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是两位的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7.5其他的政治身份
现在，我们回到第四章的模型，其中我们假定政治冲突并非发生在社会经济阶级之间，而是发生在X团体与Z团体之间。在前一章中，关于导致民主的机制以及民主得以创建的条件的基本结果在这一状态下没有变化。主要的区别是一些比较静力学，特别是在不平等方面的比较静力学有所不同。
这个模型可以直接推广到政变以及对民主巩固的研究。当X团体为多数时，民主的再分配从Z团体走向X团体，再分配的均衡数量由X团体中的穷人还是富人的偏好决定取决于δ是大于还是小于1/2。非民主体制是 由Z团体统治的，为了简化，我们假定在非民主体制中，税率是由Z团体中的多数投票决定的。均衡税率是Z团体中位选民偏好的税率；在第六章，我们考虑了中位选民为富人的情形。显然，Z团体的成员偏好非民主而不是民主，X团体的成员则相反。
现在设想我们处于民主中(由X团体统治),但是Z团体的成员可以发动政变重建非民主体制Z 团体的统治。本章模型的机制也可以适用于这种情形。想象政变的决策是由Z团体内部的多数表决做出的，所以Z的中位选民，一个富人，将制定这一决策。在政变的威胁面前，X 团体中的穷人和富人都希望减少从Z向X的再分配数量，以此做出让步。然而，出于与我们分析的相同的原因，这种让步不一定可信；因此，Z 团体也许希望发动政变，重获权力，产生对亲Z政策的可信承诺。因此，导致政变的基本机制与政治身份的性质无关。然而，很容易找出在测量的不平等方面的比较静力学与我们在本章目前所强调的不同的例子。
7.6 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
现在，我们简要地讨论一下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对政变和民主巩固的含义。在第六章，我们说明考虑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将导致更大程度的政治不稳定，因为它加大了政治博弈的赌注。民主对民众有利，对权贵不利。与此同时，非民主对权贵有利，对民众不利。
就政变而言，这意味着有针对性转移支付的出现加强了权贵发动政变的欲望，往往使民主更加不巩固。例如，在本章的静态模型中，有针对性转移支付的引进就提高了临界值φ和φ*,这意味着权贵将更愿意发动政变即使政变的成本更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没有政变，民众就会向权贵征收更多的税，而权贵一旦通过政变夺取政权，他们就能对民众征税这是他们以前无法做到的，这增加了发动政变的收益。
引人注目的是，与前一章关于民主的讨论不同，现在，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明确加大了反民主政变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团体间不平等削弱了民主 对权贵的吸引力。相反，团体间不平等对民主化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因为它既影响革命约束也影响权贵进行镇压的意愿
最后，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对政变的影响意味着：更为灵活的财政体系，由于其对政治均衡的影响，也许是“反生产性的”。
7.7 民主和政变中的权力
我们的基本分析意味着反民主政变的起源在于民主的再分配性的政策。因此，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在民主中其他安排如何影响政变的可能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第三节的静态模型，并引进我们关于民主的更丰富的、给予权贵一些权力的模型。在我们的两阶级模型的背景下，这给出了税率t(x), 其中x是权贵的权数。当x=0 的时候，我们有我们关于民主的静态模型，其中穷人是中位选民并选择他最偏好的税率，所以t(x=0)=t。在第四章，t(x)由一阶条件(4.6)式隐性地定义，这意味着dr(x)/dx<0。 也就是说，随着民众在民主中权力的削弱，均衡税率以及民主再分配出自权贵的收入的程度也随之下降。
这一模型以及第六章分析的重要推论是，随着x的增加，权贵在民主政治中的权力加大，他们在民主中得到的价值也更大。所以，我们有dVP(D,x)/dx<0且dV(D,x)/dx>0。因此，容易看出，在我们基本的扩展式政变博弈中，可变权力的加入对政变约束有重大影响。如前所述，政变约束是 Vr(C,φ)>Vr(D,x) 或(7.4)式。x 的值越大，民主对权贵越有利，(7.4)式具有约束力的可能性越小。因此，x 在0以上的提高，可以使不巩固的民主变为不完全巩固的民主。并且，x 的进一步增大可以使社会变为一个完全巩固的民主。我们也可以看出(7.6)式如何决定于x,可以导出一个新的关键性临界值φ*(x):
因为φ*(x<1)<φ*(x=1), 所以，随着权贵权力增长，发动政变的吸引力减小，民主巩固的可能性增加。
命题7.3:在有可变政治权力的模型中，x的增加使政变约束具有约束力的可能性下降，使社会拥有巩固的民主的可能性增加。
这一该结论意味着在一个不巩固的民主中，民众也许希望限制他们自己的权力并加强权贵的权力。尽管这会减少他们的收入，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也能消除政变的威胁。为此，对于民众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是改变制度，使权贵在民主中得到更多的代表——给予他们超过按其人数本身应该拥有的更多权力。然而，即使这对于民众来说是可行的，但也不意味着他们会选择这么做。实际上，如果政变被策划，其发生或成功是不确定的。面对这一不确定性，民众也许不想扩大权贵在民主中的权力，因为它会永远减少民众的支付，而政变也许会失败，威胁在未来会消失。所以，在设计避免政变的制度问题上，存在一种权衡。这意味着即使当制度可
以自由设计以扩大权贵在民主中的权力时，采取这一行动对民主派却并不总是最优的；结果，政变有时在均衡中发生。
然而，如在第六章所强调的那样，许多相应的制度都是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而且都非常持久。就其性质而言，制度是难以改变的，因此，设想民主派或甚至非民主派可以在任一时期在政治制度的结构上实现最优化是不现实的。的确，引人注目的是，加强权贵权力的制度设计的例子，如津巴布韦1980年宪法或是终结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谈判地解决方案，都只发生于相当重大的社会分裂背景之下。其他重新设计制度的企图，如巴西在军事专制结束后，从总统制向议会制的转换一样，通常都是失败的。
制度结构和民主巩固之间的关系同样为政治学文献所强调。例如，卢希梅尔、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写道：
民主一旦建立，党派体系，对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避免他们做出权威主义的选择，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民主只有在有两个或更多激烈竞争的政党，其中至少有一个政党有效地保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或者是党派体系允许统治阶级直接进入国家机器的情况下，才能巩固。(p.9)
他们稍后指出(p.10):“只有当资产阶级的利益不直接受到民主的威胁时，民主……才能是巩固的。”我们已经讨论了两个重要的历史例子：党派体系和民主巩固在1930年政变之前的阿根廷和在解释哥伦比亚长期的民主历 史方面的重要性。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未来研究领域。
在这一方面，吸引了最多注意的思想是总统制民主国家更容易爆发政变(Linz,1978,1994)。 普热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etal.,2000)发现了支持这一主张的证据；他们得出结论说：
总统制民主显然没有议会制民主持久。这一区别不在于实行这些制度的国家的财富，不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绩效，也不在于这些制度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政治条件。在所有经济和政治条件下，总统制民主都是更为脆弱的。(p.136)
因此，这一经验证据与以下思想是非常一致的：因为总统往往代表中位选民的偏好，所以总统制民主是不稳定的。在议会制下，经常存在着联合政府，民众的偏好不一定会在均衡政策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意味着议会制对权贵的威胁不是非常大。相反，在总统制下，更激进的政策可以进入政治议程，因为它们对努力获得多数人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具有吸引力。
7.8图示巩固
我们现在可以严格地导出引言中用到的图2.2。该图表示不平等和政变成本之间的关系。在第二章中，为了简化，我们没有区分完全巩固的民主和不完全巩固的民主，所以，在第六章的讨论中，我们首先要构造完整的图示，然后说明如何简化以得到第二章中的图形。考虑图7.2,横轴为θ,纵轴为φ。首先要画出的是政变约束。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一约束写成：
它表示权贵恰好对发动政变和接受在民主中可能最好的让步许诺二者无差异的θ和φ。容易看出，这一函数，也通过原点，是递增的，而且当θ=1时，我们有φ=(1—p)(8(C(1)+1) 一1<1。在图7.2中，这一含义用两个新的区域来表示。很容易由图7.2得到图2.2;我们只需要去除决定不完全巩固民主和不巩固民主之间分界线的函数就可以了。
7.9 防御性的政变
到目前为止，我们集中考察了旨在民主中限制出自权贵的再分配的政变。另外，一个言之成理的观点是当权贵担心民主沦为革命的时候，他们会支持政变。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政变看成是“防御性的”,也就是说，支持政变的权贵把政变看作是对革命这一对他们自己远为更坏的结果的防御。这样的情形也许会出现在反民主的革命比反非民主的革命更容易的时候。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展示这些特征的模型。
为了建立关于防御性政变的模型，考虑我们基本静态模型的一个变种。同样，在民主中控制政治的民众先行，决定税率。在此之后，权贵决定是否发动政变。然而，我们现在假定，在权贵的决策之后，民众也许会决定发起一场革命，这与以前不同。来自革命的收益在两种状态中是有区别的，但也取决于是否出现政变。所以，当政变决策为5时，我们就用μ(5)表示这一收益。
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决定性假定是：
这意味着采取反民主的革命行动要比反非民主的革命行动更容易，也更有效(回想一下，革命的成本为μ)。虽然可能有例外——例如，当一种非民主体制不公平且残暴，从而帮助民众解决了应对其不公正的集体行动问题时日通常说来，推翻民主政权一定比推翻一个组织完备的军事体制更容易。
这一点如何影响我们的结论?首先，我们通过假定μ(s=1)→1 来简化分析，所以，在政变之后，不存在有约束力的革命威胁。我们现在可以写出相关的价值函数。当民主无约束时，有(6.4)式给出的价值VP(D) 和Vr(D)。 在政变之后，由7.3节给出的(7.2),为了当前的目的，它考虑了革命威胁在政变之后会消失的事实。在民主中更少再分配的许诺的价值与(7.3)式的表达式完全相同。另外，我们有来自革命的价值，这与第六章中的那些价值相似：
它表示来自革命的收益决定于是否存在政变。
在这里，我们非正式地概述从这一模型得出的结果。首先，如果μ(s=0)→1,那么,我们的基本定理——定理7.1仍是适用的。不存在有效的反民主的革命威胁，政变决策完全由对再分配的成本和政变成本的比较决定。
其中，为阻止政变的税率。税率的这一削减是必要的，否则，权贵必然会发动政变。然而，给定税率的这一削减，民主对于民众的吸引力下降，可能出现的情形是：
如果是这种情形，权贵会预料民众将发起革命而不是生活在这一对他们自己没有足够再分配的民主中；因为对权贵来说，革命是最坏的结果，所以他们偏好发动政变来阻止革命。
我们可以将这一政变视为一场“防御性的政变”,因为权贵发动政变不是为了减少再分配，而是要阻止革命。在拉丁美洲，许多反民主的军事政变 都声称他们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体系，甚至是保护来自革命的民主个突出的例子是1973年的智利。这一模型表明这些声称中可能有一些真实的成分。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政变和再分配之间仍有着重要的相互作用。我们有：
但也可能是这种情形：
也就是说，如果民主不试图防御自己免于政变，革命对民众本来是没有吸引力的!因此，革命之所以可能在一开始变成一种威胁，是因为政变约束阻止民主政治满足民众意愿这一事实。
7.10结论
在本章，我们介绍了一个政变模型，说明了如何将这个政变理论与第六章的民主化理论相结合。这一扩展的模型为我们研究在何种条件下，民主不仅建立而且巩固(无疑是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提供了可能。许多民主一经建立，就迅速瓦解了，所以，我们在此构建了一个框架来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指出，在建立民主化模型时出现的许多问题，同样会在研究民主巩固的过程中出现。特别是，因为民主派不能可信地许诺不使用其权力颁布亲民众、反权贵的立法和政策，所以会出现政变。为了避免民主派的失信，权贵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夺取政权发动政变。
我们说明了民主是否巩固如何取决于团体间不平等，尽管这一比较静力学是否能用观测的不平等量度来表示，取决于政治身份的性质。例如，当政治冲突发生在贫富之间时，我们预期更高的不平等会导致更多的政变。我们也说明了权贵的权力对民主的巩固有重要影响。如果权贵拥有足够的权力，他们就不必发动政变。这意味着也许存在制度的解决办法来避免政变发生，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民主是避免革命的一种制度的解决办法一样。
也许民主派可以改变制度，通过这种做法在民主中给予权贵更多的权力。这将限制民主的权力，但也许有利于民主的巩固；民主会得到巩固，但也受到限制。不过，这样的一种策略，即使是可行的，也存在固有的危险。如果民主派在其巩固民主愿望的驱动下，给予权贵过多的权力，他们巩固的民主改变社会的能力就极其有限，以至于变得不稳定，因为民众也许会推动革命和更激进的社会和政治改革。
这些只是从该模型中得出的初步的经验性结论。在接下来的三章，我们要讨论对决定民主巩固与否可能非常重要的许多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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