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是两位的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十章全球化与民主
10.1引言
在这一章，我们讨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如何影响民主。本书到目前为止发展的框架说明了民主的出现和存续如何决定于收入分配，并通过这一渠道决定于要素价格。全球化，以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的形式，影响着要素价格和收入水平，因此会对民主有重要的影响。
许多学者猜想在全球化和民主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联系，政治学近期的经验文献开始探讨这种联系。这些文献发现，在民主化和国际经济的变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例如，奎恩(Quinn,1997,2002)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平均民主量度与资本和经常账户的自由化量度高度相关。然而，这些文献(KubotaandMilner,2005)集中于民主对国际自由化(它只是更一般的自由化的一个子集)的影响。
为了讨论全球化对民主的可能影响，我们区分全球化的三个方面：
●增长的国际贸易(市场一体化)
●更大程度的金融一体化
●更大程度的政治一体化
在这一章，我们假设：对于某一特定的国家来说，全球化的这三个方面都是外生的，不受政治家的控制。虽然一个国家是否受全球化的影响经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在国内政治家的控制之下，但是，近期全球化浪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贸易成本的下降和更大程度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对此，政治家几乎无力阻挡。因此，关于外生的全球化对政治均衡的影响的分析，是一个有用的出发点。
更多的国际贸易通常会缩小各国的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差距(DixitandNorman,1980;Feenstra,2004)。具体地说，在不存在国际贸易时，本地的丰裕要素有更低的价格。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劳动丰裕而资本稀缺，该国的工资水平就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资本收益则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国际贸易会提高该国的工资水平，降低该国的利率。对于相对贫困的、尚未达到完全巩固民主阶段的国家，如何在政变威胁下巩固民主以及向民主的过渡都是问题。例如，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述，富国一般都是民主国家，而穷国一般是非民主国家，或是存在着高水平的遭受反民主政变的风险。并且，穷国通常都是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的国家。因此，国际贸易应该会缩小以出卖劳动为生的穷人和拥有资本的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我们的政治模型中，穷人和富人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意味着政治冲突的减少。例如，如果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穷人就没有理由投票拥护高度再分配性的政策，民主对富人的威胁更小。因此，国际贸易降低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强度，或者像一些大众媒体有时所说的那样——国际贸易弱化了“阶级冲突”。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减少、税率更低的民主中，富人更少愿意承担镇压的成本而回到非民主，民主更可能巩固。所以，全球化也许有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巩固。同样的观点也意味着，因为民主对富人的成本更低，通过镇压维持的非民主也更可能实行民主化。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也应该对世界各地民主化起到推动作用。然而，对这些结论我们要小心对待，因为，如同我们在第六章指出的那样，实际上，不平等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单调性的。因此，不平等的变化对民主的影响取决于我们在这一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如果我们从相对平等的状态开始，更大程度的平等————通过消除革命的威胁实际上会阻碍民主的建立。然而，在讨论民主巩固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很自然地假定，在一个相对贫穷的社会中，更大的不平等会动摇民主制度。所以，我们预期由国际贸易引发的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使民主在创立之后更加持久即使它对民主创立的总的影响是含糊的。总的来说，国际贸易对民主的准确影响是一个经验问题，我们认为本章的模型对设计未来的经验研究是最为有用的。
全球化对富裕国家的要素价格有相反的影响。在劳动丰裕的发展中国家，工资增加，资本收益率下降；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经合组织国家，工资会降低，而资本收益率会上升。我们应该预期在经合组织国家，有发生反民主政变的更大可能吗?我们相信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经合组织国家已经是完全巩固的民主，民主再分配的一种边际性的增长不会将这些国家推到不巩固的民主的位置。
这一讨论以这一假设为前提，即增长的国际贸易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特别是缩小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是大多数贸易模型(特别是著名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预测，因为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非民主国家物质资本稀缺而劳动力丰裕。但在实际上，一些加入了世界经济的非民主国家也许是土地丰裕的(如20世纪初期的阿根廷和智利)。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提高了土地的收益，并通过第九章强调的机制，使民主化更难发生，使民主更难巩固。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国际贸易不仅影响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而且也影响人力资本的相对价格(即技能的收益)。由于欠发达国家通常缺乏熟练的劳动力，我们应该预期更大程度的贸易一体化降低这些国家的技能收益。然而，许多这类国家的近期经验却相反——技能收益增加，受教育多的和受教育少的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学文献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与贸易一体化相伴随的技能倾斜(skill-biased)技术向欠发达国家的扩散，提高了这些国家熟练工人的边际产量。因此，我们也简单地讨论了一个贸易一体化增加了技术收益的模型，说明即使它提高了总的不平等程度，也同样有助于民主的巩固。我们可以把这些熟练工人看成中产阶级，如第八章所讨论的那样，在存在更富有的中产阶级时，民主的再分配程度更小，更可能巩固。
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是更大程度的金融一体化。在这一章，我们也说明世界经济中的更大程度的金融一体化可以影响民主的建立和存续。为此，有必要区分资本流入对欠发达和资本缺乏国家的不同影响。资本流入促进了金融一体化，也加剧了这些国家资本外逃的可能性。资本流入与增长的国际贸易一样，降低了资本稀缺国家的资本收益，提高工资。所以，金融一体化通过这一渠道的影响与增长的国际贸易的影响是相似的：它们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并通过这一渠道促进民主的巩固和建立。
资本外逃的可能性也可以促进民主，但这一次却是经由一种不同的机制。在一个封闭经济中，资本没有投资国外的可能性，资本供给弹性相对小：资本所有者可以消费掉自己的资本而不进行投资，或者把资本投资于不可征税的(非正式部门中的)活动，这些活动也许有更低的生产率。相反，随着日益加强的金融一体化，高税收也许会使资本所有者将其资本转移到国外，投资于税率更低和没有罚没风险的市场。换句话说，金融一体化提高了资本的供给弹性。认识到了这一点，民主一般都对资本课以低税，而且一般都不得不降低再分配程度。因此，金融一体化因为可能的资本外逃而降低了民主的再分配程度。预料到这一点，富裕国家更少惧怕民主，更容易接受民主而不是进行镇压，更不愿意在机会之窗开启时，发动反民主的政变。所以，金融一体化也许可以促进民主的建立和巩固。
最后，全球化也伴随着更大程度的政治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政变的成本。最重要的是，随着更大程度的政治一体化，如果国家出现了反民主的政变，它们也许会遭受其他民主国家的更大程度的制裁。通过这一渠道，全球化也许有助于民主的巩固。此外，更大程度的政治一体化也许有助于不发达国家市民社会的发展，提高政变成本，推动民主的巩固。
总之，我们在本章的分析显示，全球化与民主的出现和巩固之间有重要的联系。一个引人注目的可能性是这些联系有助于解释民主化或政变浪潮。所谓浪潮，我们是指同时在几个国家出现的走向民主或背离民主的运动。民主化的浪潮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Huntington,1991;Markoff,1996)。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民主化浪潮和全球化的高潮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确，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认为全球化是同时影响许多国家的现象，因此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变量。
如前所述，许多学者都讨论了全球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分析作出了几方面的重要贡献。首先，据我们所知，此前还没有人指出增长的国际贸易可以通过我们讨论的机制(即对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影响民主的建立和巩固。
其次，贝茨和利恩(BatesandLien,1985)、贝茨(Bates,1991),罗格夫斯基(Rogowski,1998),纽曼和罗宾逊(NewmanandRobinson,2002),博伊克斯(Boix,2003)都强调，从一个国家出走的可能性可以促进民主，但是他们没有提供一个全面的当国际贸易影响不平等结构和政治博弈的各方选择时的政治均衡分析。
第三，通过将这种出走思想植入标准的要素流动经济模型，我们发现了其他重要的影响——例如，资本流入的分配效应。虽然对全球化(既包括增长的贸易一体化也包括更大程度的金融一体化)的影响有大量的经济学研究(Prasadetal.,2002),但它只是刚刚开始将这些力量与制度变革联系起来。一些学者，如罗德里克(Rodrik,1997)和加利特(Garrett,1998),都强调日益增强的全球化限制各国政府的政策选择的思想。但他们没有指出这也许影响均衡制度结构。我们说明全球化对民主可以有重要的影响。
第四，大多数政治学文献集中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扩散的思想(KopsteinandReilly,2000;Maxfield,2000)。
本章表述的结论是探讨性的，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并且，讨论的机制是否推动民主取决于在参数空间中所处的位置。我们在前面讨论更大程度的贸易一体化对不平等的影响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金融一体化的影响。虽然没有相关的经验例子，但我们还是认为在理论上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通过降低不平等程度，更大程度的贸易一体化可以巩固非民主体制。
最后，全球化可能会大大减少民主制定平均主义政策的范围，以至于民主的建立不利于稳定。如果民主不能给民众带来任何好处，民众倾向于发动革命，而权贵也极有可能进行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不能促进民主。
10.2一个开放经济模型
为了研究全球化和民主之间的联系，我们利用第九章的包含资本、土地和劳动的模型。我们集中考察一个国家，首先将它看成是封闭经济，然后考察该国融入世界经济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情况。
像在第九章中一样，我们假定有一个总量生产函数。但是在这里，不是直接把资本、土地和劳动作为生产要素，而是将三种不同的中间产品作为投入。用Y代表消费的最终产品，Yk、Y、Yn表示生产Y的三种中间产品。因此，总量生产函数可以在此假定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因此，相关的封闭经济的要素价格与在第九章中由(9.2)式给出的相同。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如前所述，两个模型是相同的。因此，要素份额也与前面相同，由(9.3)式给出。而且，和前面相同，贫穷民众、权贵的收入和平均收入由(9.4)式、(9.5)式和(9.6)式给出。同样，我们用假设保证权贵收入高于平均收入(即θ>8)。权贵的成员都是一样的，每个成员都拥有相同数量的资本和土地。民众只拥有劳动力。在这一章，我们集中考察政治冲突发生在社会经济阶级之间的情形。然而，如我们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许多结论也适合于政治冲突发生在其他划分之间的情形。我们在本章结尾会简要地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同样假设不论收入的来源如何，都只有单一的税率。这一税率造成以函数C(t)y表示的扭曲。民众最偏好的税率为t,由与以前相同的方程给出。
10.2.1开放经济中的要素价格和收入
现在假定这一国家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可以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无摩擦地进行贸易。我们将这种更大程度的贸易一体化作为全球化的一个方面。由于只有一种产品，因此各国没有动力就这一产品进行贸易。但是，各国也许有动力交换作为这种最终产品生产的投入的中间产品，因为它们是用各国有不同禀赋的生产要素生产的。现在，我们暂时假设生产要素不能贸易(即是说没有资本和人员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一国不会简单地利用本国的资本、土地和劳动生产中间产品，而是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换，按照世界价格出售本国的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中间产品，达到最终产品的不同生产水平。如果我们用Pk、P₁、Pn分别表示资本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中间产品的世界价格(下划横线表示开放经济)。则该国的预算约束为：
比较(10.7)式和(10.6)式，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假设的最重要的含义，它意味着，在贸易开放后，在我们讨论的国家(始终假定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劳动密集型中间产品的价格提高。直观地说，该国在世界经济中来说，劳动相对丰富，当没有国际贸易时，该国的劳动密集型中间产品的价格受到了抑制。国际贸易会将该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提高到世界水平。
这些价格一旦给定，则在这一经济中，要素报酬即由其边际产品价值决定，用世界价格表示，有：
这意味着，国际贸易提高了工资相对于资本和土地收益的水平。这些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是国际贸易影响民主是否形成和巩固的主要渠道。
值得注意的还有，我们隐含地假设了要素价格均等化。也就是说，在业表示世界资本与土地之和与劳动的比率，pn、pk和pi为世界价格的情况下，由(9.2)式中给出的要素价格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要素价格相同。但是，对我们的分析，要素价格均等化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在贸易开放后，丰裕要素的价格将会相对其他要素的价格上升，而在我们讨论的国家，一个相对穷的国家，丰裕要素是劳动。这是许多贸易模型，包括有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在要素价格均等化不成立时，也具有的一个特点。要素价格这一变化的重要影响是不平等程度在贸易后下降。现有证据大致表明资本丰裕的国家工资更高(Trefler,1985;Leamer,1998;Romalis,2004),但是也有证据表明，近期的国际贸易增长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高级熟练工人的收入。我们在下面讨论这些影响。
综合(10.7)式和(10.9)式，我们得到贸易后的要素价格：
其中，t是贸易后民众最偏好的税率，由(10.12)式给出，t是贸易前民众最偏好的税率。故而，由于民众通过出卖劳动获得收入，他们偏好在贸易后制定更低的税率。这意味着，全球化之后，民主的再分配程度下降了，因为全球化降低了收入的不平等。
10.3政治冲突———民主的巩固
现在，将这一经济模型纳入我们的政治模型。我们从分析民主的巩固开始。这些分析和前面的内容，特别是在第九章9.5节的内容是对应的，图7.1的博弈树刻画了策略状况。我们假设在一场政变中，不论是资本还是土地，都有φ部分的损失，因此不存在受资产构成影响的有差别的成本。我们定义贸易前和贸易后两种不同的政变约束以及φ的两个临界水平，分别以φ*和φ表示。
这一讨论意味着贸易前的民主的价值由(9.7)式给出。同理，在贸易前，权贵和民众继政变后的价值由(9.24)式给出。
贸易前的政变约束V(C,φ)>Vr(D)与我们在前面得出的ξ=1的(9.16)式相同：
容易看出，贸易后的镇压约束(10.16)式比贸易前的约束(10.13)式更难以成立。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如前一小节所述，在贸易后，税率更低，所以，民主对权贵的成本更小。第二，伴随着贸易的开展，镇压对权贵的成本更高，因为他们是价格接受者。所以，他们财产中被损坏的φ部分不能与工人分摊。换句话说，在一个封闭经济中，一旦权贵的财产被毁坏，工资会降低，资本和土地的收益率会上升。这意味着权贵收入下降的比例更小。但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资本和土地的收益率是由国际价格决定的，作为政变的结果，权贵的收入会成比例下降。在数学上，可以比较(10.16)式右端的θ(1-φ)和(10.13)式右端的θ(1-φ)0,0(1-φ)⁰>θ(1-φ)。因此，政变对权贵的成本更大了。
同样，我们来考察民众的政策让步许诺恰足以避免政变的条件，假定这些政策实施的概率为p(即我们在第七章讨论的基本的静态政变博弈)。为此，我们利用民主能对权贵做出的最好许诺，计算贸易前和贸易后政变成本的临界值φ*和φ*。对此，在民主中，不进行再分配(即tD=0)的许诺(注意这些许诺得以兑现的概率为p)的价值如下：
这就是说，一旦经济对国际贸易开放，镇压必须成本更低才能有吸引力。因此，我们有以下命题。
命题10.1:考虑上述经济模型和政治博弈，并用(10.18)式定义φ*,用(10.19)式定义φ*。那么:
●如果φ<φ*,不论是贸易开放前还是贸易开放后都会发生政变。
●如果φ≥φ*,贸易开放前后都不会发生政变。
●如果φ*≤φ<φ*,贸易开放前会发生政变，贸易开放后不会发生政变。
于是，这个命题表明全球化可能有助于巩固民主，如上面所讨论的那样，这有两点原因：首先，如果条件(10.8)式成立(该国为劳动丰裕的国家),贸易开放提高了劳动因而社会的贫困阶层相对于资本和土地的收益。通过这一渠道，增长的国际贸易降低了均衡税率。在这种更低税收的情况下，民主更可能存续。我们可以大致认为这一渠道等于权贵和民众之间的冲突的减少。在更为全球化的经济中，这种冲突更少，至少在这一标准模型的假定下是如此。
第二个原因与贸易开放引起的镇压成本的变化有关。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因为一般均衡价格效应，镇压成本由权贵和民众共同承担。更明确地说，由于一部分资本和土地被损坏，工资下降，资本和土地的收益上升，因为资本和土地现在变得更稀缺了。这种一般均衡价格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资本和土地的收入的减少。在开放经济中，要素价格是给定的，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承担其资产存量损失的全部负担，这也降低了政变的吸引力。
10.4政治冲突向民主的过渡
增长的国际贸易减少了民主的再分配性质，这对向民主的过渡也有影响。如前所述，向民主过渡的障碍是权贵的恐惧——民主是高度反权贵的。这种恐惧使得权贵选择镇压而不是民主化，如果国际贸易使得民主的再分配性质减少，它应该也能减少权贵对民主的担心，权贵现在也许偏好用承认民主而不是镇压的办法来平息潜在的革命威胁。
为了分析这些问题，我们回到存在革命威胁的民主化模型，具体地说，是第九章使用的版本，其中资本、土地和劳动是作为三种生产要素引入的。基本的经济模型与前面描述的相同，我们考察其贸易前后的状态。图6.2描述的扩展形式的博弈刻画了策略背景。
我们从非民主的情况开始，假设民众有潜在的革命威胁。在革命发生后，在贸易前，民众来自革命的支付为：
由(10.11)式给出。不论在贸易前还是贸易后，权贵在革命后的收益均如果权贵在贸易前选择镇压，则支付为为0。
如果权贵选择进行镇压以避免革命或民主化，我们假设他们损失比例为κ的资本和土地。这一关于镇压成本的假定和我们关于政变成本的假定类似，其他设置也和以前一样。特别是，(9.7)式给出了民主化在贸易前对民众和权贵的价值，(10.14)式给出了民主化在贸易后对民众和权贵的价值。
这些条件意味着：暂时再分配的承诺不足以防止革命的发生。这就保证了我们处在参数空间这样一个部分，即民主化和镇压之间的权衡以及更大的不平等使得权贵更难接受民主的部分(如果没有这条假设，我们也许处于不平等和民主化之间的非单调关系的另一面)。
在这些假设下，对政治均衡的分析是直截了当的。在贸易前，使权贵偏好民主的条件为：
贸易开放后，民主的成本更小，因为现在穷人偏好更低的税率r,而不是(10.12)式给出的税率t。此外，在一个开放经济中，镇压和政变对权贵的成本更高，因为他们必须独自承担镇压导致的资本和土地的损失。这同样是因为要素价格是由世界价格决定的，所以当镇压损坏一部分土地和资本后，它们的价值不会增加。
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到与命题(10.1)相似的如下命题：
命题10.2:考虑上述经济模型和政治博弈，用(10.24)式定义κ*,用(10.25)式定义x*:
●如果k<κ*,不论是在贸易开放前，还是在贸易开放后，权贵都会用镇压阻止革命和民主化。
●如果k≥k*,不论是在贸易开放前，还是在贸易开放后，都会有民主化。
●如果κ*≤k<κ*,在贸易开放前，权贵用镇压阻止革命和民主化，但在贸易开放后，会有民主化发生。
如前所述，全球化有助于民主的巩固。命题(10.2)说明，出于类似的原因，民主也推动了向民主的过渡。全球化减小了民主的再分配性，也增加了用暴力阻止向民主的过渡的成本。通过这两个渠道，民主化相对于镇压变得更有吸引力。因此，这一模型说明，国际贸易通过降低不平等程度，减少政治冲突，从而使民主更加可能。
10.4.1土地丰裕性的影响
这一分析是以(10.8)式成立的假定为基础的，(10.8)式意味着我们讨论的国家为劳动丰富(资本稀缺)的国家。对于许多融入世界经济的非民主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似乎合理的假设。但也有一些国家，如在上个世纪初期的阿根廷和智利，最丰裕的要素是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恰与(10.8)式相反的情况成立，国际贸易增加了权贵的相对收入。
推论10.1:考虑上述经济模型，假定与(10.8)式相反的情况成立。那么,贸易开放会使民主化和民主巩固更难以发生。
这一推论是有用的，它强调国际贸易对政治均衡的影响取决于国际贸易对要素价格的影响。虽然我们在许多非民主国家劳动力丰裕这一假设下强调了国际贸易的均等化作用，但在某些情况下，国际贸易能够提高土地的价格和权贵的收入，从而使镇压和政变对权贵更有吸引力。这种情况是否出现，是一个有待未来研究的经验问题。
10.5金融一体化
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是更大程度的金融一体化。我们现在分析更大程度的金融一体化如何影响民主的巩固以及权贵用镇压阻止向民主的过渡的可能性。
我们区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资本流入是指通常那种更大程度的金融一体化使资本流向资本稀缺国家的情形。另一方面，资本流出是指资本因为重税逃离欠发达国家的情形，尽管这些国家是更加资本稀缺的。我们分别研究这两种情况，因为它们强调了不同的机制。
10.5.1资本流入与民主
考虑与前一节相同的模型，但在这里我们假设没有中间产品贸易。相反，我们考虑要素流动——具体地说，是资本流动的影响。我们仍然假定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所讨论国家的K+oL的密集度更小，仍用业表示资本和土地之和与劳动的比率。
现在设想由于金融一体化，该国对国外资本开放，并假设没有资本外流的可能性。这一经济模型与此前惟一不同的是现在中间产品的国内生产由下式给出：
其中，K'表示投资于该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外国资本所有者拥有的资本。
我们在这里假设外国资本在该国投资时没有成本。
与前面相同的论证意味着国内价格由下式给出：
因为我们假设该国相对于世界是资本稀缺的，所以有理由认为K'>0，随着该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资本会流入而不是流出。只要该国税收相对于国外来说不是太高，这种情况就是常态。为了突出起作用的力量，在这一小节，假设外国资本在该国免税，也不承担政变成本。而且，也不考虑外国资本在国外的税收。那么,资本的世界收益率为r=0v-1。当K'=0,r'>r时，鼓励资本流入，直至国内的资本回报率和世界资本回报率相等，即r¹=r。
这意味着，w也等于(10.10)式中的w。从以上分析可知，在资本流入的情况下，政变的临界值(10.19)式中的φ*给出。由此，我们有命题10.1的另一个版本：
命题10.3:考虑上述经济模型和民主巩固博弈，并用(10.18)式定义φ*,用(10.19)式定义φ*。那么:
●如果φ<φ*,不论是金融一体化前还是金融一体化后都会发生政变。
●如果φ≥φ*,金融一体化前后都不会发生政变。
●如果φ*≤φ<φ*,金融一体化前会发生政变，金融一体化后不会发生政变。
因此，和贸易开放一样，金融一体化使民主的再分配性减小。这意味着统治者对民主的担心减少，更不会倾向于发动政变。另外，随着金融一体化，该国要素价格向世界价格靠近(即该国工资会提高，资本收益率会降低)。政变的成本在金融一体化以后也增大。(注意在金融一体化之前，政变能够增加土地和资本的收益，但是一体化后则不会)。这两种效应都使民主在金融一体化后更可能巩固。此处突出的另一个影响是，金融一体化也可能鼓励民主中的中位选民选择更低的税率，吸引更多的资本，增加工资。我们会在下一小节更详细讨论这一点。
同样，金融一体化使民主再分配性减少，使反民主的代价增大，从而有利于向民主的过渡。因此，只要权贵在民主化和镇压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就能够得到和命题10.2相似的命题。然而，我们不再赘述这一点，因为它是显而易见的。
10.5.2资本流出
前一小节说明了金融一体化如何能通过与增长的国际贸易的影响类似的渠道——通过影响权贵和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通过影响用暴力反民主的成本——促进民主巩固和向民主的过渡。但是，金融一体化更重要的作用也许是如果一国的税负太重，则资本可能会逃离该国的潜在威胁。我们可以用金融一体化前的拉丁美洲作为例子。如果一国对资本的税收太重，资本就会撤离到非正式部门，或者，权贵也许决定增加消费，减少储蓄。这就是我们用税收成本C(t)表示的内容。但是，在金融一体化后，还有另一个选择，如果资本所有者被课以重税，他们会将资本转移到巴拿马或开曼群岛，那里税率更低。这增加了资本对税收的弹性，影响了民主能加之于权贵的税收水平。在这一小节中，我们讨论这一潜在的资本流出渠道对民主巩固的影响。为了简化分析以及重点分析资本流出的意义，我们抽象掉资本流入，因此，在金融一体化后，要素价格不会改变。
假定我们从前面描述的经济模型开始，没有产品贸易和金融的流动，所以要素价格由(9.2)式给出。资本的收益率为0((K+σL)/(1—8))-1,在税率为t时，净收益为：
这只是按税率云赋值的(9.7)式。我们可以再次用V表示开放经济中的价值。由于由(10.29)式给出的金融一体化后的税率低于由(4.11)式给出的金融一体化前的税率t,我们有：
Vr(D)>Vr(D)
也就是说，在金融一体化后，民主对权贵更有利。
同样，我们来看当民众许诺设定零税率，且这种许诺得以兑现的概率为p时，民主对民众和权贵的价值。由(9.15)式，我们有：
因此，在当前模型中，命题(10.3)仍然适用，但是，金融一体化的影响是通过资本外逃而不是资本流入发生的。因此，金融一体化同样可以有助于民主的巩固，但现在却是通过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渠道发挥这一作用的。在金融一体化后，民主不会发现征收高税收是最优的，因为这会诱使资本所有者把财产转移到国外。由于民主的再分配性被认为减少了，所以权贵发动政变的所得会减少，即使在危机时期，民主也更有可能存续。
同样的论证也适用于向民主的过渡。考虑前一小节讨论的关于向民主过渡的博弈，镇压对民众和权贵的价值仍由(10.21)式给出。我们此处的假定与前一小节相同，这使得非民主的让步不起作用。在金融一体化后，权贵偏好民主化而不是镇压的条件为：
其中，Vr(D)由(10.30)式定义。这一条件定义了一个不同的临界水平，我们记为x*。在金融一体化后，对所有的κ≥κ*,权贵偏好民主化而不是镇压。更明确地说，k*由下式给出：
κ*<κ*
其中，x*由(10.24)式给出。由于金融一体化的出现使民主对权贵的威胁降低，镇压成本必须更低才能具有吸引力。
只要权贵是在民主化和镇压之间选择，这一分析就能得出与命题10.2相似的命题：在一个没有金融一体化，权贵会偏好镇压的情况下，金融一体化——同样通过减少民主的再分配性——可以导致民主化。我们在这里不具体陈述这个命题，因为其逻辑非常清楚，其含义也和已经陈述的结果相同。
10.6更大程度的政治一体化
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是更大程度的政治一体化。在一个更加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国之间的政治联系更加密切。一个常见的观点是东欧国家与欧洲共同体的更大程度的一体化是导致这些国家向民主顺利过渡及民主迅速巩固的重要因素。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发现是：与西欧(例如，与柏林)在地理位置上更加接近的后共产主义社会更加民主(KopsteinandReilly,2000)。
对这种现象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解释是：民主和非民主社会之间经由各种渠道的政治一体化提高了用暴力阻止民主的成本。具体原因可以不同，例如，一旦某个国家出现了反民主的政变，其他民主国家可能联合对其进行制裁；或者政变损害贸易关系时，等等。另一个起补充作用的渠道是随着更大程度的政治一体化，在非民主和民主不巩固国家的市民社会变得更加强大，提高政变和镇压的成本。
用一种简化形式的方式，通过假定在政治一体化后，用暴力反对民主的成本——更具体地说，政变成本——上升，我们捕捉了所有这些思想。特别是，假定在政治一体化后，一次政变能导致权贵资产存量的φ>φ部分的损失，而在一体化前只有φ部分的损失。这意味着，在政治一体化以后，民众和权贵由政变所得的价值是：
而不是(9.24)式。现在我们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10.4:考虑支持命题10.1和命题10.3的模型。一旦政治一体化发生，则政变的成本更大，一个社会更可能是一个巩固的民主。
因此，这个命题说明了政治一体化如何能产生和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更大程度的金融一体化所导致的相似的作用。然而，虽然这些作用最后都大同小异，但它们发挥作用的渠道不同。随着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政治联系的加强，或是因为国际压力或制裁，或是因为引发的市民社会的发展，它们提高了政变的成本，从而阻止政变。
10.7关于国际贸易性质的各种假定
命题10.1和命题10.2说明以产品市场一体化形式出现的全球化可以推动民主的建立和巩固。然而，这些结论来自我们所使用模型的结构。大多数国际贸易模型都认为贸易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与民众相联系)的收入，因为这些国家通常都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然而，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关于增长的贸易是否真正推动了贫穷国家的平等，经验证据是有些模糊的。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阿根廷和智利，实际上是土地丰裕而不是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提高了土地的收益。这不仅加剧了不平等，而且增加了在民主中损失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我们在第九章详细论证了这一观点)的收入。
在此，我们概述一种不同类型的贸易模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近来的一些数据显示出一种明显的经验模式：在过去的25年间，在对贸易开放的欠发达国家，技能的收益，从而收入不平等程度实际上提高了(Leamer,1995,1998;CraggandEpelbaum,1996;Attanasio,Goldberg,andPavcnik,2004)。这与简单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预测相反，因为欠发达国家实际上是熟练工人相对稀缺的国家。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开放应该降低这些国家的技能收益率。关于技术收益率在这些国家上升原因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些猜想。最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在过去25年间，技术进步主要是“技能倾斜”型的，这意味着它们有利于熟练工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技能的收益(例如，Acemoglu,2002)。这些技术大多数物化在美国和经合组织国家生产的机器设备中。欠发达国家只有从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进口相应的机器才能利用这些技术。这意味着，当欠发达国家不进行国际贸易时，它们通常不使用这些机器设备。这一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含义是贸易开放伴随着生产技术向更加技能倾斜型技术的转变，从而提高了技能的收益率。所以，在欠发达国家，将会出现一种技术效应，抵消甚至超过标准的赫克歇尔一俄林效应贸易降低的技能收益(Acemoglu,2003b;ThoenigandVerdier,2003)。
这一点对民主意味着什么呢?到目前为止，以我们的两阶级模型为基础的讨论，意味着技能倾斜型技术向欠发达国家的扩散与我们所强调的内容相反：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抵制民主的建立和巩固的力量。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结论；然而，其他潜在的力量可能也会发挥作用。在现代经济中，技能收益的提高，以及更一般地说，人力资本的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在第九章所讨论的),可以在我们的三阶级模型中进行更有意义的分析。在这一模型中，我们可以将熟练工人视为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贸易开放和技能倾斜型技术的转移一起，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收入。如第八章所讨论的那样，中产阶级可以充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重要的缓冲器，中产阶级的收入增加也许有助于促进民主的建立和巩固。这是因为在民主中的中位选民可能是一个中产阶级成员，中位选民收入(相对于平均收入)的增加会削弱民主的仇富倾向。当民主更少地采取激进政策时，富人对民主的恐惧会减少，他们更不愿意用暴力阻止民主化或转向非民主。
为了突出这些问题，我们回到第八章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有三个行动者团体：数目为δ的富人、数目为δ”的中产阶级以及数目为δ的穷人。我们仍与前面一样将总人口标准化为1,因此，2;δi=1。我们假设8>8m>δ,也就是说，穷人人数最多，其次是中产阶级，富人最少。此外，我们仍像以前一样用y表示平均收入，令收入由(8.1)式给出，且(8.2)式成立，使得富人的收入多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收入多于穷人。
为了使分析简化，我们假定δ<1/2,因此，穷人不能形成绝对多数，一个中产阶级行动者为中位选民。并且，假定θm<δ或者y>ym,使中产阶级的收入低于平均收入，因此愿意征收某种数量的再分配税收。像在第八章一样，中位选民偏好的——从而在无约束的民主中所导致的再分配数量由税率tm给出，这一税率满足(8.5)式。
现在我们来看第八章讨论的基本政治博弈。在这个模型中，社会是非民主的，穷人和中产阶级都没有投票权。由于存在潜在的革命威胁，富人会在实行民主化和使用暴力(镇压)之间进行权衡——有限的再分配的许诺是不可信的。如前所述，存在着一个镇压成本的临界水平k(rD),由(8.29)式给出。当镇压成本为κ=k(tP)时，对于富人来说，实行民主化和使用暴力是无差异的。当κ=（tP)时，他们偏好镇压。根据(8.5)式，中产阶级收入份额的提高降低tm,并因而降低κ(P)。
国际贸易以及相关的技能倾斜型技术的转移通过增加中产阶级的收入，可以减少民主的再分配性，促使这些国家向民主过渡。特别是，假设在贸易开放后，由于技术变得更为技能倾斜，Im增大为Om,因此中产阶级最偏好的税率降低为tm,根据(8.5)式，这一税率可由(8m—ôm)/8=C(tm)隐性地给出。这意味着对富人来说，使镇压和民主化无差异的新的临界值变为：
其中，0是在贸易后富人的收入份额。因为Om>om,所以θr<θr。显然，我
们有R＜K（tD）
我们有如下命题：
命题10.5:考虑上述向民主过渡的博弈。社会从穷人和中产阶级没有投票权的非民主开始。用(8.29)式定义k(tP),用(10.34)式定义在对国际贸易开放以及出现技能倾斜型技术转移时适用的k。那么,我们有：
●如果x＜k，那么,不论是在贸易开放和技术转移前，还是在贸易开放和技术转移后，富人都会用镇压阻止革命和民主化。
●如果k≥k(zP),那么,不论是在贸易开放和技术转移前，还是在贸易开放和技术转移后，都有民主化。
●如果k≤k<κ(tP),在贸易开放和技术转移前，富人会用镇压阻止革命和民主化；但在贸易开放和技术转移后，会出现民主化。
这一命题说明近来的全球化浪潮以及增长的国际贸易如何能够促进民主，但它们是通过另一种不同的渠道发挥作用的。与贸易开放相联系的、来自更富裕国家的技能倾斜型技术的转移，中产阶级的收入份额上升。中产阶级的收入增加，使民主的再分配性减少，富人也更愿意实行民主。
类似的论证可用来说明由于更富裕的中产阶级充当富人和穷人冲突的缓冲器，民主沦为政变的可能性减小。通过这一渠道，先前不巩固的民主也更可能巩固。
10.8结论
在这一章，我们考察了全球化如何影响一个国家是否走向民主或巩固民主。我们的主要目标说明以这种方式深入分析，能够产生一些内容丰富的预测。许多结论都以贸易和要素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为条件。由于关于这一问题的经验证据是高度不确定的，因此，我们不能用本章的模型声称全球化对民主肯定有好处或肯定没好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仔细深入的经验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未来研究领域。
重复一下我们在前面讨论权贵在民主中的权力，以及操纵民主对民主的建立和巩固的影响时提出的一个警告，是有用的。我们已经看到，更大的资本流动性通过减少民主对权贵的威肋也许会创造巩固的民主。然而，同样正确的是，就像任何减少了在民主中偏离权贵偏好的集体选择的范围的因素一样，更大的资本流动性也意味着民主更难以能满足大多数民众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更大程度的全球化也许削弱了民主改进多数人福利的能力。其改变的程度也是一个经验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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