、完全的种族隔离的建立达到了顶点。例如，在1913年，本土人土地法阻止非洲人购买“本土区”之外的土地，“本土区”是留给非洲人的，在1939年大约占总的土地面积的12%(在这一时期，非洲人占总人口的70%;参见：Thompson,1995,table1,p.278)。
与此同时，随着191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NationalCongress,简称AMC)的创立，有组织的黑人政治意识开始出现。起初，非洲人国民大会只是一场由中产阶级非洲人组织的温和运动，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为使体系自由化的失败，它变得激进了。1943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式通过了《非洲人在南非的主张》的声明，第一次要求成年人的普选权。
1948年之后，在总理亨德里克·维尔沃德(HendrikVerwoerd)于1958~1966年执政期间，种族隔离的实施达到了顶峰。政府试图把所有的非洲人迁移到8个(后来是10个)居民区，非洲人不得在“欧洲区”出现，除非其劳动被白人经济所需要。非洲人必须携带“通行证”,证明他们外出合法。
大量的对政治和民事权利的侵犯支撑着种族隔离政权。政府对媒体施以严格的控制并垄断了广播和电视。警察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可以未经审讯就将人逮捕，并把他们无限期地单独关押。按照1953年的公共安全法案，政府以宣告进入紧急状态并用公告进行治理。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停地在街道上、在法庭上抗议国民党的政策。1960年，在沙佩维尔的一次游行中，出现了暴动，警察向人群开枪，83人死亡。这一事件之后，政府开始取消非洲人国民大会，并于1964年将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和其他最高层领导人囚禁在罗本岛。尽管失去了许多被关押在南非监狱或被流放的领导人，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是反对现行政权的焦点。国民党决心继续实现其创建一个独立家园(或班图斯坦)的目标，所有非洲人都将是其中的公民。1976年，政府宣布特兰斯凯和博普塔茨瓦纳为独立民族(尽管它们从未被其他国家政府或国际性组织所承认)。
1976年，在紧邻约翰内斯堡的索韦托，发生了一场暴动，以575人死亡而告终(Thompson,1995,p.212-213)。索韦托起义标志着一个转折点。20世纪60年代，种族隔离政府企图粉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阶层，然而，
在索韦托起义之后，一种抗议文化在南非黑人中传播开来。学生和工人，孩子和大人，男人和女人，受教育的和未受过教育的都参加了把国家从种族隔离中解放出来的斗争。(Thompson,1995,p.228)
种族隔离制政府除了做出一些让步之外，别无选择。它立即宣布停止非洲人家园建设；然而，骚乱刚一平息，政府就背信弃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设立了另外两个家园。更为重要的是，1984年，政府使非洲人工会合法化，并颁布了一部新宪法，使印度人和有色人都拥有自己的立法机构。白人在立法机构中仍占绝大多数。在彼得·威廉·博塔(PeterWilliamBotha)当选总统后，他的内阁中只有一个印度人，一个有色人，两人都没有具体的职责。1984年之后，政府还废除了阻止黑人从事特定工作的规定。
然而，种族隔离的基本哲学或结构没有改变。因此，这些让步不足以阻止更加普遍的罢工、暴动和社会动荡。例如，1985年，879人在政治暴乱中被杀，发生了390次罢工，24万工人参与了这些罢工。非洲人工会(其合法性是政府在索韦托起义之后做出的一种让步)站在反政府活动的最前列。1986年6月，博塔政府对这些事件做出了反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派遣军队进驻这些乡镇，重建秩序。
1986年10月，美国开始对南非实行制裁，局势对种族隔离政权更为不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南非白人政权的许多成员认识到原有制度已经不再可行了，开始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黑人领袖表示友好。由罢工导致的工业混乱对利润有严重影响，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资本便持续不断从南非外流(Wood,2000,figure6.3,p.154)。一些著名的白人工商业人士在伦敦或其他地方同非洲人国民大会聚会，曼德拉本人也被从罗本岛迁移出来，并与博塔政府的许多成员进行过多次面谈。
如曼德拉所认识到的那样，如果要和平过渡，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调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要求的多数统治与“白人对多数统治不会造成黑人对少数白人的统治这一点的结构性保证的坚持。”(Thompson,1995,p.244)
1989年2月，L.W.德克勒克(L.W.deKlerk)接替彼得·威廉·博塔成为国民党的领袖，继而在9月当选为总统。
德克勒克……明白，国内外的压力正在破坏种族秩序。德克勒克得出结论，对于他的民族来说，最好的希望是在他的政府还是国家的主导力量时，从一种实力地位去协商一种解决方案。(Thompson1995,p.244)。
1990年初，他解除了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并释放曼德拉出狱。在过渡时期的性质以及接下来采取何种社会形式的问题上出现了大量的谈判。1991年9月，宪法谈判开始，国民党提出了一系列缓解对黑人多数统治的威胁的措施。
南非要成为一个拥有巨大的、不可剥夺的权力的国家的邦联。其行政中心将是在选举中赢得大量席位的各党派的联合，主席将由各党领袖轮流担任，所有决策都将服从一致同意原则或者特别多数同意原则。(Thomp-son,1995,p.248)
这样的条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所不能接受的，1992年6月谈判破裂。9月，谈判重新开始，到1993年2月，他们在向1994年的4月选举过渡的时间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994年选举出的负责制定永久性宪法的第一届新议会通过了一部临时宪法。这部临时宪法包括了34条基本原则，并规定：任何与这些基本原则相冲突的后来的宪法修订都是无效的；是否相冲突将由曼德拉总统委任的宪法法庭裁决。其他修订需经议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对国民党的主要让步是在内阁中要有强制性的权力分享，在国民大会中获得20个以上席位的任何党派都将按其所获席位的比例拥有内阁代表。在1994年选举中，非洲人国民大会获得了62.7%的选票。
和许多殖民社会一样，南非在根本上是一个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严重不平等的社会。在20世纪，这种流传下来的不平等造就了一种只有白人有选举权的非常不民主的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人开始成功地动员起来反抗政治现状，他们能够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使现有的种族隔离政权难以持续，并以群众暴动相威胁。种族隔离政权做出让步的企图，虽然基本保持了原有体系的面貌，却未能达到目的，种族隔离政权通过使用大量的镇压和暴力保持了权力。1994年，该政权在面对其他可能更坏的选择的情况下，被迫实行民主化。
1.5总结
在这些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四种非常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英国代表了通向巩固的民主，在途中没有经历任何重大倒退的道路。阿根廷表明了向不巩固的民主过渡，然后再倒退回非民主的可能性，这一过程可能多次反复。新加坡是一个非民主政体用相对较小的让步，在没有严重镇压的情况下，能够长期存续的例子。种族隔离制瓦解之前的南非是非民主政体通过镇压保持权力的例证。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框架来理解这些不同的道路并对一种或另一种道路何时出现做出预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