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是两位的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6.10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
现在我们来简短地讨论引入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参见第四章4.4.3节)如何改变在4.5节的静态模型中得出的结果。我们在该处和第五章说明，考虑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加重了民主对权贵的负担，使民主对权贵更为不利，对民众却更为有利。与此同时，权贵在非民主能够从民众向权贵自身再分配的事实又加剧了这一影响。因此，非民主对民众的负担加重。民众 更加不喜欢非民主，而权贵却更喜欢非民主，且更加恐惧民主。更一般地说，当转移支付有针对性时，社会就会有更大的分配冲突(不仅是在贫富之间的，也在任意团体之间),因为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财政体系，使资源再分配给自己。
在我们的框架中，冲突加剧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使革命对民众更有吸引力，因为在非民主中，民众现在要缴纳被再分配给权贵的税，同样的论点也意味着非民主对权贵是更具有吸引力的，他们更愿意进行镇压。
更普遍地说，这意味着不论转移支付是否能有针对性，社会财政再分配的形式将对均衡政治制度产生重大影响。然而，我们的框架对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使民主产生的可能性更大还是更小，没有做出明确的预测。因为它们使革命威胁更有力，所以在不存在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的情况下暂时的再分配已经足够的时候，它们也许迫使民主化发生。然而，因为它们使非民主对权贵更有吸引力，它们也许导致镇压，从而阻止向民主的和平过渡。
6.11 权贵在民主中的权力
现在让我们回到能讨论各种赋予民众不同数量权力的民主的模型。回想一下，在关于民主政治的一个相当普遍的模型中，在民主中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使不同团体效用的加权和最大化。在两团体模型中，这一点给出了民主中的均衡税率，它是表示权贵效用权数的参数x的函数。在第四章中，我们用符号t(x)表示这一税率，且t(x=0)=t,dr(x)/dx<0。 也就是说，随着民众在民主中权力的下降，均衡税率以及民主向民众再分配收入的程度也随之下降。由此得出：
革命和镇压对权贵和民众的价值没有受到在对民主政治建立模型时这一修正的影响。
由于权贵的收入高于民众，且dr(x)/dx<0。 所以，通过使民主不那么多数主义，x的增大使得镇压对权贵的吸引力降低。这意味着在民主中权贵扩大权力的能力，经常通过减少镇压对权贵的吸引力，使得向民主的和平过渡成为可能。然而，x的增大是一柄双刃剑，因为随着权贵在民主中权力的上升，民主变得不那么亲民众了。只是民主增进民众福利这一点使民主化成为避 免革命的可行的制度变革。当x变得过高时，民主不再是对亲民政策的可信承诺；为了避免革命，权贵别无选择只好进行镇压。总结这一讨论：
命题6.4:在有可变权力的模型中，x由低向高的变化减少了民主的再分配性质，降低了镇压对权贵的吸引力。这增加了民主发生的可能性。然而，随着x 的进一步增大，(6.7)式成立的可能性减小，因此，民主化会阻止革命的可能性也变小，致使权贵再次选择镇压。
许多耐人寻味的例子都表明了命题6.4的重要性。例如，权贵无力在民主政治中竞争成功经常导致政变。如第一章所讨论的那样，许多学者指出在阿根廷实施了《萨恩斯·佩尼亚法》之后，保守派无力与激进派竞争似乎是造成1930年政变的因素之一。传统的权贵愿意承认充分的民主，部分的原因是他们以为在新的制度下他们将支配大量的权力。保守党的失败后来 表明x 比在民主化时期设想的值要低。相反，在哥伦比亚，甚至在1936年 实行了男性全普选之后，传统的政治精英成功地操纵政治制度，维持了他们自己的权力。特别是，通过以一种阻挠第三方(特别是社会主义者)进入的方式制定选举规则，他们能将持不同政见的派别保持在党内，并限制对激进的再分配政策的要求(参见：Mazzuca and Robinson,2004)。如前所述，在哥伦比亚，其他因素也促进了这一策略，特别是土地的分配要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更加平均这一事实；因此，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对再分配兴趣不大的中产阶级(参见：Bergquist,2002)。
哥伦比亚的例子表明，对制度的操纵，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x成为内生的。为此，佩尼亚还通过引进一种被称为“不完全名单”的制度，设法操纵选举体系。在该体系下，国会会员的候选人在三个成员选区选举；但是，只有两人是从票数最多的党中选举出来的，把第三个名额分配给票数第二多的党。史密斯(Smith,1978,p.11) 指出，这种“对小党的严重歧视，阻挠了新政治运动的形成，照顾了既定利益”。这一体系是为避免与保守党稳获三分之二多数的预期的进一步冲突，作为一种让步，保证激进党三分之一席位的方式建立的。
一个显然成功地操纵了民主的清晰易懂的例子是皮诺切特制定的1989年宪法。皮诺切特曾在一次全民公决中失败，他本想要进一步扩大军政府。他面临着是真正实行民主化，还是相反，无视表决的结果，用武力保持权力的抉择。最后，他决定民主是更好的选择，但是他的选择显然受到了他成功地“设计民主”的影响。特别是，他设法把一个过度代表保守派的系统改变选区的规定写进了选举规则(Londregan,2000); 在我们的模型中，这会使x增大，使镇压的吸引力降低。
另一个可能是重要的例子来自罗坎(Rokkan,1970), 他指出，在许多西欧国家，比例代表制是在保守党为维持其权力而实行大规模民主化的时候引进的。在我们的框架中，如果罗坎是对的，选举规则的这一转变或许会对保护瑞典、比利时和挪威等国家的民主起了重要作用(虽然罗坎没有说明为什么一旦社会主义者取得政权，这种制度变革就成为永久性的，就像在瑞典和挪威那样；参见：Mazzucaand Robinson,2004)。
本节的结果也对比较政治学文献中关于政治精英如何“管理”过渡的主张(LinzandStepan,1996)提供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解释。例如，经常有人指出，由于阿根廷的专制在1983年福克兰战争之后瓦解，它几乎没有能力影响对民主制度的设计。另一方面，由于巴西的专制在1985年设法组织了向民主的相对有序的过渡，它显著地影响了新生民主下的政治制度的形式及结果。我们的模型表明：操纵民主的能力也许会导致向民主的和平过渡，否则发生的会是镇压。因此，巴西军队能在20世纪80年代控制民主化过程的这一事实也许实际上推动了这一过程。
为什么在有些地方权贵能建立一个有限的民主，而在其他地方则不能?为什么在有些情况下，多数人愿意设计限制他们自己权力的制度?
首先，在许多情况下，有关制度也许基本上是由历史决定的，难以改变。从其性质上看，制度往往长期持续(Acemoglu,Johnson,andRobinson,2001,2002),而且，出于理解体制动力学的目的，制度必须被视为既定。这一方面的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这一事实：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有总统。对拉丁美洲总统制起源的共识是：当这些国家独立时，它们都把美国政治制度的形式作为如何组织一个共和国的蓝图。因此，它们采取了持续多年的 总统制的民主形式。
其次，设计制度既有成本也有收益，这两个方面都是不确定的。例如，以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对白人的保证写入南非宪法的决策为例。这一点限制了其本身的权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它是不可取的。这些让步的一部分是采用比例代表制。雷诺兹(Reynolds,1999)指出：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争议最少的问题之一就是几乎所有的关键参与人都同意采用比例代表制来选举1994年的制宪大会。全部由白人组成的议会继承了英国单一成员选区多数体系……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将设法维持这一体系……因为他们这样做将获得选举上的优势。(p.183)
然而，非洲人国民大会也清楚：一项选举制度，如果对白人的代表不足它就会具有不稳定的危险。雷诺兹(Reynolds,1999,p.184) 指出：“198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白人仅在五个……选区占多数……非洲人国民大会理解比例代表制能够促成一个包容性的政体，将可能反体系的少数党转变为支持体系的、具有发挥其民主作用动力的政党”,而且“非洲人国民大会迅速认识到现有的单一成员选区多数体系有可能破坏其赢得席位的能力”(Reyn- olds,1999,p.185)。非洲人国民大会不仅担心对白人的代表可能不足，它也担心对其代表过度。例如，单一成员选区体系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付给了非洲人国民大会足够多的‘席位奖金’,推动他们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二的阈值，给他们足够的席位，使他们能够独自制定永久性的宪法”(Reynolds,1999,p.185)。如我们在第五章所述，非洲人国民大会认识到，能够独立地改写宪法并不是什么好事。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很快便同意转换到比例代表制。
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否要做出这样的让步取决于它对少数白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的看法。例如，如果它预期白人支持反民主的政变或携他们的财产逃出南非，那么把保证写入宪法将是更具有吸引力的。实际上，任何特定的制度保证是否起作用也是不确定的。例如，在津巴布韦，罗伯特·穆加贝体制便能够无视1980年宪法对其施加的大多数制衡，包括旨在支持白人政治权力的条款。
6.12对体制的意识形态偏好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分析中，行动者关心政治制度的唯一原因是政治制度的不同经济后果。一种替代性和补充性的观点是承认个人对体制也许有意识形态的偏好。例如，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之后，权贵偏好民主而不是非民主也许就是出于纯粹意识形态的原因。
把这种意识形态的考虑加进来会使我们的分析发生怎样的变化?在某一水平上，变化会很大——在另一水平上，变化则不是很大。当然，如果意识形态是第一位的，我们的很多分析就不相干了。然而，如果意识形态偏好出现，但还不足以重要到完全否定个人的相关的经济考虑时，我们的分析的大部分和到目前为止提出的许多见解就继续适用。
让我们将意识形态的考虑纳入在6.5节中使用的关于民主化的没有镇压的基本模型。特别是，设想人们的效用函数对消费是可加的，而且是一个表示对民主的固有偏好的术语。在民主中，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各自消费的收入为y²+By和y⁷+B,y,其中，我们用平均收入来使其标准化。在此，Bp>0 和B,>0 表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正的效用。相反，如果社会是非民主，行动者不会得到这些额外效用“收益”。所有行动者都以最大化其预期效用为目标。
在这一模型中，革命的威胁不是民主化可以出现的惟一方式。如果B,相对大，权贵就偏好实行民主化，即使他们可以通过再分配收入避免这么做。这是一个我们此前从未能得出的结果，因为对于权贵来说民主化总是比做出让步更为不利。这对应于“纯粹意识形态的”民主化，它由权贵的社会价值观推动，在Vr(D)≥Vr(N,tN=t)时出现。
要理解这一新的特征如何影响该模型，注意，由于不论是革命约束还是决定μ*的方程都不取决于来自革命的支付，所以，它们在引进意识形态偏好后没有变化。惟一的不同是：在前面，只有在θ>μ和μ<μ*时，民主才出现。而现在即使在μ≥μ*、因此民主化可以被让步避免时，权贵也实行民主化。并且，即使在θ≥μ、因此革命约束无效时，B,也可以充分大，保证V(D)≥Vr(N), 因此产生意识形态驱动的民主化。
决定性的问题自然是权贵对民主是否有足够强烈的偏好。为了研究这一点，我们需要定员两个临界值。B是使得在B,≥B, 甚至在≤μ、因此革命威胁不具有约束力时，权贵实行民主化的临界值。它显然由下式给出：
其右端是当税率是将在民主中被选择的税率t 时出自权贵的净转移支付。这是权贵在民主中作为净转移支付要付出的，但是，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实行民主的意识形态收益：B。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与(6.7)式相比，民主阻止革命的条件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因为有来自民主的额外效用收益，而如果发生革命，这些收益就不会出现。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把(6.7)式改写为：
现在，我们有以下的结果：
命题6.5:存在一个惟一的子博弈完美均衡，使得：
●如果O≤μ 且B,≤B, 革命约束不具有约束力，权贵在不实行民主化或再分配收入的情况下保持权力。如果B,>B 且(6.28)式成立，那么,权贵实行民主化。
●如果θ>μ,革命约束具有约束力。此外，令μ*由(6.6)式定义。那么:
(1)如果μ≥μ*且B,≤B,权贵不实行民主化，将税率定为t, 再分配足够的收入以避免革命。
(2)如果μ<μ*或μ≥μ*且B,>B,而且(6.28)式成立，那么,权贵实现民主化。
(3)如果(6.28)式不成立，没有革命发生。
有两个引人关注的要点：(1)如果意识形态考虑的因素不重要的话，我们之前的分析就完全适用，因为这意味着B,足够小，所以，B,≤B和B,≤B将是参数空间相应的组成部分，其中命题6.5的含义变得和命题6.1一样；(2)当意识形态考虑的因素十分重要的时候，它们也许会引发向民主的过渡，而如果纯粹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些过渡是不会发生的。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动力可能也是重要的。例如，当不平等的程度较低时，不论是B,>B还是B₇>B, 可能性都更大。随着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在民主中，出自权贵的再分配会更多，对于民主的既定的意识形态收益，这两个条件成立的可能性减小了。
6.13 民主化图示
现在我们的框架已经充分丰富，可以更精确地绘制第二章的图2.1了。在图6.2的静态模型的背景下这样做，假定民主的再分配程度总是足以阻止革命。考虑图6.4,横轴表示不平等的程度，纵轴是镇压的成本。首先注意，当不平等的程度更低——特别是θ>μ的时候——不存在革命的威胁；这就
用这些图，我们可以做一些有趣的思想实验。例如，我们可以引进专制能够操纵民主，削弱民主的亲民性质的可能性。在图中，这一点的惟一影响是 下移，这意味着要使镇压为最优选择，镇压的成本必须更小民主一旦能够被操纵，它对权贵的威胁就减小了。这一影响扩大我们获得民主的区域。图6.5表示了这一可能性。
最后注意，图6.4是第二章中图2.1的基础。惟一的不同是略去了非民主体制能通过再分配收入保持权力的可能性，因此简化了图2.1。如果在图6.4中不考虑这一可能性，就会抹去θ*上的垂线，还需要延长表示κ是θ函数的向上的斜线。这便产生了与图2.1一致的图6.6。
6.14均衡革命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假定镇压确定无疑地起作用，会阻止革命。历史上充满了心狠手辣的、加强了革命威胁并最终导致革命或重大动乱的镇压。在本节中，我们简要讨论镇压不总是起作用的可能性；特别是，假定在镇压之后，民众也许会以概率r起来造反。因此，我们考虑到镇压失败。为此，我们再次讨论第六节中扩展式博弈的静态模型，而不是完全动态的模型。图6.7的博弈树描述了这个博弈。这一限定自然不会影响在没有镇压的情况下，从民主和非民主得到的支付。而且，它也不影响权贵通过许诺使政策更加亲民来保持权力的情形。于是，关于μ*的公式不变。然而，允许镇压失败不改变来自镇压的支付。特别是，来自镇压的价值函数现在由下式给出：
然而，这些临界值决定于镇压失败的概率这一事实并不会完全改变我们的分析。特别是可以用以下的与命题6.2.相似的命题来描述这一博弈的均衡。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在权贵选择镇压的情况下，革命爆发的概率为r。
我们现在的分析有以下的结果：
成本相对更高，所以权贵实行民主化。
这一扩展表明了均衡革命如何能作为一种权贵为避免民主化计算的风险而出现。它也预测当社会非常不平等时，革命更有可能发生，所以尽管有革命的风险，权贵仍会选择镇压而不是民主化。
6.15结论
在本章中，我们建立了关于民主化的基本模型。为此，我们一般性地讨论为什么政治制度而不干脆是政治权力具有重要性。我们指出，为了理解政治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必须认识到人们计算的明确是动态的方面。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影响法定政治权力的未来分配；政治行动者之所以要控制和改变制度，是因为他们要锁定他们当前的政治权力。由于制度影响未来政治权力的分配，他们也提供了承诺——制度对于我们理论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民主一旦建立就会巩固这一工作假定之下，我们得出了一些关于导致民主的因素的基本预测。所以，什么时候会出现民主化?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是不断加剧的团体间不平等。我们指出：当不平等的程度高到足以使被剥夺公民权的人要争夺政权，但又没有高到使权贵发现进行镇压的吸引力时，民主就出现了。在不平等其程度低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不会看到民主。在不平等其程度更高的情况下，我们仍然看不到民主，因为非民主能够通过暂时的政策让步，冲淡潜在的挑战，保持他们的权力。当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提高时，我们看到了民主。即使在非民主中权贵愿意用政策让步来保持权力，在缺乏许诺的未来让步时，当前的让步是不足以避免革命的。然而，如果权贵继续独占权力，他们便不能可信地许诺这种未来的让步；因此，他们必须放弃他们的权力实行民主化以避免革命的发生。然而，随着不平等程度变得更高，民主对权贵来说开始变得危险起来，因为如果他们实行民主化，就要面对非常不利的政策，例如，惩罚性的再分配比率。于是，镇压开始具有吸引力。因此，民主化并不是对团体间不平等单调递增的，我们预期在不平等和民主之间具有一种倒U形关系，民主发生于中等的不平等水平。
然而，团体间不平等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开始看到其他因素是如何影响民主的建立的。例如，我们发现权贵在非民主中的权力，也许还有他们操纵民主形式的能力，能够影响民主化的进程。随着分析的延伸，许多其他的因素将进入这一图景。权贵持有其财富的形式、全球化的程度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中产阶级的重要角色，等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章的分析表明在不平等和民主之间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动态关系。这是我们在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 and Robinson,2000a,2002)中研究的方面。在那里，我们说明上升的不平等如何能够(通过收紧革命约束)在开始时迫使权贵实行民主化。在民主建立之后，它的再分配性质可能与资本积累过程相互作用，使得不平等程度随后下降。因此，这些论文说明了资本积累、不平等和民主化的一个内生过程是如何说明如在本书第三章讨论的不平等模式的库兹涅茨曲线的。
民主化是否会促进效率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但对此做一简短考虑还是有必要的。如第四章所述，对此进行讨论的最有用的方法是从总剩余入手。如果简单地采用帕累托标准，我们将不能把民主与非民主进行比较。在民主中，民众状况更好；在非民主中，权贵的状况更好。帕累托标准不能对这两种制度排序。然而，如果我们着眼于总剩余，我们可以取得一些进 步。考虑惟一类型的政策是再分配性税收的最简单模型，显然，在没有镇压时，非民主中的总剩余更大。再分配由于成本更高，会减少总收入，从而减少总剩余。因为权贵不支持再分配，他们在非民主中为所欲为，所以，民主化导致效率更低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结论是我们用来表达基本思想的简化模型的结果。首先，如果再分配采取的是投资于公共物品而不是财政再分配的形式，权贵会希望让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而民众则想对让它们供给过度)。当存在不平等时，两者的理想点都不符合剩余最大化的供给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化也许通过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提高了效率。其次，一旦非民主通过镇压保持了权力，从效率的角度来看，民主就更具有吸引力。镇压浪费资源，影响权贵和民众之间的资源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也许是有效率的，即使再分配性的税收导致了大量扭曲。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