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是两位的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7.1引言
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了民主一旦建立就可以无限期持续的情形————在向民主的行进过程中，没有反复。然而，现实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国家变得不民主，民主体制被军事政变推翻，专制复辟的例子比比皆是。
特别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近期历史都因在民主和非民主之间的反反复复而伤痕累累。例如，在阿根廷，男性普选权在1912年生效，但不久就被1930年的一场政变废除了(参见第一章)。1946年民主恢复，但1955年又陷入政变。1973年再度建立，1976年又被推翻，并最终于1983年恢复。在此期间，几个半民主体制在1943年、1962年和1966年陷入政变。为什么会发生反民主的政变?为什么大众民主在许多北欧国家稳定持久?为什么 在欠发达国家(那些拉丁美洲国家)这样一组政治制度一直难以巩固?
本章提供一个分析反民主政变的框架，然后我们将这些想法与第六章提出的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分析民主的建立、巩固以及民主与非民主之间可能的转换的框架。
在构建关于政变的理论时，我们同样强调那些在理解民主创立时十分突出的经济和政治动力。到目前为止，我们强调：在民主社会中，多数民众能按照对民众有利，对权贵不利的方式改变政策。这使得民众支持民主，与此同时，却给了权贵反对民主的动力。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动力决定着民 主出现的时间和方式。同样的基本力量也决定着政变的动力。因为权贵偏 好非民主而不是民主，他们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支持反民主的政变，它会导致在未来对他们自己更为有利的政策。
为什么要发动政变而不是要求更亲权贵的政策?答案与我们讨论向民主过渡时给出的答案一样：权贵不仅关心今天的政策，而且也关心未来的政策，在民主中，未来政策是由中位选民决定的，而他不是权贵的成员。因此，民主能许诺迎合权贵的今天的政策，但是不能承诺未来的亲权贵政策，特别是当权贵拥有的政治权力是暂时性的时候。因此，政治制度的变化再次作为一种通过改变(法定)政治权力的分配而影响未来政策的方式出现。
我们分析的一个结果是，在权贵和民众之间的不平等更严重的社会，政变更有可能发生。出自权贵的再分配数量是不平等程度的增函数。因此，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权贵通过改变体制得到的收益会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得到的更多。与前面一样，这一主张是否能转换为关于以通常方法测量的不平等的陈述取决于权贵和民众的身份。
当我们将关于政变的理论和关于民主化的模型结合起来的时候，得到了一个考虑均衡民主化和政变的动态框架。在这一框架中，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可能会经历民主和专制之间的频繁转换。在非民主中，民众通过挑战体系受益良多，这使得民主化频频不断；在民主中，权贵由于高度的再分配而不快，因此他们可能会发动反民主体制的政变。这一见解指出了为什么民主在拉丁美洲(其中许多社会都存在着显著的经济不平等)一直难以巩固的一个原因。
我们的分析也显示了在完全巩固的民主和不完全巩固民主之间的一个有用的区分。当不存在任何有效的政变威胁时，我们说民主是完全巩固的。经合组织国家是完全巩固的民主的例子。一个不巩固的民主是沦为政变的民主。一个不完全巩固的民主可以阻止政变，但要做到这一点，要改变在没有政变威胁的情况下得出的均衡政策。因此，不完全巩固的民主生存在政 变的阴影下，这与完全巩固的民主不同，在后一情况下，选民和政党在制定其政策选择时可以有效地忽略政变的威胁。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果是不平等和收入再分配之间的非单调关系。更高的不平等通常会导致更大量的再分配(考虑第四章讨论的限制)。然而，在一个可能存在政变的模型中，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摇摆不定，因而其再分配不像在不平等程度更低的社会那样多。
令人感兴趣的还有，在巩固的民主中，因为政变的威胁不重要，所以再分配的数量很少或没有可变性。与此相反，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要么是不完全巩固的，要么是不巩固的。在不巩固的体制中，由于社会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摇摆不定，财政政策更加不稳定，财政再分配的数量不断变化。在不完全巩固的民主中，不存在均衡政变，但再分配的数量为了避免政变发生而波动。这一模式与加文和佩罗迪(Gavin and Perotti,1997)提供的证据是一致的，财政政策在拉丁美洲比在欧洲更容易变化。
关于如何定义民主巩固的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学术争论，引发了熊彼特
式的民主定义是否正确的问题。林茨和斯蒂潘(Linz and Stepan,1996)指出
……所谓巩固的民主，我们是指一种政治状况，在其中……民主成了“城里惟一的游戏”。在行为上，当没有重要的政治团体认真地企图推翻主体制时，民主就成了城里惟一的游戏。(p.5)
然而，尽管提出了这一初始的定义，林茨和斯蒂潘——与大多数近来的政治学文献一致接下来添加了一些民主要巩固所必须满足的其他条件。要成为一个巩固的民主，一个国家必须有：
一个国家……如果一个运行良好的国家存在，其他五个相互联系、互相加强的条件也必须存在，一个民主才是巩固的。首先，必须存在一个自由、活跃的市民社会发展的条件。第二，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自治和受到重视的政治社会。第三，必须存在法治……第四，必须存在适用的国家官僚机构……第五，必须存在一个制度化的经济社会。(p.7)
关于巩固问题的争论围绕着应该从这样的名单上增加或减少什么的问题展开(对“民主”应用什么样的形容词修饰的问题，参见：Collier and Lev-itsky,1997)。 显然，在这一基础上，许多我们认为是民主的体制都是不巩固的(关于拉丁美洲用这些条件来衡量也许不存在巩固的民主，参见：Philip,2003)。尽管林茨和斯蒂潘最初的定义与我们的方法是一致的，但是，他们随后加上去的条件就与我们不一致了。
相反，我们关于“巩固”一词的用法以熊彼特式的民主定义为基础。如前所述，这似乎是构建一个民主理论的自然而然的起点，这一观点呼应了谢德勒(Schedler,1998)的说法。
“民主的巩固”一语应该指对体制连续性的预期——仅此而已。相应地，“巩固的民主”的概念应该描述相关的观察者预期在未来会很好地持续的民主体制————仅此而已。(p.103)
7.2 政变的动力
我们现在考虑一个民主已经建立、中位选民的偏好决定税率的社会。继续使用我们的两团体模型，并将权贵和富人相联系，民众和穷人相联系。因此，在民主中，中位选民是一个穷人。然而，与我们前面的分析不同，现在考虑民主也许不会永远持续，事实上，也许会反民主的政变的可能性。由于亲民众的政策———例如，民主政治包含的收入再分配——所以在民主中民众的境况相对更好，权贵的境况却相对更坏。这一推理表明对民主的最大的威胁来自权贵。因此，我们集中考察权贵通过从民主向非民主过渡减少再分配的动力，构造关于政变的模型。
许多政变，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将减少再分配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减少了再分配并显著地改变了收入分配(参见第三章讨论的证据)。在政变通常是由军队发起的情况下，我们的方法假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军队更多地代表的权贵的利益而不是民众的利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初步近似；然而，事实上，军队的目标并不总是完全与一个单一团体的目标一致，也许对民主的存续有重要影响。将军队在民主巩固中的作用纳入关于政治的正式模型是一个重要的未来研究领域，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们会简要地讨论这个问题。
在本章，我们简单地将这一可能性视为理所当然，即权贵能以某种成本控制军队，发动反民主的政变，我们研究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愿意这么做。从构造模型的角度来看，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民众要民主的原因和权贵要非民主的原因是相似的。如前所述，民众要求对未来亲多数政策的可信承诺，因而要求向民主的过渡(权贵被迫给他们民主),因为他们关心今天的政策和社会选择，也同样关心未来的政策和社会选择，而且他们仅仅拥有暂时性的事实政治权力。类似的推理也适用于从民主向非民主过渡的情形。权贵希望有不那么亲民众的政策，他们暂时拥有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权力。然而，他们也关心未来的政策，他们知道一旦其暂时的事实政治权力消失，民主就会再次实行它所偏好的政策，如高税率和收入再分配。因此，权贵不仅在今天，而且也在未来获得其所偏好政策的方法是改变政治制度，拥有更多的法定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从民主向非民主过渡。
有大量证据表明，为了避免政变，民主人士愿意向权贵以及军队做出让步，但是，这些让步由于缺乏可信性，有效性有限。诺德林格(Nordlinger,1977)写道：
……军队已经介入，尽管有旨在阻止政变的预算增加，就如在1973年反对智利总统阿连德的政变中那样。尽管有超过同级别文官工资涨幅的军俸的增加、更好的额外福利和其他设备的购买，阿连德还是被推翻了。〔1〕(p.71)
我们从非民主向民主过渡的模型与向非民主过渡的模型的构造方式有一点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民众有发动革命的选择，权贵创立民主来避免革命。在此，权贵实际上是利用它们的政治权力发动政变并改变体系。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对称的，但对我们的结果来说，这不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之所以采用这一特定的方式来建立关于这两种过渡的模型，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对现实提供了一种良好的近似：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主是由权贵实行的民主化产生的，而由民主向专制的运动却几乎从来不是双方一致同意的。
7.3 一个静态的政变模型
为了建立关于反民主政变的模型，考虑第四章的基本两阶级模型，并考虑权贵能够发动一场有成本的政变的可能性。对行动者及其收入我们做完全相同的假定，但现在要考虑政变产生的成本。特别是，我们有：
图7.1表示用来分析政变的博弈。在开始时，由于处于民主中，中位选民制定税率t。 如果没有来自权贵的政变威胁，民众制定他们最偏好的税率t, 它由(4.11)式给出。这导致(6.4)式给出的支付VP(D)和Vr(D)。 权贵是否发动政变取决于民主和非民主中的后续价值。由于政变的威胁，我 们允许民众在开始时选择的税率不同于t。在此之后，权贵决定是否发动政变。如果他们发动政变，社会就转变为非民主，权贵制定税率。他们自然会选择他们最偏好的税率tN=t。 结果，博弈以民众和权贵各自的支付结束〔1〕:
反过来，如果权贵决定不发动政变，政治体系保持为民主。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再次行动，决定中位选民——在民主中在政治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行动者———是否能重设民众在前一阶段许诺的税率。与在我们关于民主化的简单模型中一样，这一点描述了我们在下一节更详细地对之建立模型的想法：一个体制(甚至一个民主体制)不可能可信地承诺未来税收。具体地说，自然以概率p决定以芒表示的许诺的税率保持不变，民众和权贵得到价值
这些表达式考虑了民众以概率1—p 得以重设税率的情形，这时他们是不受约束的，并选择他们最偏好的税率D=tP。
相反，当这一约束具有约束力时，民主就不是完全巩固的：如果民众不采取行动，会存在沿着均衡路径的政变。民众所采取的行动就是降低税率。然而，问题是，他们不能完美地承诺这么做，因为政变威胁一旦平息，就存在重设税率的可能性。考虑这一可能性，民众制定税率t时，对权贵的价值为V(D,P=t)。
给定这一讨论，我们可以将这一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总结如下：
命题7.1:在图7.1描述的博弈中，存在惟一一个子博弈完美均衡{σ,σP}。令φ和φ*由(7.5)式和(7.6)式定义。那么,在这一惟一均衡中，我们有：
这一分析表明均衡政变如何能作为权贵限制未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发生。引人注目的是，政变之所以发生(当φ<φ*时)正是因为民主对承诺在未来进行更少的再分配只有有限潜力。于是，权贵利用他们当前的(也是暂时的)政治权力改变政治制度，以减少未来的再分配。与关于民主化的讨论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政治制度的均衡变化是作为一种调节未来政治权力配置的方式而发生的。镇压与政变也有共同点——两者都动用武力来避免实行民主，但是它们始于不同的政治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政变的比较静力学与镇压相似的原因。
区分完全巩固和不完全巩固的民主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如果政变的威胁从未出现，民主没有真正受到挑战，民众能够制定他们最偏好(不受约束的)税率t,民主就是完全巩固的。另一方面，一个不完全巩固的民主如果将税率规定为t,就会沦为政变。只有向权贵做出让步，阻止他们发动政变，民主才能存续。在经验上，不完全巩固民主的概念也许会有助于我们解释一些令人迷惑的行为：例如，万彻康(Wantchekon,1999) 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在萨尔瓦多，代表多数民众的政党就曾因害怕引发政变，试图在选举中减少他们提供的再分配数量。
把我们的分析与普热沃斯基(Przeworski,1991)的主张做一对比是有趣的。普热沃斯基(Przeworski,1991)认为巩固的民主需要所有的团体，甚至以前的权贵，都要有充分大的当权机会。如普热沃斯基(Przeworski,1991)所述：
……在民主制度内，服从取决于获胜的可能性。一个特定的行动者……将会服从，如果在民主竞争中获胜的可能性……大于某一最小值…… 当所有相关的政治力量在特定的制度体系下都有某一特定的最小可能性活得不错时，民主就会产生普遍的服从。(pp.30—31)
根据这一论证，要使民主稳定下来，所有的团体都必须有充分大的行使权力的机会。一旦某一团体被完全排除在外，他们就可能为权力而战。这种观点为政治学家普遍接受(例如，Weingast,1997)。克洛默(Colomer,2000,p.10)重申了这一观点，他写道：“民主的建立看来是对新的政治游戏规则的一种约定性的协议。协议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民主给予不同的行动者在某一不确定的未来得到或分享权力的合理期望。”
相反，在我们的民主模型中，权贵是绝不能赢得权力的，因为政策总是迎合中位选民的偏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权贵在一个民主政体里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因为即使他们没有法定政治权力，他们也许拥有实际政治权力。例如，在民主是不完全巩固的情况下，民众的政策是要迎合权贵的，尽管权贵不组成政府。的确，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根据普热沃斯基的说法，如果权贵不能组成一个政府，他们会设法发动政变，因此，民主是不巩固的。然而，如果权贵能用武力推翻现有的体系，他们一定拥有有效的实际政治权力；这正是他们能从政府得到他们所想要的而不必推翻政府的情形。当权贵没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时候，他们不能从民主中得到其所想要的，但他们也不能发动政变。因此，在我们的模型中，普热沃斯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现在我们来考虑政变关于不平等的比较静力学。首先，可以隐性地定义不平等的临界值0:
上述分析表明政变往往发生于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在不平等程度更低但是仍然非常不平等的社会，民主是不完全巩固的，只有以更低税收的形式向权贵做出让步，民主才会存续。为什么不平等程度对政变非常重要?原因是非常直观的：在这一模型中，政变是作为权贵减少未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而发生的。不平等越严重，民主越具有再分配性质，对于权贵来说，其成本也就越高。因此，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政变对权贵变得更有吸引力。
这些比较静力学与第三章的证据是一致的，这些证据用各国横断面的数据讨论了不平等的量度与民主的关系，发现更民主的国家，其不平等程度往往更低。在前一章我们已经指出这也许是因为在更平等的社会，镇压的吸引力更小；因此，权贵更可能实行民主。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民主一旦创立，它就更可能巩固。
7.4 一个动态的民主创建及巩固的模型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对民主化和民主的巩固是分别处理的。特别是，我们在分析民主化时的简化假定是民主一旦建立就是完全巩固的，而且从不遭受挑战。相反，我们发现权贵如何可能对推翻民主以减少对他们自 己不利的再分配感兴趣。如果行动者意识到民主可以被推翻时，我们的分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正如第六章里所分析的情形一样，我们希望离开前一节所分析的博弈的静态结构。在那里，我们通过假定许诺的税率被重设的概率对无力承诺未来行动的情况建立模型。
更重要的是，前一节中的静态模型不能分析在不同政体之间的均衡波动如何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回到在第五章首次提出的无限期界模型，考虑革命、民主化和政变。
和以前一样，我们考虑一个无限期界模型，用G(β) 表示，人口数量为1。其中1—δ>1/2是贫穷的民众，其余的δ是富有的权贵。在开始时，政治权力集中在权贵的手中，但是中位选民是一个穷人。
一个行动者的预期效
如果政变发生，首先是μ=μ,所以不存在直接的革命。类似地，如果民主化发生，民主就会从政变成本为1的情况开始。这意味着在政变发生之前，民主至少是有机会得以创建的。最后，在每一非民主的时期，权贵都必须决定是否要实行民主化；如果他们决定实行民主化，社会就会变成民主，而且中位选民，即公民，制定税率。
在一个时期内的事件分时可以总结如下：
1.状态μ或φ:被揭示。
2.民众制定税率tD, 如果我们是处于民主中。否则，权贵制定税率N3.在一个非民主体制中，权贵决定是镇压w,还是民主化φ。在民主中，
他们决定是否要发动政变5。如果他们实行民主化或发动政变，执政的政党决定是继续保持第二阶段制定的税率t还是制定一个新的税率。
4.如果P=N且w=0,民众决定是否发动革命p。如果革命爆发，他们分享经济的其余收入。如果没有革命，在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决定的税率会得以执行。
5.收入实现，消费发生。
现在我们得到了政变约束，这是在前一节中博弈的静态政变约束在动态背景下的推广。这一约束直接来自(7.9)式，假定中位选民将其偏好的税率定为tP=t, 检查政变何时具有吸引力，即可得出。因此，我们有
然后，由于社会从非民主开始，如果曾经发生过政变，那么在此之前一定出现过民主化。因此，可以很自然地假定我们处于参数空间的这样一个部分，即如果发生政变，状态就会转换到μ=μ,紧随政变之后，一定会发生第二次的民主化，因此当μ=μ时，它一定会再次发生。所以，我们可以规定V(N,μ)=Vr(D,φ)。
第二种方法仅仅着眼于“一次性偏差”(参见：Fudenberg and Ti-role,1991,pp.108—110), 假定权贵今天能发动政变，但在未来他们永远能再这样做，民主即使在状态(D,φH)下也会存续。
着眼于一次性偏离的第二种方法通常更简单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政变只发生一次，绝不会发生第二次，所以，在民主实现的时候，绝不会再有政变，尽管有民众总是将税率规定为t的事实。这意味着在(7.14)式中，我们有：
联立(7.7)式和(7.8)式，令Vr(φH)=Vr(D,φH,zD=0),我们便能计算出权贵一直处于民主中所得到的价值。由此，我们将：
定义为中位选民在民主中能对权贵可信地承诺的最大价值。
隐函数的微分表明τ是θ的减函数：dr/d0<0, 所以，更高程度的不平等降低阻止政变所需要的税率。
如果φ<φ*,民主是不巩固的；甚至连民众令tD=0的策略都不能阻止政变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在φ=φ时会返回非民主体制。民众愿意阻止这样的结果发生，如果可能，他们会许诺在未来制定更低的税率。然而，这样的许诺是不可信的，因为未来的税率决定于未来的政治均衡；一旦政变的威胁消失，税率会回升到t。 认识到这一点，有远见的权贵偏好发动政变，即使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个成本很高的结果。
这一讨论概括了7.3节所描述的政变发生的情形。完全巩固和不完全巩固民主的概念自然也出现于动态的背景下。然而，现在有了一个完全动态的模型，我们可以把对政变的分析与对民主化的分析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在静态模型中做不到的。
考虑状态(N,μH)。如果民众在这种状态下没有发动革命，权贵就会永远当权并令tN=0,所以民众将得到等于y/(1—β)的效用。相反，在爆发革命的μ₂=μ状态下，他们将得到VP(R,μ⁴)=(1 -μ)y /(1-8)(1-β),这是在无限未来中来自革命的每一期收益的贴现值。如前所述，一旦发生革命，社会就会永远保持在那种状态，在这一意义上，革命是一种有吸引力的状态，重要的只是革命发生时的μ的数值。因此，每一期收益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意味着在状态μ=μ¹(=1)下，革命不会发生]。为了减少要考虑的情况的数量，我们现在令θ>μ,这意味着当μ=μ⁴(=μ)的时候，革命威胁是具有约束力的。
所以，行动者i从其个人收入中得到收入yi,还有净收入转移支付N(y-yi)-C(zN)y。 如果在下一时期我们仍处于状态p₁+1=μH, 再分配会停止。这表现了除非未来也存在有效的革命威胁，否则权贵不能承诺未来再分配的观点。再者，N≤t; 也就是说，权贵不会以大于t 的税率征税，因为这是使对民众的再分配最大化的税率。如果这一税率都不足以阻止革命，就没有税率tN∈[0,1]能够阻止革命。
在权贵要么实施民主化要么进行再分配的情况下，民众也许仍偏好革命。因此，给定权贵的行动为φ和zN,民众在状态(N,μ⁴)下的价值为：
联立(7.13)式和(7.20)式，我们计算在不实行民主化时民众能够获得的最大效用。这与在存在革命威胁时，权贵制定税率tN=t 有关，因此民众的后续价值为VP(N,μ²,N=t)。这一价值满足：
使得更高水平的不平等提高了革命的临界值，因为民众在不平等的体制下境况更差。民众现在愿意在革命成本更高的情况下发动革命。
对μ≥μ*,通过在状态(N,μ) 下对民众进行再分配，民主化可以避免。
在这一情况下，权贵为避免革命必须重设的税率为tN=t,使得V(N,μH,N=t)=VP(R,μH),它是μ的减函数，0的增函数(即对不平等水平递增)。
在确定了非民主体制能通过再分配保持权力的条件和民主何时巩固和不巩固的条件之后，我们还要考虑镇压的影响。关于镇压的假定和前面一样，来自镇压的支付由(6.18)式给出。同样，我们要考虑两种状态。如果μ≥μ*,那么,一个非民主体制便永远不需要实行民主化，在这种情况下，在均衡中，镇压会被使用，如果其成本低于进行政策让步的成本。出现这种情况的条件，以及使权贵对许诺以税率t进行再分配和镇压无差异的临界水平c*,与前面是相同的。特别是，x*仍由(6.20)式给出。如果μ<μ*,那么,权贵不能通过做出让步保持权力，他们比较镇压和民主化的成本。在前面的分析中，民主的成本有惟一的定义，因为我们假定民主是完全巩固的。然而，现在情况却不是这样了，民主对权贵的成本，从而镇压对权贵的吸引力，决定于民主的性质。
这是对我们简单假定的参数成立的条件。与第六章中的相对应的条件一样，当民主的再分配程度充分高时，这一条件是成立的。这导致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消长关系：高度再分配的民主导致政治不稳定，但如果再分配的潜力过于有限，民主化又不能阻止革命。
我们现在可以确立以下的结果：
来自命题7.2的主要点是民主会再次出现，因为在权贵继续垄断政治权力的时候，他们不能承诺未来的政策。然而，民主在建立后，不一定就是巩固的。尽管理性的个人预料反民主的政变会在未来发生，但民主的建立也会以与第六章所描述的相同的方式阻止革命。这是因为要发动政变，权贵必须拥有事实政治权力，而他们在未来是否会拥有是不确定的。既然如此，即使民众理解民主也许是不会持久的，他们也会重视民主的建立，民主使法定政治权力向他们转移。
现在我们要更详细地讨论命题中的条件。在μ≥μ*的第一种均衡中，革命的成本充分高，以至于给定不平等的程度和q的大小，权贵便能通过再分配避免革命。因此，在状态μ=μ下，权贵制定他们最偏好的零税率(即tN=t=0), 而在状态μH下，如果镇压的成本充分高，他们会通过制定恰足以阻止革命的税率tN=t 进行再分配。然而，如果镇压的成本相对低，权贵会镇压民众来应对革命的威胁。在这一均衡中，不存在民主化，如果权贵选择镇压的话，再分配的数量相对有限(或为零)。如果再分配发生，不平等还是会提高该体制中的再分配水平，因为权贵被迫选择更高的税率以避免状态(N,μH)下的革命。
但是，一旦状态从(D,φ¹) 转换到(D,φH),权贵就会发动政变，重获政治权利并规定tN=0。因此，在这一均衡中，政策的可变性是最高的，再分配数量比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要小，但比第一种情形要大。在这一体制中，当存在民主时，更高的不平等会提高再分配的水平，因为它会提高税率，而在非民主中不存在任何再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当民众掌权的时候，他们会制定最大税率，完全预料到再分配会由于政变的原因最后终止。这个结果或许有助于我们解释拉丁美洲高度再分配性的、但相对短命的民粹主义体制的存在(例如，参见：KaufmanandStallings,1991)。
立的可能性更大。
与民主化的情形一样，政变只发生于高威胁状态，这可以理解为一种不太可能发生或非常的状态。就此而言，一种有吸引力的解释是高威胁状态对应于萧条或经济危机的时期。在这些危机期间，发动政变的成本也许不高，因为社会处于混乱之中，由动乱和政治不稳定所造成的收入或产出损失也许也没那么严重，因为产出水平已经很低。这一解释——它意味着体制的变动，特别是政变，在萧条期间更有可能发生与数据显示的主要模式是一致的。许多政变发生于萧条或经济困难时期，例如1964年的巴西、1973年的智利和1976年的阿根廷的政变(参见第三章的证据)。这种变动性和政变之间的关系表明，更富裕的国家在巩固民主方面之所以更为成功，一个可能原因就是它们在经济上的稳定性(Acemoglu and Zilibotti,1997)。
从这一分析还可以得出另外四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把不平等与体制变化联系起来。θ的增大会增大μ*,φ*,φ,k*,k,k(φ)和k。因此，更严重的不平等会使得革命、政变和镇压都更具有吸引力。如在第六章的模型中一样，假定民主一直是巩固的，在不平等的程度和民主化之间存在着倒U形的关系。高度平等或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都不可能实行民主化。相反，我们在不平等程度居中的社会观察到民主化。本章的模型预测，在实行民主化之后，民主在更平等的社会更有可能巩固。因此，我们或许期望看到非常平等的社会，例如新加坡，仍保持非民主。不平等程度高的社会将实行民主化，变为完全巩固或不完全巩固的民主，而不平等程度更高的社会也许会民主化但却是不巩固的。这两种情况也许符合英国和阿根廷的历史发展。最后，非常不平等的社会一开始也许绝不会实行民主化，这符合南非的经验。当然，这些陈述只适用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我们分析的第三个推论与财政的不稳定性相关。财政不稳定性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递增的。在每一体制内部，更高的不平等都会导致更大的可变性。并且，更高的不平等造就不巩固的民主，不巩固的民主可能有最大限度的财政可变性。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财政政策在拉丁美洲比在经合组织国家更易变(GavinandPerotti,1997)。
我们分析的第四个推论是再分配的成本也对政治体系的均衡有影响。假定税收的成本曲线的凸性减弱，因此C(r)保持不变，但是C(z²) 降低。因为税收的纯粹损失现在更低了，中位选民会选择一个更高水平的税收。然而，随着t的提高，一(t#(y-y)-C(zP)y)也会上升；因此，民主对权贵的成本变得更大，巩固的可能性也就更小。这意味着在税收造成的经济扭曲更小的社会———例如，很大一部分的国内生产总值都是由自然资源产生的社会——民主可能更难以巩固。这一结论与我们后面要讨论的一个结论相似；即，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使政变的可能性更大。这两个结论合起来意 味着：考虑财政体系对政治均衡的影响，更高效或者更灵活的财政体系也许并不总是可取的。
我们在本书中没有考虑社会流动性对体制过渡的影响，但是列文图格鲁(Leventoglu,2003a,b) 利用本章提出的模型，在赖特(Wright,1996) 以及本纳布和欧克(BenabouandOk,2001)工作的基础上研究了这一问题。她指出，当存在社会流动性时——即一个在t 时期穷困潦倒的人，在t+1 时期可能就是富人，反之亦然——还有当税收决策为“黏性”时——即今天制定的税率会影响未来的税率——社会流动的速度对体制过渡有重要的影响。考虑在民主中一个贫穷的中位选民偏好的税率。此处的主要结论是，一个预期在未来变富的穷人要比预期仍然一贫如洗的穷人所偏好的税率低。因此，社会流动程度越大，在政治上对高税率的支持越小，民主的再分配性也就越弱。于是，权贵更愿意向民主做出让步，民主也更有可能巩固，因为政变在流动率高的社会吸引力更小。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9世纪美国这样的社会流动性很高的国家能巩固(白人男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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