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是两位的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二章：我们的观点
为什么英国、阿根廷、新加坡和南非经历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更一般地说，为什么一些国家是民主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就被专制或非民主政权所统治?为什么许多国家由非民主过渡到民主?哪些因素决定着过渡发生的时间和方式?与此相联系，为什么有些民主一旦创立就能巩固，而另一些，如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却成为政变的猎物，重新沦为专制?
这些问题是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更一般地说，是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但它们既没有普遍公认的答案，也没有人们普遍接受的分析框架。本书的目的是为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框架，提供一些尝试性的答案，并勾勒出未来的研究领域。作为研究的组成部分，我们首先分析各种政治制度在制约政策和社会选择方面的作用，强调政治在民主和非民主政体中的不同之处。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对各个个人和团体对不同政策的态度，并因而对产生这些政策的政治制度的态度建立模型。
为了便于进行对我们的思想初步阐述，设想社会由两个团体——权贵和民众组成，后者人数更多。我们的框架强调社会选择在本质上是冲突性的。例如，如果权贵是相对富裕的人——简言之，富人——他们将会反对再分配性的税收；而民众，那些相对较穷的人——简言之，穷人——将赞同向他们再分配资源的税收。更一般地说，有利于权贵的政策和社会选择不同于那些有利于民众的政策和社会选择。在社会选择和政策上的这一冲突是我们方法的主题。
谁是多数?谁是权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语境和在不同社会中政治认同形成的复杂方式所决定的。在许多情况下，如同在19世纪的英国和阿根廷的情况下，把权贵设想成社会中相对富有的人是有益的。但也不总是这样。例如，在南非，白人是权贵，在许多非洲国家，权贵是与特定的种族团体相联系的。在其他社会，例如，某些时期的阿根廷，权贵是军人。
在许多情况下，权贵就是富人，这也许不仅仅是巧合。在某些情况下，那些起初是富人的人就会利用他们手中的资源，也许是向军人或其他政治家行贿，来获得权力。在其他情况下，权力并不是掌握在一开始就有钱的人手中。然而，一旦得到了权力，权力就会被用来谋取收入和财富，因此，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自然就容易变成富人。不管怎样，权贵和富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们关于哪些社会将由专制走向民主以及在何种情形下民主会得到巩固的理论，与权贵和民众在政治上的冲突有关。这些团体对他们认为导致不同社会选择的政治制度、民主和专制，有着截然相反的偏好。然而，我们也强调，政治制度不是简单地决定再分配的程度或谁从当今政策受益，它们也发挥着调节政治权力的未来分配的作用。在民主国家，公民参与政治过程，因而有比在非民主政体中更大的权力，不论是在现在还是在未来。
我们提出的框架是正式的，所以，我们的说明既强调对思考民主不可或缺的概念，也强调如何通过博弈论来对这些概念和问题建立正式的模型。
2.1 民主与非民主
首先，必须明确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和我们的方法的基本构成。在对社会现象建立模型的过程中，所谓“奥卡姆剃刀”经常是一个有用的原则。它是由14世纪英国哲学家威廉·奥卡姆(WilliamOccam)宣扬开的，其内容是：为解释一个既定现象，若无必要，勿增实体数目。换而言之，在解答复杂问题时应该力求高度简洁。在本书中，由于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会经常使用这个原则，不仅仅是为了简化复杂问题的答案，而且，也许更为大胆的是为了简化问题。事实上，为了集中考虑基本问题，我们相当残忍和极具英雄气概地使用奥卡姆剃刀。我们抽象掉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也将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排除在我们的调查之外。我们希望这一开局棋法能让我们得到关于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相对准确的答案。当然，读者是评判我们这一策略最后是否制胜的法官。
我们的第一个选择是对不同政体的分类。当今许多社会都由民主政体治理，然而，没有两个民主国家是完全一样的，大都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制度性的差别。例如，法国的总统制和英国的议会制是不同的，美国采用的多数选举制度和欧洲大陆许多国家采用的比例代表制也不一样。尽管有这些差异，但仍有一些重要的相同点。在一个民主国家，多数人被允许投票和表达他们对政策的偏好，政府被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偏好或者用一句常见的话来说：“民主是民治民享。”与此相反，许多其他的国家仍然受制于独裁者或非民主政权。1〕这些非民主政权之间的明显差异甚至大于民主政权
〔1〕尽管本书的副标题使用了“专制”一词，但在正文中，我们宁愿用非民主面不是用专制或权威主义政体等可替换的词语，因为前者比其他的词有更少的特定内涵。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
之间的差异。当我们转向其他非民主政体——如19世纪欧洲的有限宪政时，差异更为显著。
然而，这些非民主政体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代表的是少数人，即“权贵”的偏好，而不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在智利，大多数的决策由军政府制定；重要的只是他们的偏好，也许还有支持专制的社会某些富裕阶层的偏好。英国在1832年的第一改革法案出台之前，只有不到10%的成年人——非常有钱的人和贵族阶层有选举权，政策自然要迎合他们的需要。
从这一点来看，与非民主相比，显然民主普遍更接近于一种政治平等状态，非民主则代表社会上很小一部分人的偏好，因此更与政治不平等的状态相对应。我们的焦点是理解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力量推动一些社会走向更高程度的政治平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力量鼓励更加非民主体系的发展。除了第八章以外，我们的模型中都采用了民主和非民主的二分法。然而，在决定现行政体的民主程度和进行经验研究时，考虑各种不同程度的民主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例如，在19世纪的英国，没有哪一项改革法案提出了成人普选权，但所有法案都是走向更大程度的民主的步骤。我们试图理解这些步骤，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从简单地考虑由非民主走向完全民主(成人普选)这一步开始。我们的定义是“熊彼特式的”(Schumpeter,1942),我们强调：如果在一个国家出现了某一特定的政治过程如果拥有了某些关键的机制，如自由公正的选举和参与政治的自由，那么,该国就是民主国家。如果说，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特定结果相联系的，那只是因为这些结果都来自民主的制度性特征。
我们的方法意味着：我们不是只对何时实行成年人普选权感兴趣，而是试图理解走向更大程度的民主的全部运动。例如，在阿根廷，尽管男性普选权在1853年宪法中就已经规定了，但是选举腐败根深蒂固，民主直到萨恩斯·佩尼亚总统于1912年实行政治改革后才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将1912年作为走向民主的关键步骤。在英国，虽然1867年改革大大扩展了民众的投票权，但男性普选权直到1919年才被承认。然而，1872年选举腐败就被消除了，且实行了不记名投票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1867年视为英国走向政治平等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扩展女性选举权这一方面，我们更没有什么可说的。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投票权都是首先授予成年男性，随后才扩展到女性。这反映了当时公认的性别角色，在女性加入了劳动力队伍后，这种角色开始改变时，女性也获得了选举权。因此，我们提出的方法对男性选举权产生的描述要好于对女性选举权扩展的描述。
如果存在一些对我们的理论具有核心意义、存在于所有民主国家但在一般情况下不存在于非民主国家的重要元素，我们对民主和非民主的两分法就是合理的、有用的。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们认为，民主通常是一种政治平等的状况，更多地关注多数人的利益。而非民主通常由一个权贵集团控制，可能更关注该集团的利益。用简单的、极端的话说，非民主是权贵和享有特权者的政权；相比较而言，民主是更有利于多数人的政权，会制定对多数人更为有利的政策。
我们认为，相对于民主，非民主是一种政治不平等。在民主中，人人都有投票权；并且，至少在可能的意义上，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政治过程。在非民主中，一个权贵集团、一个小派别、一个寡头集团，或者——在极端的情形下———由一个单个的独裁者制定决策。因此，根据政治平等与否做出的对比是有道理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就符合某种政治平等的理想。在许多成功的民主国家都实行一人一票制，但这与理想的政治平等还差得很远。某些公民的声音更响亮，那些具有经济实力的人可能通过非投票渠道，如游说、行贿或其他劝说方式来影响政策。在本书各处，我们总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讨论民主中的政治平等。
总之，我们的基本方法正在成形。我们将政体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大类。民主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平等状态，以其相对更亲多数的政策为特征。亲多数政策往往是与亲穷人政策相一致的，特别是其更强的劫富济贫倾向。与此相反，非民主给予权贵更大的发言权；与民主相比，其政策通常不是亲多数的。
2.2 方法的构成要素
我们现在已经决定了研究的基本点：理解为什么有些社会是民主的，有些社会从非民主转变为民主，有些社会又从民主折回专制。以上已经提到了我们的方法的一些构成要素，现在是更加系统地阐述它们的时候了。
我们方法的第一个统领性要素是它是经济学的方法〔1〕。所谓“经济学的”,并不是指个人总是按照一些简单的基本假定理性地行动，也不是说在社会中没有社会团体，只有个人。相反，我们的意思是说个人对于其行动的结果或后果有明确的偏好；例如，他们认为收入多比收入少要好，他们也许喜欢和平、安全、公正和许多其他的事情。有时，大众有共同的利益甚至会采取集体行动。然而，重要的是，个人确实有他们理解的明确的偏好。他们根据自己对各种不同选择(包括民主对非民主)的后果(经济的和社会的)的标准来评价这些选择。在这些情形下，经济学的方法认为人们应该经常策略性地行动，应将他们的行为作为一种博弈来建立模型。博弈论是对存在多个、策略性的互动的决策者的情形的研究。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是个人根据策略的后果在各种策略之间进行选择。
我们的经济学视点和各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的存在，使本书分析的所有情形基本上都是“博弈”。因此，我们在建立关于对不同政体的偏好和在这些政体之间转换的模型时，大量使用了博弈论
为了理解这些假定的含意，设想这样一组人，对他们来说，除了民主会带来更多的收入外，民主和非民主在所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他们自然认为收入多比收入少要好。所以，我们预期这些人会认为民主比非民主好。在某一层面上，这一假定是非常脆弱的；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经济学的视点可以收获很多。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关注政体结果的理由，对政体的偏好由这些政体的结果派生而来。这种方法与对不同行动者动机的历史陈述是一致的。例如，1839年，宪章派的约瑟夫·雷纳·斯蒂芬斯(J.R.Stephens)认为：
普选权问题……是刀叉问题，是面包和奶酪问题……所谓普选权是指这个国家的每个劳动者都有权穿得体的衣服，戴像样的帽子，住结实的房子，吃美味的晚餐。(转引自Briggs,1959,p.34)
另一种选择是简单地假定一组人不喜欢民主而另一组人喜欢民主因为，例如，意识形态的偏好或偏见(Diamond,1999)。确实，戴蒙德(Dia-mond,1992,p.455)指出，只有当人们普遍地、发自内心地因为民主的政治属性而不仅仅因其经济和社会绩效而重视民主时，民主才能真正稳定。
我们不否认存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偏好，但我们相信，由政体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所派生出来的个人和集团对政体的偏好更加重要。在后面，我们会讨论引入意识形态偏好如何影响我们的结果，总的结果是它们———只要没有成为极重要的因素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结论。
我们方法的第二个要素是：政治在本质上是冲突性的。大多数政策选择会产生分配性的冲突，一项政策对一个团体有利，而另一项政策则对不同的人有好处。这就是政治冲突的状况关于社会应该采取的政策的冲突。这些团体例如，富人和穷人对政策有相互冲突的偏好，每一项政策选择都会创造赢家和输家。例如，采纳高税收，则富人是输家而穷人是赢家，而在低税收被采纳时，角色就互换了。在不存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下，对个人偏好进行加总从而得到社会偏好会是很容易的事，只要选择使所有人的境况都得到改进的政策就可以了。然而，政治哲学的大部分内容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世界里，冲突无处不在。社会(或政府)每做出一项决策或采取一种政策，都隐蔽地支持一个群体，隐蔽地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解决基本的政治冲突，隐蔽地或明确地创造赢家和输家。
虽然经济学的方法强调个人的偏好和动机，但许多个人经常有相同的利益，而且有时会制定相同的决策。另外，如果不存在集体行动问题或即使存在集体行动问题但可以解决，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也许还会采取集体行动。如果是这种情形，我们可以用个人组成的团体来讨论冲突以及谁和谁冲突。这些团体也许是社会阶级，这多多少少类似于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和政治的阐述；或者，他们也许是城市里的办事员、种族或宗教团体，亦或是军人。将社会团体作为重要政治行动者的考虑来自我们的感觉：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是政治冲突和变革的最重要力量。
不考虑关于一个正义或公正的社会应该如何调和这些相互冲突的偏好的政治哲学问题，在实践中，社会如何解决政治冲突?让我们使这一问题更加具体一些：假定有两种政策，一种有利于民众，另一种有利于权贵，社会将会采纳哪一种?由于不可能同时令两个集团都满意，政策选择必须只对一个团体有利。我们可以认为，哪一个团体受益取决于哪一团体拥有政治权力。换而言之，政治权力是一个团体在面对其他团体抵制的情况下获得其喜爱的政策的力量。因为总是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人们便总是置身于政治冲突的领域；因为总是置身于政治冲突的领域，人们便总是被笼罩在政治权力的阴影之下。一个团体拥有的政治权力越大，越可能从政府政策和行动中受益。
什么是政治权力?它来自何处?在考虑这些问题的答案时，区分法定政治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对我们是有益的。设想一下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1996)的自然状态，其中没有法律，人与野兽没有分别。霍布斯考虑了这种情形，认为这种无政府状态是非常不可取的，国家作为一个利维坦，必须垄断强制力量，将规则强加给民众。但是，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分配是如何决定的?如果有一个水果，可由两人中的一人消费，那么谁能吃到?答案是明确的：因为没有法律，谁的力量更大，谁的暴力更强，谁就能吃到这个水果。同样类型的暴力在政治领域中也是重要的。如果一个团体有军队和枪支弹药，在政策对它不利时能够杀戮其他团体，它就会拥有显著的政治权力。因此，第一种政治权力的来源就是一个团体能用强制力对其他团体和整个社会所做的事情。我们称之为事实政治权力。然而，也是幸运的是，政治权力并不是只有这一种。如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工党制定的，这不是因为工党能使用暴力或通过某种其他方式获得了事实政治权力，而是因为政治体系赋予了其政治权力(即工党在上一次大选中被选举为执政党)。因此，在由相互冲突的结果的政策中，工党能够选择那些对其选民或领导人更为有利的政策。我们称这种由政治制度赋予的政治权力为法定政治权力。实际政治权力是法定政治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的组合，至于哪一种成分更为重要则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在后面会讨论这一问题。
最后，我们将配置法定政治权力的社会、政治安排称为政治制度。例如，令得到51%选票的党拥有决定财政政策权力的选举规则就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制度。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是那些决定哪些人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政治制度(即，民主和非民主)。因此，民主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其分配法定政治权力的能力。与非民主相比，在民主中，多数人拥有相对更大的法定政治权力。民主之所以比非民主更多地关注多数公民的利益，只是多数人在民主中比在非民主中拥有更大的法定政治权力的一个结果。
2.3 本书的基本情节
有我们方法的前两个要素为基础，现在可以讨论对不同政体的偏好了。在典型的情况下，在权贵和民众之间存在着政治冲突，而民主要比非民主更关注民众利益。我们自然会认为，民众对民主的偏好要比权贵对民主的偏好更加强烈。因此，如果在一个社会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制度的问题上存在冲突，多数民众会站在民主一方，而权贵则将会站在非民主一方。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我们可以在这一结构上添加更为经验性的内容，假定权贵是相对富有的人，多数人是相对贫穷的人。的确，在许多情况下，从非民主向民主的过渡都伴随着社会的贫穷阶层和富有的权贵之间的激烈冲突。前者被排斥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要求加入政治决策过程，而后者则要排斥前者。如我们在第一章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在英国，这种情况最为明显。当时，先是中产阶级要求投票权，然后是工人阶级。富有的权贵先是反对他们的要求，然后，不得不做出让步并将他们纳入政治过程之中。
与对19世纪欧洲政治发展的这一陈述相一致，阿明扎德(Aminzade,1993,p.35)对法国实现男性普选权的过程做了如下描述：
1848年2月，法国工人，主要是技工，成为使共和党上台执政的革命力量……法国工人阶级在巴黎街道上的游行示威迫使开明的共和党领导人不情愿地承认了男性普选权。
也许更说明问题的是，民主化过程的关键人物视民主化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一场斗争。19世纪英国主要的保守党人克莱伯恩子爵把这场改革斗争描述为：
一场阶级之间的而非党派之间的战斗，而且是我们这个世纪伟大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财富和纯粹的数字之间的斗争。(转引自Smith1966,pp.27—8)
社会的贫困集团和富裕集团之间的冲突也是20世纪上半期拉丁美洲实行普选的大多数情形——包括如我们在第一章中叙述过的1912年的阿根廷，还有1919年的乌拉圭、1936年的哥伦比亚、1945年的委内瑞拉的基本特征。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民主同样出现在富有的白人同贫困的黑人之间的冲突之后。
因此，这一讨论集中考察多数民众如何因从民主受益而要求并努力获得民主制度。对政治权力定义的界定，我们可以说，当民众拥有更大的事实政治权力时，他们更可能保证向民主的过渡。于是，便建立了一种简单的民主化理论：民众要求民主，权贵要求非民主，两个团体之间的政治权力均势决定了社会是否由非民主向民主过渡(也许还决定了民主在建立之后，是巩固民主还是倒退回非民主)。
这可以视为民主化理论的简化版本。然而，它实际上过于简化了，因而我们理论的一些基本特点没有显示出来。最重要的是，民主，或更普遍地说，政治制度的作用被过于轻描淡写了。
该理论认为民主导致多数民众更加支持的社会选择，因此，民众偏爱民主超过非民主，当民众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时，民主就产生了。然而，如果民众有了足够的政治权力，他们为何不用这一权力直接获得他们偏爱的社会选择和政策，而是先争取民主然后再等待民主把那些政策送交他们?民主在此只是一个不那么必要的中间步骤吗?有人可能会这样质疑。
这只是到目前为止所讲述的简单故事的一个特点，它既不是现实世界政治制度的特点，也不是我们理论的特点。实际上，政治制度发挥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个中间变量：它们调节着政治权力在各社会团体之间的未来配置。它们之所以发挥这一作用，是因为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在前面的叙事中所描述的那样的静态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动态的世界中，人们不仅关心今天的政策，还关心明天的政策。通过考虑这些动态的策略因素，我们能够捕捉政治制度的这一重要作用，获得对民主和民主化的更令人满意的理解，这是我们的民主化理论试图达到的目标。
2.4 民主化理论
考虑一个我们能设想的最简单的动态世界：有“今天”和“明天”,权贵和民众既关心今天的政策，也关心明天的政策。没有什么能阻止社会在明天采取与它今天所选择的政策不同的政策。因此，对民众来说，仅仅在今天确保他们所偏爱的政策是不够的，他们还希望明天也采取类似的政策。假定我们置身于一个一般说来关注权贵利益的非民主社会，民众在今天拥有事实政治权力，所以他们能够获得他们喜好的政策，但他们不能确定明天他们是否还拥有相同的政治权力。既然我们置身于一个非民主社会，权贵明天也许会变得更强大、更果断，民众也许不再拥有相同的政治权力。他们能保证他们今天和明天都喜好的政策得以实施吗?
这就是相对于我们以前描述的静态世界，政治制度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制度，按其本质来说，是持久性的——也就是说，今天的制度可能持续到明天。一个民主的社会不仅是一个在今天实行一人一票制的社会，而且是被预期至少在不久的将来仍然保持民主的社会。这种持久性已经包含在我们对政治制度作为配置政治权力的手段的定义之中了：它们调节政治权力的未来配置。例如，民主意味着明天将有决定政策或决定哪个党派执政的投票，所有人都将参与。非民主意味着大多数人将被排除在集体决策过程之外。
现在设想民众在今天不只用其事实政治权力获得他们现在喜好的政策，而且还用其政治权力改变政治制度，从非民主走向民主。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将会有效地提高他们在未来的法定政治权力。我们现在置身于一个所有人都参与投票的民主政体，而不是非民主了。有了增强的政治权力，民众也更可能得到他们明天喜好的政策。
我们现在已经走向一个更丰富的民主化理论：向民主的过渡——或更普遍地说，政治制度的变革作为一种调节政治权力的未来配置的方式出现。民众要求而且也许还获得民主，是为了他们明天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和更大的政治权力。回头来看宪章派的约瑟夫·雷纳·斯蒂芬斯的观点(转引自Briggs,1959),我们可以看到，他把普选权作为劳动者保证衣食住行的权力，而不是衣食住行本身，这是正确的。那些衣食住行本身只是今天的，而普选权还能保证未来的衣食住行。
注意我们叙述的一个重要含义：事实政治权力的暂时性。民众被假定在今天拥有政治权力，但对他们在明天是否还拥有类似权力是不确定的。权贵和民众之间，或更普遍地说，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均势不是永久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明天会与今天不同，它是暂时的。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动态的、不确定的世界，这是合情合理的。当我们想象非民主中被剥夺公民权的民众的政治权力的源泉时，这种暂时性甚至更为重要。首先，让我们来理解为什么政治权力的暂时性有重要影响。假定民众今天和明天拥有同样的政治权力。为什么他们需要政治制度的帮助?如果他们的政治权力足以使他们在今天得到他们喜好的政策(甚至得到他们喜好的制度),在将来也能如此，那就没有必要改变基本的政治制度。创造出政治变革的需要的正是政治权力的暂时性民众今天有政治权力，明天也许没有。民众试图通过改变政治制度具体地说，是建立民主，让他们自己有更多的代表牢牢掌握他们今天拥有的政治权力，因为没有制度变革，他们不可能持续拥有今天的权力。
那么,为什么民众在非民主中拥有政治权力?答案是他们拥有事实政治权力而不是法定政治权力。在非民主中，权贵垄断法定政治权力但不一定垄断事实政治权力。在非民主中，民众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但他们毕竟是多数人，有时可以挑战体系，制造重大的社会动荡和骚乱，甚至造成严重的革命威胁。有什么能阻止多数人推翻权贵(他们是少数人)、阻止他们控制社会及社会财富吗?尽管权贵有更精良的枪支弹药和雇佣军，但毕竟民众在巴黎公社期间成功地占领了巴黎，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推翻了当时的政权，在1979年的尼加拉瓜摧毁了苏慕萨的专制，在许多其他场合创造了重大动乱和真实的革命尝试。然而，来自民众的真正威胁需要许多可能性很小的因素同时发生：群众需要解决集体行动问题，这是他们组织起来的前提〔1〕;他们需要找到将其组织转变成反抗现政权的有效力量的动力；控制国家机器的权贵不能动用军事力量有效地镇压起义。因此，有理由认为这种对体系的挑战是暂时性的：在非民主中，如果民众今天拥有政治权力，那么明天非常可能就不再拥有了。
现在设想一种来自民众的反对非民主的有效的革命威胁。他们今天有得到他们所想要的政策，甚至推翻体系的政治权力。他们能用其政治权力得到“衣食住行”,但他们为什么不用它得到更多，不仅在今天也在未来得到同样的东西呢?这正是如果他们迫使政治制度变革所能得到的东西。从那时起，社会将向民主过渡，政策由一人一票的方式决定，民众将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使他们能够得到想要的政策及其作为这些政策结果的衣食住行。
然而，在实际上，政治制度的变革不会只是因为民众要求就能发生。向民主的过渡通常发生在控制现有政权的权贵扩大投票权的时候。为什么权贵要这么做?毕竟，政治权力向多数人的转移通常会导致权贵不喜欢的政策选择———例如，高赋税和在将来对他们不利的再分配，这正是权贵要避免的结果。面对一场革命的威胁，难道权贵不会尝试其他让步的方式，甚至在不让渡权力的前提下，给民众他们想要的政策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存在有效革命威胁的时期。假设民众愿意并能够推翻现有体系，民众不能得到一些让步，一些有利于他们的、提高其收入、增进其福利的政策。
权贵的第一个选择是给民众今天所要求的政策：重新分配收入，更普遍地说，采取对多数人有利的政策。但是，假定今天的让步不足以劝阻民众革命，权贵能做什么来防止这场即将来临的对其本身代价高昂的革命呢?当然，他们可以许诺在明天采取同样的政策。不仅仅是今天的，而且还有明天的衣食住行。然而，这些许诺也许不可信。使政策向民众喜欢的方向改变不符合权贵的眼前利益。今天，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阻止革命的发生。明天，革命的威胁也许就不存在了，权贵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他们为什么还要信守承诺?没有理由，而且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这样做。因此，他们的许诺不一定可信。不可信的许诺没有什么价值，不相信这些承诺的民众就会起来革命。如果权贵想保全自己，就必须做出可信的、实施多数人喜欢的政策的承诺。特别是，他们必须做出关于未来的亲多数政策的可信承诺。一个可信的许诺意味着，政策不应该由权贵来决定，而应该由真正喜欢这些政策的团体决定。或者，换句话说，权贵不得不将政治权力移交给民众。因此，一个可信的承诺意味着它必须改变政治权力在未来的分配。这正是向民主的过渡所做的事情：它使未来的政治权力从权贵向民众转移，从而创造对未来亲多数政策的可信承诺。政治制度在配置权力、产生相对可信承诺方面的作用是我们方法的第三个要素。
如果革命对民众有吸引力，民主的创立为什么阻止了革命?看似有理的原因是，这是因为革命有很高的成本。在各次革命中，一个社会的大部分财富也许会被毁灭，不论是对权贵还是对民众，这都是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使得权贵能够做出让步或实行民主化来避免革命的发生。在现实中，民主亲多数的程度并不总是足以避免革命。例如，民众也许会预料，即使有普选权，权贵也有能力操纵或收买政党，或利用其对经济的控制，限制民主能实施的政策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民众预料民主不会带来多少切实的好处也许就会反叛。然而，为了限制分析的范围，我们通常将注意力集中于民主的创立避免了革命的情形。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情况似乎是典型的。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必过多地纠缠革命理论或革命后社会的模型。
我们现在有了基本的民主化理论。在非民主中，权贵拥有法定政治权力，如果不受约束，他们通常会选择其最偏爱的政策；例如，他们也许会选择低税收，不实行对穷人有利的再分配。然而，非民主有时会受到可以造成革命威胁的民众的挑战——在他们暂时拥有事实政治权力的时候。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种政治权力是暂时性的；今天有，明天就可能没有。他们能利用这种权力发动一场革命，使体系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不仅给权贵造成大量损失，而且也会严重毁坏财物，造成社会损失。权贵愿意避免这样的结果，并通过对未来的亲多数政策做出可信承诺来做到这一点。在现有政治体系中，这类政策的许诺经常是不可信的。为了使承诺可信，他们需要把正式的政治权力移交给多数人——这就是民主化实现的结果。
民主化作为权贵在面对革命威胁时对未来倾向于多数人政策的承诺，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通过改变政治权力在未来的分配使之可信的承诺，这样一个描述是与大量历史证据相一致的。正如第一章讨论的英国、阿根廷和南非的政治历史所阐明的那样，不论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还是在20世纪的拉丁美洲，大多数向民主的过渡都是在重大的社会动荡和革命威胁中发生的。此外，在20世纪50、60年代，民主社会在大多数前欧洲殖民地的创立是被剥夺了公民权、而且相对贫穷的殖民地居民向殖民力量施压的结果。这种动荡和社会的无秩序的威胁同样伴随着近来非洲(BrattonandvanderWalle,1997)和东欧(Bunce,2003)的民主化浪潮。来看一个经典的欧洲例子。1831年，英国首相格雷伯爵在向议会提出进行选举改革时，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是避免一场可能爆发的革命的必要措施。他声称：没有谁比我更坚定地反对一年一次的议会、普选和投票。我的目的不是要加强这种希望和项目，而是要终结它们……我的改革原则是消除革命的必要性……为保存而不是为颠覆而改革。(转引自Evans,1996,p.223)
朗格(Lang,1999,pp.38—39)的结论印证了格雷的说法：
辉格党清楚工人对这一法案的支持……然而，他们也十分坚决地不允许工人阶级在新的选举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这项法案的通过使国家避免了起义和叛乱，而法案的内容则使国家免除了民主的“邪恶”。不用说，一旦工人阶级认识到他们从该法案几乎一无所获，其失望也许会非常强烈。但到那时，他们已经失去了其中产阶级同盟军(被体系所驯服),对它已经无能为力了。
同样的考虑也是后来改革的决定因素。例如，与《第一改革法案》的情形一样，暴力威胁被视为推动(1867年改革法案的)步伐的重大因素；历史……正在重复其自身。(Lee,1994,p.142)
与此类似，革命的威胁也是法国、德国和瑞典民主化的推动力。例如，提尔顿(Tilton,1974,pp.567—568)描述了瑞典男性普选权的实施过程：
前两个改革法案无不是在群众的强压下通过的。在1866年进行最后一次投票时，群众都聚集在议院周围；1909年改革也是在一场大型的参政权运动(以及)罢工游行的刺激下出台的…瑞典民主的成功未经历革命但绝不是没有经历革命的威胁
在拉丁美洲民众投票权确立的过程中，革命和社会动乱的威胁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在第一章我们看到，阿根廷在1912年实行不记名投票和宣布欺诈性选举非法时，普选权是如何被罗克·萨恩斯·佩尼亚总统有效地制度化的。走向完全民主的运动是由激进党和城市工人的迅速激进化所造成的社会动乱驱动的。在哥伦比亚，在自由党总统阿方索·洛佩兹·普马雷霍(AlfonsoLopezPumarejo)执政期间，普选权在1936年的建立也来自同样的激励；著名的哥伦比亚历史学家大卫·布什内尔(Bushnell,1993,p.185)做了如下描述：
洛佩兹……是一个有钱人……然而，他却清楚地意识到哥伦比亚不能继续无限期地忽视民众的需要和问题了。他曾经把民众描述成“不读书、不写字、不打扮、不穿鞋，就是吃，仍处于国家生活边缘的庞大又悲惨的阶级”。他认为，这种忽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民众或迟或早会要求更大的生活福利份额。
类似地，1958年委内瑞拉的民主复兴也是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和动乱做出的回应。柯尔布(Kolb,1974,p.175)在描述这一情形时，写到：
1月21日和22日发生在加拉加斯的事件有令人瞩目的激烈程度和大众暴力……是一场真正的群众革命。委内瑞拉的民众用石头、棍棒、自制的手榴弹和燃烧弹与凶残的、训练有素的警察对抗。
因此，证据是与这一思想——大多数走向民主的运动都是在面对重大的社会冲突和潜在的革命威胁时出现的相一致的。民主通常不是权贵因其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而给予的。它作为一种获得政治权力，从而获得更大份额的经济利益的方式，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民众的要求。
在我们知道民主在创立后常常瓦解的情况下，为什么民主的创立成了一种承诺?这是因为，尽管有时会发生政变，但推翻民主是有成本的。而且，制度一旦建立，就有持续的倾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因为人们在制度上有特定的投资。例如，民主一旦建立，政党形成，许多组织，如工会，就会出现，以充分利用新的政治环境。如果民主瓦解，这些组织的投资将受损失，这就给了民众一种为维护民主而斗争的动力。并且，民主一旦建立，与在非民主政权下的情况相比，多数人也许会拥有对军队的更大程度的控制，这将改变事实政治权力的基本均势。
最后，在面对民众发动革命的威胁时，权贵不仅仅是在让步政策和民主化之间进行权衡。进一步的选择将是使用暴力和镇压。例如，南非白人政权通过对示威和发动进行军事镇压，在几十年中一直拒绝实行民主，保持了权力。类似地，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阿根廷的军事政权为避免恢复民主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这是许多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模式。非民主政权用暴力来抑制对民主的需求，在苏联称霸时的东欧国家———例如，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情况也是如此。镇压对权贵有吸引力，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使权贵能够在不对剥夺公民权的民众做让步的情况下，保住权力。然而，镇压对权贵也是有成本、有风险的。它造成伤亡以及资产和财富的毁灭，而目取决于国际舆论环境——它也许会被制裁以及造成在国际上的孤立，如20世纪80年代南非所经历的那样。并且，镇压或许会失败，导致革命对权贵来说，这是最糟糕的结果。这些考虑意味着，只有在某些情况下，镇压才是有吸引力的。把这一点加入分析，我们会发现，当让步不可信、镇压又因为成本太高而没有吸引力时，民主就出现了。
2.5 民主的巩固
一种民主化理论不足以阐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是民主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却由专制统治。许多国家曾实行民主，最终政变的结果却回到了非民主政体。这种模式在拉丁美洲尤为常见。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那样，阿根廷是拉丁美洲民主不稳定性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类似地，在巴西、智利、危地马拉、秘鲁、委内瑞拉和乌拉圭，通往民主的道路也都被通向专制的曲折破坏了。为什么在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如此难以巩固?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种政变理论，或者，换而言之，一种民主巩固的理论。什么是巩固的民主?如果作为民主的特征的制度集合能长久持续，民主就是巩固的。我们的民主巩固和政变理论以权贵和民众对民主的不同态度为基础。我们重申，民众比权贵更拥护民主(因为民主比非民主更有利于民众)。因此，一旦有军队站在权贵这边，且有足够的社会骚乱准许军队接管的局面发生，权贵也许就会支持或发起一场政变来改变社会权力的均势。
权贵要求政治制度从民主向非民主转变的理由与民众要求民主化的理由是相似的。权贵关心的是改变政策，使之有利于他们自己，政治骚乱和权贵利益与军队利益的结盟给了他们这样做的机会。然而，还存在事实政治权力的暂时性问题。他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明天却不一定有。在民主政治的背景下，民众做出的在未来限制倾向于多数人政策程度的许诺都是不可信的。明天，政变的威胁也许就没有了，民主政治将再次迎合多数人的需要，因此，选择多数人喜欢的政策，不用担心权贵用政变来破坏多数人的权力。然而，对权贵来说，民主的成本之所以很高，首先正是因为这一点。为了以一种可信的方式改变未来政策，权贵需要政治权力。政变是他们扩大其法定政治权力，使他们能实行其所喜欢政策的方式。换而言之，政变使权贵能够通过改变政治制度，将其暂时的事实政治权力转变为更为持久的法定政治权力。
政变可能发生的一个与此有关的原因是，在政治的和社会的骚乱中，军队和社会的权贵阶层可能(也许是正确地)担心民主甚至是资本主义体系在未来的可持续性，希望阻止更大程度的左转，甚至是革命。
2.6 民主的决定因素
既然有了民主化理论，我们便可以讨论哪些因素更可能导致民主的出现和巩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解释了我们的理论可以怎样说明从非民主向民主，然后可能又倒退回非民主的过渡。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均衡的比较静力学，也就是说，当一些基本因素发生变化时，均衡如何变化。这些比较静力学使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过渡到民主，而其他国家却没有；为什么民主在一些国家得以保持，而在其他国家却瓦解。然后，这些比较静力学能够对理解民主发生的经验和历史提供指导。
2.6.1 市民社会
2.6.1.1民主化
我们的框架意味着，民众造成的相对有效的革命威胁对于民主化是很重要的。当民众没有被充分组织起来时，体系不会受到挑战，向民主的过渡将被无限期地搁置。同样道理，当市民社会相对发达，多数人被组织起来时，实施镇压或许更加困难。因此，市民社会发展的某种程度对于民主化也是必要的。在本书中，我们把这种发展设为既定量，它也许代表了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作为例子，参见：Putnam,1993)。
2.6.1.2巩固
市民社会的实力和性质对于民主的巩固如同对民主的创立一样重要。一个组织完好的市民社会不仅对争取民主是必要的，而且对保护民主也是必要的。当市民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之时，政变更容易被抵制，发动政变的成本更高，成功的可能性更小。因此，民主更可能巩固。
2.6.2 震荡和危机
2.6.2.1民主化
在我们的理论中，民主化的产生是由于事实政治权力的暂时性。在某些情况下，集体行动问题更易于解决，现政权的反对派更易于协调，革命更容易、以更低的成本发动。这些是典型的危机时刻例如，歉收、经济萧条、国际金融或债务危机，甚至战争。这些危机和宏观经济的震荡在本质上都是暂时性的，导致事实政治权力的短期波动。因此。我们的理论预测：民主化更可能在经济或政治危机的状况下出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83年福克兰(马尔维纳斯)战争之后，发生在阿根廷的民主化。
2.6.2.2巩固
在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时，专制的反对者能获得暂时的事实政治权力。民主的反对者也是如此。我们的分析意味着，与民主化的情况一样，政变更可能在危机的状况下出现。举一个例子来说，1973年针对智利总统阿连德的政变，就是在石油价格第一次大幅度上升以及一次经济大萧条期间发生的。
2.6.3 收入的来源和财富的构成
2.6.3.1民主化
另一个决定民主与镇压之间的权衡的重要因素是权贵的收入来源。在某些社会中，权贵大量投资于土地；而在其他的社会，权贵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地主和(物质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对民主和非民主的态度，可能有三个重要区别。第一，土地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容易征税。因此，地主对民主的恐惧远大于对非民主的恐惧，这使得他们更厌恶民主。第二，社会的和政治的动荡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损害也许更大，他们不得不依赖工作场所和贸易过程中的合作，这使得地主更愿意用武力来保护他们偏爱的政体(译者注：原文如此)。第三，在一个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社会，不同的经济制度集合是可行的，它们影响权贵和民众对不同政体的偏爱的相对强度。例如，劳动压迫型制度，如奴隶制，对农业技术要比在工业中更有效率(Eltis,2000)。这意味着民主对权贵更为不利，因为民主带来的集体选择的变化破坏了他们偏爱的经济制度集合。所有这三种考虑都意味着，民主化在一个权贵拥有雄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更工业化社会出现的可能性要大于在一个权贵主要投资于土地的更农业性社会出现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在权贵是工业家而不是地主时，民主更有可能。
虽然革命的性质不是本书的焦点，但这些思想对革命的发生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意义。例如，它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多数革命——如在俄国、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都发生在主要是农业社会的社会。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拥有土地的权贵喜欢采取镇压而不是让步，当镇压失败时，革命就应运而生了。在更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权贵投资于资本，容易让步，革命便不是非常频繁。
2.6.3.2巩固
权贵的收入来源也影响着是否发动政变的决策。如果权贵大量投资于土地，那么发动政变的成本也许就比较小。更重要的是，在土地比资本更容易以高税率征税的情况下，相对来说，民主对权贵更为不利，而且，民主中的经济制度与权贵偏爱的制度差距更大。与此相反，如果权贵的财富大多以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形式存在，政变对他们的代价更高，而民主却不那么可怕。结果，在权贵是地主时，民主得以巩固的可能性要比在权贵是资本家时更小。
2.6.4 政治制度
2.6.4.1民主化
我们的框架也意味着，民主政治制度的性质也许对解释为什么一些社会实现了民主化而其他社会却没有实现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权贵能用镇压来避免民主化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预料民主将损害其利益。到目前为止，为了传达分析的主要元素，我们对作为多数统治的民主的描述过度程式化了。在现实中，一个人的选票或许会比另一个人的更有价值。特别是，权贵也许能对在民主中实际发生的一切的进展施加或多或少的影响尽管相对说来，他们的影响要小于他们在专制下的影响。
权贵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一个途径是设计民主制度。比尔德在其1913年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认为美国的宪法是富有的财产所有者在面对可能的激进民主压力时，为保持其资产(应该加上：还包括他们的奴隶)的价值而制定的。〔1〕比尔德指出：
既然政府的首要目标，除了单纯的暴力镇压之外，是制定决定社会财产关系的规则，其权利因此被决定的统治阶级必然从政府那里争取与赓续其经济过程所必需的更大利益集团相一致的规则。否则，他们必须自己来控制政府机关。在稳定的专制统治之下，会产生前一种情形；在其他政府体系下，政治权力被任一比例的人口所分享，这一控制的方法和性质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实上，这就是宪法的基本问题。保护一种立法，阻止另一种立法的社会结构是寻求积极行动和消极约束的经济团体性质的第二位的或派生的特征。(Beard,1913,p.13)
甚至就连与参与制民主或直接民主相对的代议制民主的思想，也可以被看作缓解民粹主义压力、削弱多数权力的尝试(Manin,1997)。
因此，很显然，民主的政治制度可以拥有限制多数人权力的结构。一个更近期的例子是在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专制时期制定的宪法，它试图通过系统地改变选区的规模和边界以及城市地区的代表程度不高，将社会主义的影响在智利减少到最小；此外，它还试图巩固军队对民主决策的否决权。(londregan,2000;Siavelis,2000)
另一个在第一章讨论过的例子是，南非为了保护白人在民主中的利益而制定宪法的方式。
如果一个非民主的政权或权贵能够设计或操纵民主制度，阻止激进的多数主义政策的实行，那么民主对权贵利益的威胁就减少了。受到的威胁减少，权贵们就更愿意实行民主。例如，在民主对权贵的威胁较小时，用镇压来避免民主的办法的吸引力就小。因此，根据我们的框架，皮诺切特的宪法推动了智利的民主化。南非的情况更是如此，多数民众自愿限制其政策选择，以推动向民主的过渡。正如我们在第六章讨论的那样，非洲人国民大会认识到，必须在民主制度的结构方面对白人做出让步。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这比继续反抗种族隔离政权的斗争要好得多。通过给予权贵可信的保证，民主化的进程才得以进行，否则它也许不会发生。
2.6.4.2巩固
正如民主制度的结构首先影响民主化一样，它也有助于决定民主是否巩固。具体地说，在民主中对亲多数政策施加限制的制度，可能有助于巩固民主。事实上，权贵在民主中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控制着强大的上议院(例如，19世纪德国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或者英国上院的贵族),或者因为他们控制着政党体系。权贵若知道他们能在民主中避免最极端的多数主义政策，就会较少地热衷于反民主行动。
在这方面，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哥伦比亚的权贵和两个传统的执政党之间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自由党和保守党都通过操纵选举制度，特别是比例代表制的形式，成功地阻止了左翼政党的进入。由于没有一个左翼政党，哥伦比亚就没有出现高度再分配的政治议程。耐人寻味的是，哥伦比亚的民主是拉丁美洲最巩固的民主之一，尽管经常有抱怨说其体系不代表多数人的利益。
关于政治制度和民主巩固之间关系的另一个例子是总统制也许比议会制更不稳定、更容易出现政变的说法(Linz,1978,1994)。在我们的框架中，这一观点是言之成理的。尽管在一个立法机构中，权力制衡和游说也许使权贵能阻止激进的政策建议，但一个直选的总统更可能代表社会中多数人的偏好，因此更倾向民粹主义。从而，总统制对权贵利益的威胁可能更大，因此诱发更多的政变。
然而有些矛盾的是，这一观点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智利民主的巩固在皮诺切特将军在选举规则中安排的系统性的选区改变之后，还能平稳地运行。这种操纵以增加更保守的农村地区的代表为代价，减少了城市的代表，从而削弱了左翼的政治权力。结果是很少实行再分配但却更稳定的民主。土耳其和泰国提供了军人制定的或授权制定的宪法也许有助于民主巩固的其他例子。哈格德和考夫曼(HaggardandKaufman,1995,p.110)写道：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向民主过渡的最初几年间，对武装力量的更大保护，也许减弱了对智利、土耳其和韩国的文官政府的威胁。
然而，虽然在民主中增加权贵的权力可以促进民主，但赋予他们太多的权力则会破坏民主。在我们的框架中，民主产生于权贵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多数人之间的冲突，后者愿意接受民主而不是其他更激进的措施，是因为与非民主相比，民主赋予了他们更大的政治权力。如果权贵在民主中得到了过多的权力，民主将难以改善多数人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就不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办法，结果或是革命，或是权贵通过镇压保持其权力。
2.6.5 团体间不平等的作用
2.6.5.1民主化
我们的框架预测了团体间不平等(在团体之间的不平等)对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影响。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团体间不平等简称为不平等。然而，这些关于团体间不平等的预测也许不会转换成关于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标准量度(例如，劳动份额或基尼系数)的陈述。如果政治冲突不是发生在贫富之间而是沿着其他路径，如在种族或宗教团体之间，情况更是如此。
如果其他方面相同，更严重的团体间不平等会使民众更受革命的吸引：通过革命，他们得到分享全部经济收入(减去在革命中毁灭的部分)的机会；反之，在非民主中，他们只能得到这些资源的一小部分。因为有效的革命威胁是点燃民主化过程的燎原烈火的星火，团体间不平等越严重，民主化的可能性就应该越大。
团体间不平等之所以有助于民主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如前所述，民主化是在再分配的许诺不足以赶走革命的威胁时，作为对未来再分配的可信承诺出现的。革命的威胁越大，这一许诺不够分量，权贵被迫实行民主的可能性越大。由于更严重的团体间不乎等会强化革命的威胁，它也通过这一渠道加大民主化的可能性。
然而，对团体间不平等作用的这一讨论还只是一方面。它集中考察更严重的不平等如何强化革命威胁，从而加强民众对民主的要求。然而，团体间不平等也许还会影响权贵对民主的厌憎。为了理解这一点，考虑梅尔泽和理查德(MeltzerandRichard,1981)文章中那种再分配税收的标准模型。注意，随着权贵和民众之间差距的扩大(即随着团体间不平等的加剧),即使税率是固定不变的，权贵的负担也会加重。这是因为随着不平等的加剧，权贵就要担负全部税收的更大份额，他们现在支配着经济中更大比例的资源。因此，更严重的团体间不平等问题通常加重了民主对权贵的负担，即使税率保持不变或变动不大。并且，许多方法都指出更严重的团体间不平等将提高税率，更加重了这一影响。如果是这样，就出现了更严重的不平等加重民主对权贵负担的另一个原因。在更严重的不平等的情况下，民众从再分配得到的好处更多，使民众偏爱更高的税收水平。〔1〕因此，总的说来，在一个权贵和民众收入差距更大的社会中，再分配性的税收和民主政治对权贵的成本通常会更高，从而他们对民主的厌憎程度也就更高，这一点似乎是可信的。
这一点如何影响团体间不平等和向民主过渡两者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含义是，随着不平等的加剧，民主对权贵的成本增加，镇压变得更有吸引力。因此，更严重的团体间不平等也许同样会阻碍民主化的进程。
把以上两个方面综合起来，我们发现团体间不平等问题和向民主过渡的可能性之间存在一种非单调的(即倒U形的)关系。在最平等的社会中，革命和社会动荡对民众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或者不存在对非民主体系的挑战，或者任何挑战都被暂时性的措施(如某种有限的再分配)所化解。换句话说，在这些相当平等的社会中，民众已经从生产性经济资源，甚至从增长过程获益，所以他们没有更进一步的要求。这也许就是民主在许多平等的、迅速增长的经济体(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姗姗来迟，而且至今没有完全抵达新加坡的原因。与此截然相反，在最不平等的社会(例如，1994年前的南非),民众有强烈的理由感到不幸，经常试图起义来反抗非民主政府。然而，如果权贵放弃保障他们自己利益的体系，转向一种给他们带来更沉重的再分配负担的体系，将损失惨重。因此，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可能导致一个压迫性的非民主，而不是民主——或者，当镇压不够时，甚至经历一场革命。这一机制也可以解释非民主政权在拉丁美洲高度不平等的国家(诸如萨尔瓦多和巴拉圭)得以持续的原因。因此，这一说明意味着民主最有可能出现于中等不平等程度的社会。在这些社会，民众对现存体系不是完全满意，权贵对民主的厌憎也没有达到要用镇压去阻止它的程度。这就是我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英国和阿根廷发现的状况。
2.6.5.2 巩固
不平等也严重影响民主巩固的倾向。由于反民主的主要威胁来自民主的再分配性质，与权贵利益相违背的再分配越显著,权贵越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动反民主的政变。因此，像前面所注意到的那样，更严重的不平等可能会动摇民主，因为在权贵与民众的收入差距方面，民主施加于权贵的负担正在加重。
关于不平等的这一比较静力学结果，对民主在拉丁美洲比在西欧更难以巩固的原因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拉丁美洲社会更加不平等，因此承受了更多权贵和民众之间在分配上的冲突。我们的框架预测：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民主政策将是高度再分配性质的，然后在一场折回较少再分配色彩政策的政变中戛然而止。这一模式让我们联想起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短命民主的高度再分配性的但却是不可持续的民粹主义政策和其后非民主政权的在财政上更加保守的方针之间的摇摆。很说明问题的是，考夫曼和斯泰林(KaufmanandStallings1991,p.27)也强调了不巩固的民主和民粹主义的再分配之间的紧密联系：
……确立的民主(我们研究中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也是与传统的宏观政策相联系的……遵循了民粹主义政策的民主(秘鲁、阿根廷和巴西)是过渡性的民主。
综合不平等对民主化和政变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平等的社会从不首先实行民主化。这有助于解释新加坡的政治发展道路。更高的但仍然相对较低的团体间不平等导致社会实行民主化，民主一旦建立就是巩固的，因为对权贵来说，民主造成的损失没有惨重到他们想发动一场政变的地步。这也许抓住了英国政治发展的道路的特征。更高的不平等水平仍然导致了民主化，但民主不能巩固，因为政变更有吸引力。结果就是不巩固的民主，这是20世纪阿根廷走过的道路。最后，在不平等程度达到最高水平的社会，民主对权贵的威胁太大，使得他们用镇压来避免民主，这是南非1994年以前的状况。
2.6.6 中产阶级
2.6.6.1民主化
关于民主起源的最著名的著作也许是摩尔的《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Moore,1966)。在我们的理论中，使民主与非民主相区别的重要因素是民主的更大程度的政治平等；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区分了两个团体———权贵和民众。这主要是为了简化起见(奥卡姆剃刀的再次应用)。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介于权贵和为数众多的民众之间的第三个团体可能是很重要的。总的说来，这一群体可以用不同方式识别，但按许多学者所强调的那样，把这个团体想象成构成独立的政治行动者的中产阶级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一旦把中产阶级引进我们的理论，我们就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的结果，其中一些证明摩尔和其他学者对中产阶级的重视是正确的。
中产阶级在民主的产生过程中能扮演的第一个角色是民主过程的驾驭者。如前所述，在我们的框架中，民主的产生是对一种严重的革命威胁或重大的社会动荡的回应。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在革命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或推动和支持革命，中产阶级可以是驾驭者。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是由中产阶级的行动者领导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对现政权的重大挑战，如推动英国第一改革法案出台的起义、法国巴黎公社期间的起义或阿根廷激进党的暴动，都主要是中产阶级运动(关于中产阶级在当代民主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参见：O'DonnellandSchmitter,1986,pp.50—52)。因此，中产阶级因其良好的经济状况和其成员所受到的更好的教育可以是通向民主过程的关键性的催化剂。这或许还能解释为什么在欧洲许多向民主的早期运动只是局部性的。如果中产阶级是关键的行动者，那么权贵只要招抚中产阶级就足够了，不必向那些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的所有人做出让步，实行全面民主。因而发生的情形就类似于大部分西欧国家所经历的那种向民主的渐进运动：先是中产阶级被纳入政治过程，然后公民权扩展到全体民众。
也许，中产阶级更重要的角色是在权贵与民众的冲突之间充当一个缓冲器。我们在前面说过，当权贵预计民主将采取对他们极其不利的政策时，在镇压和民主化之间，就会偏好镇压。一个庞大且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能确保他们在民主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比民众更为富裕，他们通常会支持与权贵所偏好的政策相近的政策。因此，在民主中，通过限制民主诱发的政策变化的数量，一个庞大且富裕的中产阶级可以充当权贵和民众之间的缓冲器。他们使民主化比镇压更吸引权贵，同时又使政策变化到令民众满意、不进行暴动的程度。
中产阶级在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以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为一方、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为另一方的政治历史的鲜明对比。尽管这五个国家在殖民地历史和经济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却经历了非常不同的政治道路(Paige,1997;NugentandRobinson,2002)。自19世纪中期开始，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就成为稳定的虽然是有限的民主国家，并分别于1948年和1936年完成了向有效普选权的过渡。另一方面，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在19世纪受独裁者统治，向民主的最初运动——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萨尔瓦多和1945至1954年间的危地马拉——被政变和镇压所扼杀。这三个社会都很晚才向民主过渡。这些国家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有一个相对庞大和富裕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小土地所有者和咖啡生产者，而其他三个国家却没有。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民主政治建立后，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要比在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有更多的剧烈冲突。
2.6.6.2巩固
中产阶级可以通过限制再分配在巩固民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个有着庞大且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只会实行有限的从权贵到民众的再分配，因此对权贵利益的威胁更小。这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许多有相对庞大的中产阶级的西欧国家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例如，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也有相对稳定的民主，而缺少这样一个缓冲器的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却难以巩固民主。
2.6.7 全球化
与四十年前相比，当今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无疑更加密切。当今各国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这些经济组织有更为密切的国际联系；交易更大量的货物和服务，从事更大量的跨境金融交易。这些经济和政治的重大变革对民主产生和巩固的环境有影响吗?
2.6.7.1民主化
全球化可以通过一些独特的方式推动民主化。
首先，国际金融一体化意味着资本所有者，即权贵，能更容易地把他们的钱从一既定国家中取出。这使得对权贵征税更加困难，缩小了民主能实行民粹主义和高度多数主义政策的范围。因此，国际金融一体化使权贵对民主政治更有安全感，使他们不愿用镇压来阻止从非民主向民主的过渡。
其次，国际贸易影响要素价格，并通过这一渠道改变了再分配政治。各国的要素禀赋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决定专业化的模式和贸易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一个含义是对一国相对丰裕要素的报酬的增长。在欠发达国家——通常是那些今天仍处于非民主、因此是民主化的主要候选国的国家——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劳动报酬的增长。直观地说，在巨大的贸易流量到来之前，欠发达国家劳动过剩，资本匮乏，抑制了对劳动的报酬并提高了资本的报酬。贸易开放将使这些报酬接近世界其他国家盛行的水平，因此，提高对劳动的报酬且潜在地降低对资本的报酬。因此，贸易开放将缩小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差距，从而改变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我们框架的特定含义取决于三点：(1)相对要素丰裕性的性质；(2)政治认同的性质；(3)一个国家在团体间不平等和民主化之间的倒U形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设想一个非民主国家，劳动丰裕，政治冲突发生于富有的拥有资本的权贵和贫困的拥有劳动的民众之间，不平等非常严重，以至于权贵利用镇压来保持权力。在这种情形下，更大程度的贸易一体化将降低权贵和民众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削弱民主的再分配性质。民主对权贵的威胁因此将减小，他们也将不再倾向于用镇压避免民主。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促进民主。然而，我们的框架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对要素价格的影响总是会促进民主。继续假定冲突发生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并且在倒U形关系中，我们处于富人用镇压来保持权力的部分。现在考虑19世纪晚期的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这样的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些国家，权贵拥有大量的土地，它们也是土地丰裕的国家。如国际贸易理论所预测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全球化导致土地的报酬大幅度上升(O'RourkeandWilliamson,1999)。在我们的框架中，这一结果加剧了团体间不平等，使权贵更不可能实行民主化。它也提高了权贵投资于土地的财富比例，在我们的框架中，这是加大民主对权贵的威胁的一个因素。根据这些方面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将阻碍民主化(只要像前面假定的那样，处于倒U形关系中的不平等阻碍民主化的部分)。
第三，国际贸易的增长也意味着，经济活动的中断对许多现在已融入世界经济的欠发达国家来说损失也许会更大，因此，镇压现在对权贵来说代价更为惨重，这一点也有利于民主。
最后，更大程度的政治一体化和冷战的终结(如果没有被反恐怖主义战争所劫持的话)可能意味着，镇压其民众的国家可能会受到来自民主世界的更强烈的制裁和反应。这一点有效地加大了镇压的成本，促进民主的产生。这一点也许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冷战时代，一些非民主政权，如蒙博托在扎伊尔的灾难性专制，是靠国际社会明里暗里的支持才得以存在的。
2.6.7.2 巩固
正如全球化能诱发民主化一样，它也有助于民主的巩固。的确，我们列出的使更大程度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相联系的所有机制，也意味着政变的可能性降低了。这或者是因为，在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世界中，政变的成本更高，或者是因为全球化意味着民主对权贵的威胁更小。
2.7 政治身份和冲突的性质
到此为止，我们讨论的大部分比较静力学结果都与权贵的认同无关；它们甚至适用于政治冲突的性质并非依阶级而定的社会。在南非，种族特征或许更突出一些，尽管种族和社会经济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叠的。在卢旺达，认为团体是按照种族(胡图人或图西人)形成的，似乎更有道理。在毛里求斯，政治冲突存在于东印度人后裔和其他不同种族的一个松散的联盟之间，有些人富有(白人蔗糖种植者和华人商界精英),有些人很穷(主要是非洲黑奴的后代)。在后一种情况中，在种族和阶级之间没有简单的交叠(Bowman,1991)。
只要接受个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结果有关这一前提，我们的基本分析就仍然成立。考虑我们关于政治制度的观点。在此，我们指出，如果政治制度能够限制在民主中可能出现的政策类型，它们往往导致巩固的民主。这一结果甚至适用于毛里求斯。如果制度限制民主，那么它们就限制了多数东印度人对少数克利奥尔人的所作所为。因此，它们削弱了一种镇压民主的克利奥尔人专制的动力，而且，在民主创立后，制度会使政变不那么有吸引力——恰如我们前面的分析。
接下来，考虑我们提出的关于权贵的财富构成和民主化或政变之间关系的观点。这些观点直接适用于这一情形。甚至在政治是东印度人反对克利奥尔人的时候，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变得比土地更为重要，镇压和政变的代价变得更为惨重，(有利于东印度人的)民主的再分配程度变得较低。如我们的基本分析所述，这会倾向于建立巩固的民主，甚至在毛里求斯也是如此。引人注目的是，毛里求斯自独立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巩固的民主国家，并且这一巩固过程发生在土地的重要性迅速下降、工业迅速发展以及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上升的背景之下。
政治认同的性质无疑会影响民主中的集体选择的形式，这一点把我们的分析和政治学的几个重要传统联系了起来。例如，对一个其政治认同和分化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和一个有许多交错性的分化或种族、宗教或区域的社会进行比较。多元主义的民主模型是一个社会确实被分成许多不同团体的模型。关于一个多元化社会的标准说法是，它产生了较少的收入再分配和较小的福利国家，因为许多不同的分化阻止了赞同再分配的广泛联盟的出现。结果，举例来说，多元化社会没有很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LipsetandMarks,2000)。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理论认为，这样的社会更有可能建立巩固的民主，因为权贵不会惧怕多数人的统治。这有助于解释美国(通常被认为是多元性社会的典型)民主的长寿和稳定。
2.8 图示
前面的讨论说明了我们理论关于一个社会建立并保持民主的环境的各种经验含义。为清楚起见，我们用简单的图形表示不同政体产生的环境。为了把关于团体间不平等的比较静力学与数据联系起来，我们在权贵是富人、民众是穷人的背景下做这件事。回想一下我们在第一章勾画出的四条政治发展的“道路”。第一条，英国道路，是充分巩固的民主道路。第二条，阿根廷道路，是不巩固的民主道路。第三条，新加坡的道路，是持续的非民主道路，其政治现状能在没有严重镇压的情况下得以维持。第四条，南非道路，是与镇压同时存在的非民主道路。比较静力学使我们能用图形表示这些不同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不同的政治结果，是因为这些社会有根本不同的基本经济结构，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将本书命名为“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此外，我们也强调政治制度的差异，这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历史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考虑政权性质的情况下有意选择的结果。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定条件是在均衡中革命不会爆发，我们也抽象掉了让步(例如，让步的可信性总是不足以阻止暴动),所以，如果革命是个威胁，那么一个非民主政权一定要在镇压和承认民主之间进行选择。
考虑图2.1,它表示我们的理论对民主化的预测。
横轴表示不平等程度，从左向右，不平等程度递增。原点代表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纵轴表示由历史决定的、外生的镇压成本，如镇压破坏社会资产的程度。我们把由此产生的方形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它们代表不同的结构如何导致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当不平等的程度充分低时，镇压或发动政变的成本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穷人对政治现状充分满意，不愿作出改变。与此对应的是A区，在此区域，非民主政权未受到挑战，我们把新加坡放在里面。在B区中，不平等程度更高，革命成为一种威胁。然而，镇压成本非常高，足以建立民主。我们在此区域放入英国和阿根廷。最后，在C区，不平等程度很高使得革命成了对非民主的威胁，但是镇压成本充分低，使得民主被避免。这是1994年之前南非的情形。在南非镇压的成本可能一直很低，因为被剥夺公民权的群体是非洲的黑人和有色人种，对其排斥和镇压有明确的种族哲学的依据。
为了研究民主的巩固，我们必须转向图2.2。
在这里，仅有被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隔开的两个区域。当政变的成本为零时，有钱人将总是愿意发动一场政变。然而，随着政变成本的上升，不平等的程度必须充分高(即民主给富人造成的损失必须充分惨重),镇压才是值得的。图2.2只有两个区域。我们把英国放在A区。如果民主的再分配不是非常大，如果政变的成本充分高，民主一旦被创立就将巩固。然而，当不平等程度非常高的时候，政变的成本或许很低，使政变具有吸引力。这是B区的情形，其中，民主是不巩固的；我们把阿根廷放在这里。当然，新加坡不在此图中，因为它还没有向民主过渡。
用这些简单的图形，我们也能追踪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例如，我们在图2.3中考察南非民主的历史和未来。
为什么南非最后那样晚才向民主政体过渡?图2.3中的箭头表示了部分情景。在南非，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不平等程度下降，使民主对白人权贵的威胁减小。与此同时，工业部门以损害农业部门为代价增长，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变得更为重要。用图形来说，这意味着在不平等的任一既定水平上，权贵不再像原来那样属意于镇压。这使得C区和B区之间的界线向下移动。全球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同样会产生使同一条界线向下移动的作用，这意味着，对既定的不平等水平，镇压成本必须降低，为专制的持续的提供依据。因此，在1970至1994年间的某个时间，南非从C区移入B区，建立了民主。
南非未来将会怎样?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转向图2.4,它提出了民主在种族隔离政府之后是否会巩固的问题。
因为不平等的程度仍然非常高，有人也许会猜测南非会在B区之中，因此是一个不巩固的民主国家。然而，南非经济发展的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的增强以及更大程度的全球化都使得A区和B区之间的界线下移。现在，对于任一既定的政变成本，不平等程度必须更高以证明反民主的政变是有理由的。并且，如在第一章讨论过的那样，种族隔离之后的政治制度的结构是为了保护白人的利益而特设的，这是使界线向下移动的又一因素。因此，尽管对未来不能确定(目睹了津巴布韦自1980年以来民主的进展),我们可能希望南非过渡到A区而不是B区。
预测新加坡的情况似乎要容易得多。图2.1和图2.2表明，如果新加坡建立了民主，它很可能是巩固的。
2.9 本书概览
本书其余部分将进一步展开本章概述的观点。本篇的其余部分继续铺设背景。在第三章考察民主的跨国模式的经验证据。我们指出，更富裕的国家更可能实行民主，国民受更多教育的国家更可能实行民主，更不平等的国家一般更不民主。我们强调数据的基本相关性，不细究因果关系。我们还讨论了政治学和社会学关于民主建立和巩固的大量文献，并说明我们的研究对这一领域做出了何种贡献。
第二篇考察现有的关于民主和非民主中的集体决策的模型。在第四章，我们集中于民主，对集体决策、选举政治和竞争这些在本书后面章节中会用到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简单分析。我们还介绍了一些两团体分配冲突的基本模型，特别强调不平等程度和再分配之间的关系、不同政治认同的含义和决定民主中的权力分配的因素。在第四章也提出一个关于民主中的权力分配的简化模型。本书最后的附录提出了一系列模型，为这一简化模型提供微观基础。在第五章，我们分析非民主，特别关注集体行动问题和承诺问题。
第三篇提供了关于民主化的方法。在第六章，介绍了我们关于民主化的基本模型。这一章正式探讨了许多已在这一导论章中提出的问题，为我们提供思考政治权力的作用和政治制度在未来政治权力配置方面的作用的方法。它说明民主化如何通过把政治权力转移给社会中的多数人，创造对未来再分配的可信承诺。它也说明民主化何以是权贵在面临多数人的可信的革命威胁时所做出的反应。在这一章，我们也看到在团体不平等和民主之间一种倒U形关系的可能性。然后，第七章建立关于反民主政变的基本模型，研究民主在创立之后得以巩固的条件。
第四篇讨论这一基本框架的一些重要扩展和一些应用。在第八章，我们分析一个庞大且富裕的中产阶级如何以帮助创建和巩固民主的方式影响权贵和民众之间在分配冲突上的平衡。第九章引入要素禀赋和市场，使收入分配内生化，并讨论经济结构对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影响。在这一章，我们也讨论可以解释政治发展——也就是说，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国家为什么和是否会向民主过渡的问题——的机制以及收入和民主之间关系的可能原因。第十章推广我们的模型，考虑国际贸易和生产要素在国家间的流动，研究全球化如何改变和补充我们到此为止得到的结果。
第五篇探讨民主的未来，结束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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