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是两位的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12.1引言
在这篇附录中，我们讨论支持第四章最后一节关于政治权力在民主中分配分析的模型。在那里，我们认为，在某些条件下，民主中的均衡政策可以被认为是使富人和穷人的间接效用加权和最大化的政策。现在我们提供一些可以为那些观点提供微观基础并说明那些“条件”是什么的模型。
12.2 概率投票模型
12.2.1概率投票和均衡的存在性
在讨论概率投票模型之前，有必要重温在没有单峰偏好的模型中投票均衡的不存在性。如前所述，中位选民定理只有在政策空间是一维的且偏 好是单峰的情况下才成立。虽然在这本书中，我们从满足这些假设的模型受益匪浅，但许多真实世界状况——存在纵横交错的联盟和多方面的差异——却并非如此。在这些中位选民定理不适用的情况下，政党竞争博弈经常没有用纯策略表示的均衡。虽然在这些情况下，混合策略均衡是存在的，但想象政党会混合他们的政纲是没有吸引力的。由林德贝克和维布尔(Lindbeck and Weibull,1987)首次提出的概率投票模型是有用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可以作为另一种政策决定方法，还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解决标准模型的均衡不存在问题的可能方法。
为了恰当地评价概率投票模型的贡献，有必要重新考虑在不存在单峰偏好的情况下，均衡不存在问题的来源。(4.2)式描述了这一问题的来源，它将一个政党赢得选举的概率与偏好是单峰时的中位选民的偏好联系在一 起。我们将这一方程重述为提供政纲qA的政党A战胜提供政纲qB的政党B的概率：
其中，M 表示中位选民。这一方程的重要特征是政党A获胜的概率是其政策的不连续函数；随着qA的变化，这一概率从0跳跃到1/2然后到1。为了说明原因，假设问题中的政策向量q 是一维的，而且中位选民M的偏好是单峰的，他最偏好的政策为qM。两个政党提供政策qA和qB使得qA=qB+e
为了保证纯策略的存在，纳什均衡要求所有策略的支付函数都具有连续性(还有，策略集是有界的、闭的和凸的，且支付函数对自己的策略是拟凹的；例如，Fudenberg and Tirole,1991,定理1.2,p.34)。 如这一讨论所说明的那样，唐斯政党竞争模型不满足这些假定。然而，不连续不一定导致不存 在性，但它们的确意味着我们不能在一般条件下建立均衡。实际上，如第四章所分析的那样，在单峰偏好下，唐斯模型会产生惟一的均衡(即使政党的目标函数是不连续的)。这表明连续性对保证一个均衡的存在是充分的，但它却不是必要的——均衡可以存在，即使行为是不连续的。然而，当偏好不是单峰的或者政策空间是多维情况时，目标函数的不连续性会导致均衡的不存在性。
我们如何保证均衡的存在呢?一种方法是消除支付函数——在这种情况下，是政党A 赢得选举的概率P(qA,qB)———的不连续性。这就是概率投票方法的作用。
概率投票方法的思想是：如(12.1)式一样的方程应在个人水平上(对个人投票决策)适用，但因为个人水平上的差异性以及对偏好的随机冲击，政党A赢得选举的概率应该是其政纲的一个平滑函数。具体地说，令Pi(qA,qB)表示个人i投票选举提供政策qA的政党A而不是提供政策qB的政党B的概率。它由如下与(12.1)式相似的方程给出：
为什么 P(qA,qB)不同于Pi(qA,qB)?文献中最常见的方法是假设有一些与政策无关的原因(例如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原因)造成了个人偏好的不确定性，因而单个投票者的偏好有轻微的不同(例如，LindbeckandWeibull,1987;Coughlin 1992;Persson and Tabellini,2000)。结果，当对个人进行加总时，P(qA,qB)将变成政策纲领的一个平滑函数，政策的一个小变化会引起总的投票行为的一个小的反应。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详述的方法。我们对这个模型特别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均衡可能存在的技术原因，也是因为概率投票模型考虑了关于谁在民主中拥有权力的不同思想。
12.2.2概率投票和摇摆的选民
设社会由N 个不同的选民组(也就是说，在一个组内部，所有选民具有相同的经济特征)。例子是两阶级模型中的富人和穷人，或者三阶级模型中的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
在唐斯选举竞争下，因为第n 组的所有选民都有相同的经济偏好，π;由(12.2)式给出，并且不连续地从0跳跃到1,这是因为第n组中的选民总是确定无疑地选择许诺他们更偏好的政策的政党。如命题4.2所总结的那样，这种类型的唐斯选举竞争会导致中位选民最偏好的政策。现在我们来看当意识形态的不同进入投票行为时，结果会有什么变化。
相反，假设在第n组中的个人i有如下的偏好：
因为这一方程表明重要的只是两个意识形态收益的差异，我们直接考
政党B 面对着一个对称的问题，可以被理解为最小化πA。那么,均衡政策可以作为一个两党同时做出政策声明，以最大化其选票份额的博弈的纳什均衡来决定
我们首先来看在另外一个政党B 的政策选择qB既定的情况下，政党A关于自身政策选择qA的一阶条件。这要求：
因为政党B的问题是对称的，它也许诺同样的政策；因而，在均衡中，我们有一个qA=qB的政策趋同。〔2〕因此，V”(qA)=Vn(qp)且两党都宣布的均衡政策由下式给出：
是不同组在社会福利函数中的权数。为了方便未来参考，我们用以下命题陈述这一结果：
命题A.1(概率投票定理):考虑一个政策选择集合Q,令 为一个政策向量，令偏好，作为政策和哪一个党执政的函数，由(12.3)式给出，σ”的分布函数为Fn。那么,均衡政策，如果存在，由最大化加权的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12.9)的q*给出。
这里有两个特点值得强调。首先，只要(12.7)式中的二阶条件得到满足，均衡就会存在；我们不需要存在单峰偏好，并且现在政策空间Q 可以是S>1的R的一个子集，不再必须是一维的。因此，概率投票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非单峰偏好或多维政策空间相联系的均衡的不存在问题。这是通过加总消除个人水平的不连续性的结果。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这一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各组不同政治权力进行参数化的方法。如果f(0),即在两党政纲产生相同效用的点上[(即
在V”(qA)=V”(qB) 时)]的政党间的意识形态偏差的密度，对所有各组都是相同的，(12.9)式恰好成为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这一政治经济博弈中的实际均衡与这一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是不同的，因为不同团体对政策有不同的灵敏度。例如，设想两个团体n和n',n是更加“意识形态 的”,这意味着在这个团体中有人对政党A或政党B有很强的偏好。这对应于尾部所占比重相对大的分布函数Fn。相反，设想n'不是很“意识形态的”,该团体中的多数人都投票给提供稍稍更好的经济政策的政党。这相当于尾部所占比重相对小的Fh, 因而相当于一个显著的f“(0)的值。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团体 n'的投票者就成了在政治竞争博弈中占有更大比重的“摇摆选民”,因为他们对政策变动更为敏感。直观地说，使政策向对政策(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敏感的团体倾斜，作为一种赢取选票的策略，对政党更有吸引力，所以在政治均衡中，政策对摇摆团体的偏好更为敏感。
这一讨论对我们的两阶级基本模型有直接的影响。虽然穷人的人数更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党就会提供是穷人的理想点的政纲，因为在概率投票模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数目。在存在意识形态的情况下，选民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将其忠诚从一个党转移到另一党也是重要的。这通常意味着，在政治过程最大化类似于(12.9)式的加权的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时，政党会认为富人的偏好就如同我们在文中的简化形式模型中所表述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认为富人比重x[或者在此处的微观基础f(0)] 的变化会影响民主政治的再分配程度。
12.3游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模型仅允许公民的投票影响政策。实际上，不 同的团体，特别是可以组成一个游说集团的团体，能够为竞选捐款或者出钱给政治家，诱使政治家采取它们所偏好的政策。在这一节，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游说模型，研究它如何影响均衡政策的决定。
在存在游说的情况下，政治权力不仅来自选票，还有其他来源，包括各种不同的团体是否有组织，他们可以获得多少资源，以及他们对不同政策变化的边际支付意愿。最重要的结果是，即使存在游说，均衡政策看起来仍类似加权的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问题的解。
现在我们建立一个来自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6,2001)的基本的游说模型。同样想象有N组行动者，每组内的行动者都有相同的经济偏好。当政策q被实施时，第n组的一个行动者的效用等于：
其中，如前面一样，λ”是第n组在总人数中所占比例。在(12.10)式中，第一项是政治家的货币收入，第二项是功利主义的总量福利。因此，参数a 决定政治家对总量福利的关心程度。当a=0 时，他只关心金钱；当a→ 一时，他 充当功利主义的社会计划者。政治家关心总量福利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选举政治；例如，在前一小节中，他获得的选票份额可能取决于每一组的福利(GrossmanandHelpman,1996)。
现在考虑第n 组中一个个人i 的问题。通过捐献一些钱，他可能会使政治家采取一种对他或他的团体更加有利的政策。但是，他只是他的团体的许多成员中的一个，自然存在与任一种集体行动相联系的搭便车问题(见第五章)。因而，他可能让其他人捐款而自己仅仅享有收益。如果团体是无组织的(例如，没有有效的组织协调他们的游说活动并将没有捐款的成员排除在某些收益之外),这是典型的结果。另一方面，有组织的团体也许能够从他们的成员那里收取费用以最大化团体的福利。
我们假设在N组选民中，有L组形成了院外活动集团并可以向其成员收取费用以促进团体的福利。剩下的N-L 组未组织起来，没有捐款。不失一般性地，我们对这些团体排序，使团体 n=1,…,L 为有组织的团体。
游说博弈采取以下形式：每一个有组织的院外活动集团n 同时提供一计划表γ”(q)≥0,表示当政策q被采用后他们将支付给政治家的报酬。在观察到这一计划表后，政治家选择q。一个重要的假定是对政治家的支付(例如，竞选捐款或贿赂)以政治家实际实行的政策为前提。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假定可能很接近现实。但是，在其他条件下，院外活动集团可能不得不预先支付捐款，希望帮助有望实行他们所偏好的政策的政党当选。
这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博弈，因为各种不同的行动者(这里指院外活动集团)要选择函数(而不是数量或向量)。然而，注意这一事实，这看起来与伯恩海姆和温斯顿(BernheimandWhinston,1986)的拍卖模型类似，可以证明，其均衡有一个简单形式。
特别是，我们可以确立下面的命题〔1〕:
虽然这个命题乍看起来非常复杂，但它却是相当直观的。条件1仅仅是可行性；小于零的捐款是不允许的，而且没有团体会因带来负效用的数量而得到好处。
在任何一个子博弈完美均衡中，条件2必须成立，因为政治家在院外活动集团给出捐款计划表后才选择政策。这一条件只是说，在院外活动集团捐款计划表给定的情况下，政党会选择最大化其目标的政策。
条件3是对均衡的最重要的限制。如果这一条件不满足，院外活动集团会改变其捐款计划表并改进其福利。
作为策略由 转变为y的结果，院外活动集团1的福利改变量是：
这两组一阶条件基本上是说不论是政治家还是院外活动集团都要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对政治家来说，收益是增加的捐款，但成本是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偏离。对院外活动集团来说，收益是与其利益更加一致的政策，而成本是增加的捐款。
联立这两个一阶条件，我们有：
换而言之，这一均衡最大化一个加权的社会福利函数，其中，无组织的团体中的个人权重为a,有组织团体中的个人的权重为1+a。直观地说，1/a衡量金钱在政治中的重要性，金钱越重要，能够游说的院外活动集团得到的权重越大。当a→0时，社会福利函数收敛于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因此，我们可以陈述以下命题：
命题A.3:在政治家方面存在完全承诺和可微的捐款函数的情况下，游说博弈导致最大化加权的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12.14)式的均衡政策。
讨论游说模型对两阶级模型的影响也是有必要的。在一个政治划分发生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模型中，有理由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富人更有组织，并能够形成有效的游说，以影响政策。具体地说，我们回到我们的基本模型，并假定穷人是无组织的但富人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院外活动集团。这一小节的结果意味着游说均衡由以下最大化问题给出：
当a→0时，我们得到最大化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情况。当a→0时，均衡政策仅仅最大化富人的效用，因为有组织的游说使他们在民主政治中更有影响力。引人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论a的数值如何，我们都有 t=0, 因为如前所述，即使是在有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情况下，也不应有扭曲性的税收。
更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可以综合概率投票模型(其中，不同的团体有不同数量的政治权力)和游说模型。例如，我们可以有由下式给出的均衡政策：
其中x"是来自选举政治的政治权力参数。
12.4 党派政治和政治俘获
关于民主政治的另一种重要方法考虑了这样一种思想：政党有更广泛的目标，而不只是赢得权力。首先，政党可能也有意识形态，这也会对均衡 政策产生影响。第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特定的团体是否能俘获政治议程(例如，通过前一节中的游说活动)以及这一点如何在民主政治中产生影响。在这一节，我们引进意识形态的政党(即党派政治),并说明它们如何影响唐斯政治竞争模型的含义；我们也用这一模型讨论政治俘获问题。只要没有概率投票问题(也就是说，选民方没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唐斯政治竞争模型的预测便像以前一样适用，有很强的力量使政策向中位选民的偏好收敛。然而，当在选民一方存在意识形态的考虑或者在政党方面存在承诺问题时，政党的意识形态偏好也将影响均衡政策。这提供了民主中政治权力分配的简化形式模型得以出现的另一种渠道，以及为什么某些团体能以超过其人 数所允许的程度影响均衡政策的另一原因(也就是说，因为他们能够俘获政党的议程)。
12.4.1有派系政党的选举竞争
在基本的唐斯政治竞争模型中，政党的目标函数由(4.1)式给出，它只强调掌权的租金。所谓意识形态的或派系的政党，我们指的是那些不仅对是否执政，而且也对政策有偏好的政党。
为了正式讨论这些思想，设想一种一维的政策。仍然用来自见的一个凸的且紧的子集Q 的q表示，并且设有两个政党A 和B,现在我们用下式替换(4.1)式：
其中WA(q) 和WB(q) 表示政党A和政党B的“效用函数”,R 是当权的一种租金，并且被假定为非负。政党现在考虑函数P(qA,qB)所概述的公民投票 行为，最大化其“预期效用”。这一预期效用包括他们对所实行政策的意识形态偏好以及当权的租金。
首先，我们考虑P(qA,qB)由(12.1)式给出的情况：例如，因为偏好是单峰的并且不存在选民方面的意识形态的考虑(稍后我们会讨论概率投票，因而讨论(12.1)式的更平滑的形式)。
假定政党的效用函数是平滑的而且是严格拟凹的(即单峰的),理想政策是qA和qB;即，
换而言之，aWA(qA)/qA=0 和OW₈ (q)/qp=0。
这种类型的党派政治模型最早由魏特曼(Wittman,1983) 最先正式提出，他用这种模型来说明当政党有意识形态的偏向时，可能不存在政策趋同。我们也用这一模型讨论政治议程被一个团体俘获的问题。
最后，我们假设两个政党都同时选择他们的政策(即政治纲领)。因而，这个模型的预测结果可以用相应的纳什均衡来描述，在这一均衡中，一个政党在另一政党政策既定的情况下，选择最大化其效用的政策。纳什均衡政策纲领(qA*,qB*)满足下列条件：
政党A的预期效用。同时，若视qA*为既定，则qB*也应该最大化政党B 的预期效用。
描述这个纳什均衡特征的问题是由(12.1)式给出的函数P(qA,qB)是不可微的。但不论怎样确定以下命题是可能的。这一最先由卡尔沃特(Cal-vert,1985)证明的命题表明，即使存在党派政治，也存在政策趋同；它通常是中位选民最偏好的点。
因此，基本的结果是，虽然在不存在执政的租金以及两个政党有相同类型的意识形态偏向时，可以有例外，但有很强的走向政策趋同的力量。如同以下的讨论所说明的，这些强大动力的来源是(12.1)式，它意味着，相对于其他政策，更接近中位选民偏好的政策将会胜出。
因此，政策向中位政策收敛是一种相当强大的力量，它表明，在唐斯模型中关于政党目标的假定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样有局限性。然而，例外是可以存在的，特别是在不存在执政的租金时。
12.4.2有派系政党和概率投票的选举竞争
两式中的第一项是用获胜的效用计算的收益乘以因政策变动而引起的获胜概率的变化。第二项表示当前获胜的概率与用政策变化引起的政党效用改进计算的收益的乘积。当这两个边际效应彼此相等时，每个政党都做出了最佳反应。
党派政治模型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在某些条件下，它也导致在第四章中用到的关于民主中政治权力分配的简化形式模型，与中位选民定理相比，潜在地赋予富人更多的权力。为了以最简单的方式突出这一可能性，我们接下来假定两个政党都有与一个社会团体(例如我们两阶级模型中的富人)相一致的偏好。我们用“1”表示这个俘获了两个政党的政纲的团体。于是，我们有：
换而言之，其偏好由政党政纲所代表的团体在政治中占有更大的权重。这一模型也强调了当政党不在乎是否执政(即R很小)时，这一结果可能更为显著。然而，当是否执政对政党非常重要的时候，结果将与基本的概率投票模型相似。
这为第四章中简化形式的民主政治模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其中，均衡政策是一个加权的功利主义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的解。我们用以下命题总结这一结果：
命题A.5 (有党派政治和概率投票的政策发散):假定因为概率投票，P(qA,qB) 是一个连续的函数，并且，政党代表一个团体的偏好。那么,政治均衡通过最大化加权的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12.19)给出，该函数给予其偏好由政纲反映的社会团体以更大的权重。
这个命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表明特定的团体在民主政治中可以有很大的权力，如果它能设法控制政党的意识形态倾向。用我们的两阶级模型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民主政治有时被富人俘获——例如，因为他们控制了政党。
12.4.3承诺和趋同
到目前为止，一个重要的假设是政党宣布政纲，然后他们可以坚持他们在这些政纲中所宣布的政策。这样，政党基本上可以通过改变他们执政时实施的政策来竞争。然而，如阿莱斯纳(Alesina,1988)、奥斯本和斯利文斯基(OsborneandSlivinski,1996)以及贝斯利和考特(BesleyandCoate,1997)所强调的那样，这一关于承诺的假定不一定合理。在这些一次性的模型中，有什么可以阻止政治家在执政后把政策改变到他们的理想点呢?什么也没有，没有潜在的惩罚。(如果我们处于一个重复竞选的世界，可能存在一些惩罚，但这一点超出了我们讨论的范围。)
结果，在这一没有承诺的党派政治模型中，我们看到政党的政治偏好更加重要了。这意味着，对政治议程和政党内部结构的控制在决定均衡政策时变得更加重要，也在政党在选举阶段不能完美地承诺政策时变得更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个政党的政纲完全被一个社会团体俘获，均衡政策便总会符合其中一个团体的理想点。例如，考虑穷人控制一个政党，富人控制另一个政党的情况。如果富人的理想点更接近中位选民的理想点，则均衡民主政策总是富人的理想点。
总之，我们在这一附录中讨论的模型为第四章末尾使用的简化形式的政治权力模型提供了微观基础。这些模型表明在一些民主中，富人也许拥有更大的权力，这可能是因为与穷人相比，他们在投票时更少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或者是因为他们可以形成为其利益有效地游说的院外活动集团，或者是因为他们能够俘获或影响政纲。
译后记
2006年8月初，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杨荷编辑因在互联网上看到我翻译的熊彼特传记的评论而辗转联系到我，希望我承担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这部著作的翻译，我应承了下来。现在，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通过我的几位研究生、我本人以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袁敏主任的努力，这一中译本终于能够与读者见面了。
关于本书作者的情况和本书的基本内容都有相应的介绍，无需重复。需要说明的只是两个与本书翻译有关的几个问题。
首先，原书使用的两阶级模型中的两个阶级分别是“the elite”和“thecitizens”,可分别译为“精英”和“公民”,但我在斟酌之后，分别译成了“权贵”和“民众”。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回避中文中“精英”的强烈的褒义色彩和“公民”的严格的政治学含义。我认为，从原书作者的用法来看，我们的译法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参加本书初稿翻译的是我的几位硕士研究生。他们具体参与的工作如下：第一至八章，张瑜；第九章，贾佳佳，李立；第十至十一章，李立；第十二章，史中翩。虽然他们的工作结果在我统稿、改译和重译(例如，第一、二、十一章)的过程中几乎都已面目全非，甚至消失殆尽，但他们毕竟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我希望他们也获得了相应的收益(其实，我从来都是将翻译作为给我的研究生开设的一门课程看待的)。当然，所有残余的错误和不足都应该由我本人负责。
马春文
2008年12月于长春，吉林大学
作者简介
达龙·阿塞莫格鲁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应用经济学教授，也是加拿大高级研究所经济增长项目组的成员。他还是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绩效中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欧洲经济学会会员。阿塞莫格鲁教授起初是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其论文“消费者信心和理性预期：行动者的信念和理论一致吗?”获1996年《经济学杂志》最佳论文奖。2004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首届T.W.舒尔茨奖，同年因对劳动经济学的杰出贡献获首届谢尔文·罗森奖。阿塞莫格鲁教授是著名期刊《经济和统计评论》的主编、《经济增长杂志》的副主编。他是2005年美国经济学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获得者，该奖项授予在美国工作，年龄在40岁以下的最杰出的经济学家。
詹姆士 ·A.罗宾逊是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他曾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南加州大学和墨尔本大学任教。他也是加拿大高级研究所经济增长项目组的成员、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作为2002年卡内基学者和1999~2000年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美国经济评论》、《美国政治学评论》、《经济文献杂志》等各主要期刊上。罗宾逊教授是《世界政治》的编委。他和达龙·阿塞莫格鲁教授、西蒙·约翰逊教授合著有《繁荣的制度根源》(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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