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1965年11月10日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日子。这一天，江青等人历时8个月、10次易稿、精心炮制的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发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各地的党报纷纷转载，一场超越学术争论的政治大批判在文化战线上迅速展开。此后许多人都因此受到了牵连，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这段故事。
毛泽东在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后，也认为要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他专门叫田家英阅读《海瑞罢官》的剧本，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熟知历史的田家英看过剧本之后，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看法：“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阴谋。如果硬说这个剧本有阴谋而展开批判，以后就没人敢研究历史、敢写历史剧本了。”毛泽东听后非常不快，并没有接受田英家的意见。
1965年11月21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到杭州，研究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言的事。毛泽东在和几位“秀才”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谈话结束后，陈伯达马上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这番话转告给了江青。江青听后大喜，她深知毛泽东那段话的分量，便把消息又转告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她还催促田英家赶快整理好毛泽东的谈话记要。
田家英只记下了毛泽东谈话的要点，他便求助于记录比较详细的艾思奇和关锋：“老艾、老关，请你俩辛苦一下，整理好主席的谈话纪要。”
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关锋把整理好的毛泽东的谈话纪要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却删掉了毛泽东评价《海瑞罢官》的那段话。艾思厅善意地提醒田家英说：“主席的话，恐怕不便于删掉。”
田家英却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内容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田家英深知这么做的后果，但他也知道，那段话如果传出去，会使已开始动荡的社会更加动荡，为了祖国的前途，为了减少党和人民的损失，他在所不惜，豁出去了！
江青等人看到印出来的会议纪要没有毛泽东的那段话，非常恼火，因为他们要整理会议纪要，就是要用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压人。江青马上去问毛泽东：“主席，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陈伯达也去问关锋：“那一段话，是谁删的？”
江青等人很快就知道了怎么回事，他们把这笔账记了下来。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当了18年的秘书，他不可避免地要同江青打交道，但他对江青非常厌恶，平时能避则避。胡绳曾回忆说：
在田家英同两三个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关起门来聊天的时候，他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江青的厌恶和鄙视。在这样的场合，不知为什么，他总是对所议论的这个人用“蜜斯”这一代称。“蜜斯是个很不安分的人。”“如果不是在毛主席控制下，蜜斯是要跳出来胡闹一通的。”“蜜斯又装病了，好像什么事都不想干，其实她一心想摆脱毛主席的控制，按自己的意思演自己的戏。”
我听到家英这一类的话，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想，即使他不是当时惟一能看出这个“蜜斯”野心的人，那么他也是最早看出这一点的人当中的一个。
江青自然知道田家英对她的态度，1966年“运动”爆发后，她和陈伯达马上给田家英扣上了一条“滔天大罪”：篡改毛主席著作。
1966年5月22日，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来到田家英家里，向他宣布了中央的两条决定：第一，中央认为田家英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田家英一贯右倾，要求他停职反省，并把文件全部交清楚，由戚本禹代管秘书室的工作。
这天深夜，戚本禹给田家英打来电话，要他到秘书室去签字。田家英气愤地挂掉电话，对妻子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真想不到兢兢业业18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会有好下场！”
5月23日，田家英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留下的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的意外之死震惊了党中央，后来毛泽东在去世前，还怀念起了这位跟随了自己18年的秘书，他感叹道：“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1980年，中央正式为田家英平反昭雪，当年3月28日，他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中央给了田家英这样的评价：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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