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几个“政府鼓励创新”的小故事。
差不多1950年前，在古罗马帝国，透明而又坚硬的玻璃是一种奢侈的商品，最糟糕的是，如你所知，玻璃很容易碎掉。这个时候，有人发明了一种不容易碎的玻璃（大约类似于今天的钢化玻璃），他赶紧跑到当时的皇帝提比略（古罗马帝国第二位皇帝）那里，展示自己的发明成果，想要领到一大笔奖金。
皇帝问他，你是否把这个发明告诉了别人，他很高兴地说“没有”——提比略说，很好，把这人拖出去给杀了！
理由呢？“免得黄金一文不值！”
同样在古罗马帝国，有个人发明了一个装置，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运输巨大而笨重的石柱——而罗马在兴建各类大型建筑的时候，经常要采用这种石柱，政府通常的做法是雇佣很多罗马公民和奴隶来完成这些工作。
这个人告诉皇帝苇斯巴芗，他的装置，可以大大降低石柱的运输成本，节省很多的劳动力。
苇斯巴芗还算客气，没有杀他，但还是斥责了他一顿，因为皇帝认为，这种新的运输方法，很有可能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罗马平民本来就应该由皇帝提供工作，然后一直忙碌、顺从地劳作，再由皇帝赐给他们面包、马戏表演，他们就会感觉到幸福和感恩，也不会闲得蛋疼地要求什么权利，然后就不会给帝国造成混乱和麻烦……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古罗马帝国，是个貌似提倡和鼓励创新的政府，你想嘛，要不然那些人为什么一有发明创造，就想着跑到皇帝这里来领奖？
但是，古罗马皇帝们所提倡的“创新”，是有着明确的方向性的！
对于那些已经在罗马帝国统治体系内被验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并且证明这种技术可被皇帝及贵族们完全控制的技术改进，罗马帝国总是会大力提倡。
比方说，在罗马人那里得到了广泛使用的外来新技术如犁铧、铁制武器、文字、建筑技术、航运技术等，帝国总是积极推广，还有，罗马人自己发明的混凝土技术、灌溉、水轮、城市排水系统等创新，帝国也大力鼓励，尽最大可能为皇帝和贵族带来好处。
但是，对于那些对绝大多数人有好处的发明创造，或者是全新的发明创造——也就是熊皮特所言的那些“破坏性创新”，古罗马朝廷反而马上会心生警惕，直接拒绝或消灭。
这不是什么特殊的现象。
400多年前，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所有的纺织品都采用纯手工劳作，这时候，英格兰一个叫做威廉-李的牧师，想要减轻人们用针线织成衣帽的辛苦劳作，花了6年时间，终于发明了一种自动纺织袜子的“织袜机”。
机器研制成功，他太高兴了，于是来到伦敦，觐见英格兰国王伊丽莎白一世，向女王说明，他的机器是多么有用，能够很快增加衣帽的产量，所以他想要向女王申请专利。
伊丽莎白女王在一位勋爵的陪同下，参观了他的机器，承认机器很精巧，但女王答复说：
“李先生，你胸怀大志，但你这个机器，能为我贫困的臣民带来什么好处呢？你无非会让他们失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毁灭，最终让他们变为乞丐……”
李先生深受打击，他带着机器，来到了法兰西，希望得到法国国王的支持，但法兰西的国王几乎给了他同样的意见。
他沮丧地回到英格兰，等到伊丽莎白一世过世之后，新国王詹姆斯一世继位，他再度去申请皇家特许权专利，再度得到同样的结果。
拒绝的理由都完全一样，机器的确很精妙，但是机器会让那些做传统织袜的人们失去工作，造成城市的大规模失业和政治不稳定，进而有可能威胁国王的统治，所以，他们拒绝授予他专利，这样一来，李先生就无法大规模应用自己的机器在社会上赚钱。
换句话说，1500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古罗马帝国还是英格兰王室，他们对于真正的创新和发明，其实都抱着同样的态度。
是不是只是统治精英因为担心发明创造会危及自身统治，所以才阻止“破坏性创新”？
不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社会不够包容的话，大多数群体都可能将发明者一棍子打死。
就在威廉-李的织袜机专利申请失败之后100年（1705年），德国的狄奥尼修斯-巴品发明了蒸汽锅，并且用这台原始发动机，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船。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希望用这艘蒸汽船沿着河流一路行驶到伦敦的泰晤士河……
为啥他要去英格兰呢？
因为此时的伦敦，与100多年前威廉-李时期的伦敦已经大不一样了。
1689年，英国很偶然爆发了“光荣革命”，然后，代表多元化社会利益的议会取代国王成为政治规则和经济制度的制定者，在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英国才由一个少数人（国王和一批贵族）攫取大多数人利益的汲取性制度国家，变成了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应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从经济发展中获利的包容性制度国家，而此时，除了英格兰之外的整个世界，都依然处于和古罗马帝国完全类似的经济制度之下。
巴品的机器性能优越，客观上穿越欧洲的河流不存在任何问题——可惜，当时的河流航运是被当地的船主行会所控制。他们意识到，蒸汽船的使用会使得依赖于船运行业的手工业变得萧条，于是，他们联合抵制这次航行，动用政治力量，想要扣押这艘船只……
巴品仍然坚持在河道航行的时候，这些人干脆派了船只，将人类第一艘蒸汽船撞成了碎片，而把自己全部的财富，都投入到这艘蒸汽船建造的巴品，最终穷困而死。
在第一艘蒸汽船被撞碎后大约60年（1760年），英国一个叫做詹姆斯-瓦特的工程师，因为改进蒸汽机的发明创造（注意，瓦特并没有发明蒸汽机，他是在包括巴品在内的一系列前人的基础上深度改进了蒸汽机），他通过在市场上变现自己的发明创造，变成了英国的企业家和巨富。与瓦特几乎同一个时代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因为发明了珍妮纺纱机，也同样成为企业家和时代巨富……
瓦特、哈格里夫斯与李、巴品的命运区别，只不过是不同的经济制度所导致的结果。
以上大部分故事，来自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在这本书里，作者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制度分为“汲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两种。
所谓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指的是绝大多数民众没有什么决策权和表决权，既没有选择统治者的权利，也没有主动选择政治或经济制度的权利，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者选择的经济制度，目的就是攫取其他人的财富和劳动果实，由于大部分财富被少数人攫取，整个社会的生产激励不足。
所谓包容性制度（inclusive），则是强调一个国家的民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到政治活动和经济制度制定中来，自主地选择领导人或者政策制定者，经济上强调自由竞争，人们可以获得其生产活动的大部分收益，社会具有很高的生产激励，人们乐于发明创造。
按照作者的划分，世界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绝大部分国家，实施的都是汲取性的制度，但自英国光荣革命以来，包括英国、美国、法国等率先建立起包容性制度，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包容性制度扩散至整个西欧、北欧以及今天的东亚（日本和韩国）。
在汲取性制度的影响下，即使出现了真正对社会有益的发明创造，但由于生产者激励不足，再加上统治精英会担心新的发明创造剥夺自身的权力，所以，绝大部分发明创造，并不能被广泛扩散，因此也很难为社会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要么沦为统治精英的玩物（如中国的火药、瓷器），要么成为统治者加强汲取性制度统治的工具（如枪炮），而发明者本人甚至还会因此而获罪。
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非常具有现代意义的指南针、钟表，然而，这些东西，只能称为皇家和贵族们的玩物，朝廷也会鄙视地称之为“奇巧淫技”；明朝时期中国已经发明了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可因为皇帝随时可以剥夺人们的财产，产权无法得到保障，他们无法将这种创造，广泛地应用到商业中来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而只能将其献给朝廷，最终埋没无名；清朝的戴梓，最早发明了“连珠铳”（可视为最早的机关枪），但满清朝廷，却认为，“骑射乃满洲根本”，最终将戴梓流放辽东，贫病交加而死。
欧洲人发明了钟表，成为后来的一个行业，瑞士这个国家的经济甚至都依赖于此；欧洲人改进了指南针，用来航海殖民；诺贝尔发明了炸药，用来劈山开矿和制造枪炮，而且还因此设立了诺贝尔奖……
更典型的对比，是美国的爱迪生，他从一个贫困的、听力不健全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平民，纯粹依赖于自己脑子里的想法，获取多项发明专利，并且利用这些专利变成企业家和社会精英，得到了整个社会的尊重。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的作者强调，实施汲取性制度的国家，并非不能取得经济增长（前苏联、口口、种族歧视时期的南非、内战之前奴隶制之下的美国南部都是汲取性制度，但短期内依然可以取得可观的经济增长），只是因为经济制度的基础，始终是一部分人掠夺大部分人，当大部分人创造财富的潜力被压榨干净之后，经济增长就陷入停滞……
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变，存在着太多偶然因素，因为汲取性制度下的极少数精英，掌握着制订规则的权力，他们具有极强的维持原有统治的欲望，甚至不惜付诸暴力和屠杀来保持自身的权力，他们都像古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极力将所有的发明创造抓在自己手中，并且将其限定在不危及自身统治的水平上。
制度转变的核心，在于政治制度的变革，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变革，无论政府或者民众，到了某个时刻，都会把那些实质上有利于大众的创新，看成危险因素而加以拒绝。
举例来说，不知道多少人知道中国移动曾经开发过一款叫做“飞信”的产品，这种产品如果真的发展下来，就不会有今天的微信了，也不会有你看到我的公众号文章了。
但，有那么庞大的用户基础，飞信为什么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呢？
很简单——如果飞信向着微信这个方向发展，它首先威胁的，就是中国移动当时赖以生存的高额短信费用和语音通话费用，既然中国移动就是依赖这两项功能挣钱，再加上体制垄断，躺着什么都不干，就可以持续地挣到大量的钱，它又怎么可能去开发一款更好用、更便宜的产品，将自身替代掉呢？
所以，飞信注定了没有结局。
当然，我们应该感谢飞信的死，否则，我们不会有微信。
最后，对于愿意思考国家经济发展成败的人，强烈推荐读一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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