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是两位的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六章 民主化
6.1引言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提出并发展关于民主化的基本模型。人们对不同的政治体制有偏好，是因为他们预料政治行动者在这些制度下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从而产生不同的政策和社会选择。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的分析以我们在前两章中建立的关于民主和非民主的模型为基础。
6.2政治制度的作用
我们为什么需要讨论制度?为什么不直接说：权贵和民众对不同的政策有偏好，他们之间的政治冲突导致有利于一个或另一个团体的政策?我们认为，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冲突还有更多的内容。关于政策的冲突是静态的——关于今天发生了什么。理性的行动者还关心未来。这就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持久性的，因此有影响未来政治行动和政治均衡的能力——发挥作用之处。因此，我们需要在动态的背景下认真考虑政治制度；通过这一过程，我们便能提出民主的建立以及巩固的理论。对此至关重要的是有关政治制度作用的思想。
我们强调政治制度调节法定政治权力的配置。政治权力是在对实行何种政策存在冲突时，一个特定的团体(或个人)在政治领域中所具有的影响力的量度。如果权贵是有钱人，且是有权力的，那么,我们就会预料有更低的税率、更少的再分配和一般说来偏袒有钱人而不是穷人的一系列政策。因此，政治权力内在于每一种关于加总相互冲突的偏好的讨论之中。各种民主模型以不同的方式加总这些偏好，因此，如第四章所讨论的那样，它们自然会将不同的政治权力分配给不同的团体。然而，对我们的分析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假定：通常来说，多数民众在民主中而不是在非民主中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
前瞻性的理性经济行动者所关心的不只是今天的经济配置及政策，而且还关心未来的经济配置和政策。因此，政治权力是有价值的，所有团体都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保证自己在未来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政治制度因其持久性能够影响法定政治权力在未来的配置。我们关于制度的方法以这样一 个假定为基础：一般说来，政策比制度更容易逆转，即使有时难以逆转。因此，民主化使得民众与在非民主中相比不仅在今天有更大的权力，而且在未来也有更大的权力。因此，民主化是使政治权力向多数民众转移的一种方式。如果民众能在今天获得民主，他们将在未来增加自己的法定政治权力，因为只要民主存续，他们就将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决定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民众如何保证社会变为民主?他们只有在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显然，从一种非民主的情况开始，民众被排除在选举之外，至少是他们的偏好没有很大作用。所以，他们如何能拥有政治权力?答案是，政治权力不仅仅是由正式规则授予的，它还可以采取事实政治权力的形式。如果民众形成了一种可信的损害掌握着法定政治权力的权贵的经济
和社会利益的革命或重大的社会动荡威胁，那么,他们就能在非民主中拥有政治权力。在本书中，当我们讨论政治权力时，既包括来自政治制度的权力，也包括和民众挑战体系的能力或权贵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是说，事实上的获得权力的方式。换句话说，对我们的目的而言，政治权力是使一个社会团体接近其偏好的政策的任何东西，不论是法定的，还是事实的。
然而，我们的叙述仍然是不完整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论证的内容可
以图解的形式总结如下：
政治权力(t)→政治制度(t)→政治制度(t+1)→ 法定政治权力(t+1)
今天拥有政治权力的团体能够设立——或迫使其他团体设立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持续下来并调节着未来政治权力的分配。因此，民主化使民众有能力在将来增强他们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什么民众需要政治制度来确保他们明天的政治权力?毕竟，他们在今天是拥有政治权力的。
在我们的理论中，当事实政治权力只是暂时性的时候也就是说，今天拥有更大政治权力的人，通常不是明天将拥有它的人政治制度是特 别有用的。这种暂时性也许是由对制度的多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冲击造成的。的确，我们在第五章看到，关于集体行动问题的经验文献强调，即使这一问题能够解决，解决的办法也往往是暂时性的。一个团体今天解决了集体行动问题的事实并不能保证它明天也能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今天也许存在着一种衰退，它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使要利用事实政治权力影响政治结果的任一方处于有利地位。然而，衰退经常是暂时性的，明天或许会有繁荣。
现在设想一种民众今天拥有事实政治权力，但他们预期明天不会持有类似政治权力的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要求一组将他们的政治权力锁定的制度。这正是民主制度可以做的事情。通过采用相对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在这样的选举中，所有公民而不仅仅是权贵的选票都有意义),民众来自非同寻常事件(诸如政治危机或战争结束)的事实政治权力变得制度化了，并转换成了未来的政治权力。
在我们的论证中还有最后一步。民主化是由非民主向民主的运动。在非民主中，权贵制定决策。因此，当权贵决定“推广公民权”并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纳入决策过程时，民主化就发生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陈述。如在导论和第二章中所说明的那样，几乎所有发生于19世纪欧洲和19～20世纪美洲的向民主的重大运动都是现有政治体系将公民权向以前被排斥在外的社会阶层的扩展。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答案是：在非民主中，民众暂时的、事实政治权力来自他们可以采取的对现有体系代价惨重的行动，如革命或巨大的社会动荡。权贵愿意阻止这一切，并为此做出让步。但是，民众关心的不仅是今天的分配和政策，而且还有将来的分配和政策。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权贵不仅要在当前让步，还要做出关于未来的许诺。然而，一旦革命的威胁消退——事实政治权力的至关重要的暂时性!——这些许诺也许就会被背弃。因此，权贵愿意做出可信的承诺。这就是制度的承诺价值有意义之处。民主化保证了政治权力移交给多数民众的可信性，增加了权贵的承诺得以兑现的可能性。因此，当权贵愿意对未来政策做出可信的承诺时，民主化就发生了，而且权贵只有把(他们部分的)政治权力——法定政治权力移交给民众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理论可以以图形的形式概括如下：
6.3 对政治制度的偏好
在这一节中，我们要说明关于政治制度的基本冲突，特别是民主与非民 主之争。出于这一目的，我们回到第四章所讨论的基本的两阶级模型。将总人口标准化为1,行动者中的一部分，1一δ>1/2,是收入为y²的穷人，其余部分δ,是收入为y>y²的富人。富人是权贵，穷人为民众。平均收入用y表示，如前所述，我们用符号θ把不平等的程度参数化。(4.7)式给出了贫穷的民众和富有的权贵的收入，且一个穷人偏好的税率满足(4.11)式。
换而言之，民众在民主中得到更高水平的效用和收入，而权贵在非民主中得到更高水平的收入。这一观察得出的一个直接含义是：存在着关于政治制 度就是说，关于社会应该是民主还是非民主的的冲突。在民主中，民众得到相对更丰厚的利益；权贵则受益于非民主。
6.4政治权力和制度
6.4.1制度与政策
制度和政策之间有什么区别?不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在其他社会科学中，都有一种暗含的理解，即制度和政策有着重大的不同。例如，几乎没有人会认为税收政策是一项“制度”,而有没有宪法或社会是不是民主的则通常被认为与制度有关。那么,区别是什么呢?
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将制度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是由人设计的制约人类互动的约束”(North,1990,p.3)。当我们讨论广义的制度，包括支持经济决策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方面和经济、社会活动的组织时，这一定义是有用的。然而，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它可能过于宽泛了。在我们看来，政策和制度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制度的“持久性”和制度影响未来政治权力分配的能力。政策更容易逆转，而制度则较为持久。并且，制度决定着各种团体的政治偏好是如何被加总为社会选择的。因此，当前采用的一组制度不仅在今天而且还在明天影响各社会团体的政治权力状况。
持久性和影响未来权力分配的能力使制度作为一种承诺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回想一下，在第五章讨论的政治中的承诺问题，它的出现是由于掌握权力的团体(权贵)对未来做出了许诺，但在以后兑现这些许诺却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将背弃诺言，转向另一条不同的行动路线或选择别的政策。
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承诺问题，因为掌握权力的团体不可能可信地许诺某些政策。承诺问题与以下事实有着密切联系：在未来，政治权力将掌握在一个特定团体的手中，他们能利用这一政治权力实施另外的而不是他们许诺的政策。这一说明也意味着制度作为一种承诺机制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影响着政治权力在未来的分配。简单地说，如果某一特定团体要做出关于行动过程的承诺，要使这一承诺可信，还有比将更大的权力授予希望看到该行动过程落实的一方更好的办法吗?换而言之，承诺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那些拥有政权的人和那些从许诺的政策受益的人之间的“不一致”。改变掌握权力的人的身份，许诺就会变得可信。
我们不是最先强调制度的承诺价值的人。这一主题出现于许多著作中，也包含在其他的著作中(例如，有关结构诱发均衡的文献；参见：Shepsle,1979;Romer and Rosenthal,1978;Shepsle andWeingast,1984),但最明确的似乎是与诺思和温加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的有重大影响的论文相联系的。他们指出，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确立的立宪政体提供了王室不废除其债务的承诺，从而提高了其借贷能力。这一点使得财政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工业革命的到来提供了部分先决条件。
这一制度变革在实践中相当于什么?它是如何实现这一承诺的?考虑这两个问题就会清楚制度在这一特定环境下的作用，更普遍地说，它们在我们分析政治制度和民主化的方法中的作用。第一个重要方面是制度是持久性的。光荣革命之后，统治者无法回到那段可以不经议会同意、随心所欲地操纵债务和税收政策的时期了。光荣革命建立了定期召开的议会(这以前必须听从国王的“召唤”)并授予议会对财政事务的控制权。第二，这些制度约束了统治者的行为。正是制度的这一方面使清偿债务成为一个可信的承诺。
诺思和温加斯特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对欧洲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制度变革的例子涉及的各种问题作了非常好的描述。为什么这些新的制度使偿还债务的承诺变得可信?如果议会足以强大到罢免合法的国王詹姆斯二世，它为什么还需要改变制度以保证未来的国王不会背弃偿还债务诺言呢?对答案的全面探讨将我们引向政治权力以及政治权力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当议会废除詹姆斯二世的王位时，它利用其事实政治权力和曾派军队援助过它的荷兰的权力。然而，这种情况是暂时的；荷兰并不打算在议会每次求助时都派遣军队(一个原因是荷兰正忙于与法国作战)。所以，在英国，议会改变政治制度，试图锁定其暂时性的事实政治权力。新的制度将法定政治权力分配给议会———虽然不够彻底，但与以前相比，议会权力要大得多了。并且，对权力的新的配置保证国王将无法拖欠其债务，因为大部分债务都是对议会的债务，所以确保债务偿清对议会是有利的(Stasavage,2003)。
类似的问题在我们关于民主化的理论中也是重要的：权贵被迫实行民主化以阻止被剥夺了公民权的民众发动的革命。民主一经确立，就会在政治领域造成持久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将构成一个充分可信的承诺，给民众在未来想要的权力和政策。
6.4.2制度和承诺
我们关于诺思和温加斯特(NorthandWeingast,1989)的讨论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制度提供了承诺?在我们的模型中，这是因为法定政治权力决定着谁可以在何时采取何种行动。例如，在民主中，政策是由多数人的投票决定的，这意味着如果权贵不拥有挑战民众的事实政治权力，民众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政策。当民主创立的时候，民众认为该制度将赋予他们法定政治权力，作为对更亲多数政策的承诺，即使他们在未来不享有事实政治权力。
并且，在民主建立之后，取消民主是有成本的，这有很自然的原因最明显的是各团体对特定的制度进行了投资(BrainardandVerdier,1997;Coate and Morris,1999;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举个例子来说，在英国1867年通过第二改革法案之后，保守党和自由党就开始把自己作为群众性政党组织起来，并创建了作为全国性组织参与竞争所必需的制度。他们创建了保守党和自由党的俱乐部以及动员新的群众选民所必需的全国性的网络组织。这些都是特定的投资，如果民主停止发挥作用，其价值就会被破坏掉。这就使民主得以持续，因为它使人们有更大的动力捍卫民主。并且，这些为民主特别创建的组织，一经创立，便使集体行动问题更容易解决。这些就是民主一旦创立就难以(尽管不是不可能)逆转，以及它作为一组政治制度拥有承诺力量的根本原因。
6.4.3政治权力
到此为止的讨论强调政治权力有着不同的方面。显而易见，政治制度授予了那些控制总统职位和立法机构的人以政治权力。例如，美国宪法分配建议和制定法律的权力，使在选举中获胜的团体具有制定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政策的权力。然而，除了这些之外，政治权力还有更多的方面。考虑一下委内瑞拉的情形。1998年，乌戈·查韦斯以压倒性的多数当选为总统， 1999年，他牢牢控制了改写宪法的过程，这大大增加了他的权力。查韦斯因此拥有了大量的法定政治权力。然而，其他的团体既不控制总统职位，也没有对重新改写宪法的过程以任何的影响力，但拥有重要的事实政治权力。反对查韦斯所偏好政策的力量(例如，国家石油公司的经理)可以组织罢工，使经济疲软，如同他们在2002年12月之后组织了两个月的罢工那样。政治对手也可能组织街头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改变其政策，即使他们没有任何能影响这些政策的法定政治权力。这样的经济决策和集体行动对政府来说是成本很高的。
然而，从本质上说，这种挑战体制的权力是暂时性的。尽管罢工的石油工人对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成本，打击了现有体制，但他们同时也危害他们自己及其家人。罢工因此必然是暂时性的。并且，罢工是难以组织和维持的，其力量取决于其他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的因素，例如世界石油的价格。委内瑞拉石油工人的力量也取决于地缘政治因素以及美国15%的石油是从委内瑞拉进口的事实。这促使美国政府对委内瑞拉的政治进行干预，以保持石油的流量。然而，这种干预的实质取决于美国政府的特点，这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从而再次使得事实政治权力是暂时性的。
有人会认为罢工和示威的威胁频繁地呈现，足以促使查韦斯改变他的 政策。然而，查韦斯显然直到这些威胁实际表现为罢工和示威后，才做出让步。一般来说，组织罢工的威胁是否可信是不清楚的，因为必须协调许多人的行动；而且，由于政府能组织破坏罢工的活动，罢工可能失败。即使已经出现了罢工或示威，也不能保证在未来就很容易组织另外一次罢工或示威。这些因素表明了查韦斯的反对者为什么不满意政策让步的原因，因为他们 预料这些政策会被逆转。他们只有在罢免了这位总统、从而改变了法定政治权力的配置之后才会感到满意。
在民主化的语境中，关于暂时性的冲击与政治权力变更之间关系的最佳例子之一是由瑟尔伯恩(Therborn,1997) 指出的，他观察到许多民主化都紧随战争其后。这与我们的理论完全一致，因为在战争期间，民众组成了武装部队，他们拥有巨大的暂时性的权力。这种威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关于事实政治权力的一个要点是，它不一定是“静止的”———由于经济的、政治的冲击和社会变革，哪一团体拥有政治权力是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此前，我们在关于专制的简单模型中讨论过一个暂时性政治权力的例子。耐人寻味的是，事实政治权力的暂时性本质已被奥唐纳尔和施密特(O'Donnell and Schmitter,1986)关于过渡的文献明确注意到了，他们对反对权威主义体制的集体行动的动力学做了如下描述：
……这一浪潮迟早要达到顶点……随后，随着一些个人和团体因耗尽了资源或变得幻灭再次使自己非政治化，一些人变得非激进化，某一正常态会重新确立……还有些干脆厌倦了持续的动员及其对他们私人生活的侵扰。(p.26)
6.5 一个静态的民主化模型
现在，我们建立一个包含关于民主化的方法的所有要素的模型。除了政治冲突和制度的承诺作用之外，这一方法强调了被剥夺公民权的民众所拥有的来自革命威胁的暂时性政治权力。在特定的场合下，权贵为避免一场革命而实施民主化，以此作为对未来亲民众政策的一项可信承诺。在本章中，我们假定民主一旦建立就得以巩固，将对反民主的政变的分析推迟到下一章。
回想一下，当权贵拥有无人争夺的政治权力时，他们选择零税率，不进行任何收入再分配(即t=0)。相反，对民众来说最可取的税率是由(4.11)式给出的t>0。t 的比较静力学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回忆一下我们之前的讨论，即团体间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即，0的更高水平)会提高民众想要的税率；因此dt/dθ>0。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权贵和民众之间其行动序列由图6.1中的博弈树描述的扩展式博弈的分析。按照对图5.3所描述的博弈的讨论，我们可以设想最开始的选择是由“自然”做出的，它决定一次冲击(它影响着对体制进行挑战的吸引力的大小)的价值。然而，正如第五章所讨论的那样，在静态模型中，略去状态L,把这一枝从树上折去，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非民主受到挑战的状态，是没有损失的。既然如此，我们也像以往一样略去符号H。图6.1与图5.3的不同在于博弈树的左端，沿着L 枝，被折去了。
开始时是权贵拥有政权，并在民众之前行动。他们首先决定是否实行民主。“是”是标记为D的枝，“否”是标记为N 的枝。和上一章一样，我们用tN表示权贵在非民主中制定的税率，用符号 表示中位选民在民主中制定的税率。如果权贵选择D,民主就会建立，中位选民个穷人制定税率。如果他们不实行民主化，那么税率就由权贵制定。在这一政策决策之后，民众决定是否发动革命。依据我们在第五章的讨论，革命为其参加者带来了私人利益，因此不存在集体行动问题。如果革命开始，且有人数为5≤1—δ的民众参加，那么革命总是会成功的。革命之后，贫穷的民众剥夺了权贵的收入。然而，在革命期间，经济中的一部分(μ>0)收入被破坏了。μ的高数值意味着革命的成本相对更高。
如第五章所分析的一样，这些假定意味着革命之后，每个公民得到的支付为：
权贵在革命中被剥夺，假定他们一无所获(即V(R,μ)=0)。
我们同样说，如果民众在革命中得到的比在权贵实行其理想政策t时
革命约束是有约束力的。正如第五章所述，不平等的加剧(即更高的θ)使革命约束更可能有约束力。自然而然地，μ的值小(即，民众在革命后的收入更多)也会使得革命更具有吸引力，革命约束(6.3)式更可能有约束力。如果民众发动革命——进入R枝，那么在博弈结束时民众和权贵的支付为(VP(R,μ),VP(R,μ))。
对权贵来说，另一种选择是不实行民主化，自己制定税率。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权贵能否可信地承诺做出某些让步。我们再次通过引进一个“后续博弈”,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对这一情形建立模型。在后续博弈中，权贵重设税率的概率为1-p,不能这样做，实行革命决策之前选定税率的概率为p。这一点使我们能对这样的一种思想建立模型，即在一个非民主社会里，权贵可以做出将来进行大量再分配的承诺，但是却不一定兑现承诺——事实政治权力的至关重要的暂时性。
如在第五章讨论的那样，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方法是采用一个重复博弈，其中权贵可以实行他们今天许诺的政策，然而，一旦革命的威胁消失，他们就不能对未来政策做出任何许诺。这正是我们在第七节提出的模型，我们会发现当前的设置与之相类似，但在许多方面又比那一动态博弈更简单。因此，我们倾向于从这个更简单的模型开始，强调一些基本的问题，稍后再回到更令人满意的框架。
它考虑了以税率tN 进行再分配的概率为p这一事实。(注意符号Vi(N) 和Vi(N,tN)的区别，前者是当社会为非民主社会且不受约束时的支付；后者是社会为非民主社会，但权贵被迫制定税率以避免革命的情形。我们后面也使用这种符号)。
首先，考虑这样一种情形：权贵不实行民主，承诺特定的税率tN=t,没有革命发生。这种情况的预期支付为：
如果VP(N,tN=t)≥VP(R,μ), 那么这样的一个让步会阻止革命。根据在第五章的分析，我们可以定义μ*,使得在μ=μ*时，我们有VD(R,μ*)=Vp(N,tN=tP);也就是说，民众从革命中得到的支付与从权贵许诺给他们的最优税率t中得到的支付一样多。(当然，VP(N,zN=t²)在前一种情形中，权贵只能许诺这一税率，他们的许诺兑现的概率也只是p。)根据方程VP(R,μ*)=VP(N,tN=t), 革命成本的这一临界值μ*,由下式给出：
现在，我们有以下结果：
命题6.1:图6.1描述的博弈存在着一个惟一的子博弈完美均衡{σ,σ},它使得：
●若≤μ,那么,革命约束不具有约束力，权贵不用民主化或再分配收入就能保持权力。
●若θ>μ,那么,革命约束具有约束力。此外，令μ*由(6.6)式定义。于是：
(1)若μ≥μ*,权贵不实行民主化，定税率为亡，实行足以避免革命的收入再分配。
(2)若μ<μ*且(6.7)式成立，让步不足以避免一场革命，权贵实行民主化。
(3)若μ<μ*且(6.7)式不成立，没有革命发生。
从命题6.1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当权贵做出的亲民政策不足以令民众相信时，为避免革命的发生，民主出现了。注意，p 越低，这样的许诺就越不可信；μ*越高，让步将避免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正是可信性的缺乏迫使权贵实行民主化。并且，不平等的程度必须足够严重(θ>μ),才能使革命具有吸引力。在详细研究这个模型的比较静力学和讨论其更多的含义之前，我们先引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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