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小驴：当一名留守儿童成为作家|作家|小说家|短篇小说|福克纳|郑小驴|韩少功

（图/电影《念书的孩子》）

9月中旬，郑小驴凭借《南方巴赫》入围第七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回想自己的写作之路，郑小驴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叛逆”。从留守儿童，到作家和高校老师，写作带给他的比想象的更多。

✎作者 | 段志飞

✎编辑 | 程迟

9月6日，超强台风“摩羯”登陆海南，彼时从北京开完“青创会”回到海口寓所准备闭关写小说的作家郑小驴，正巧赶上了这场1949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秋台风。想起朋友对他说过的“没有被台风洗礼过，算不上真海南人”，这一次赶上了台风，让这个在海南工作生活过6年的湖南人，不免有些激动。

然而台风过境带来的巨大摧毁力远超他的想象，街上满目疮痍，大树被连根拔起，到处都是被狂风摧毁的路灯、护栏、岗亭、广告牌……“摩羯”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堪比被战火蹂躏过的废墟。

台风“摩羯”登陆海南后，郑小驴寓所楼下一片狼藉。（图/受访者提供）

有了这次难忘的台风经历，他对海岛又多了一分了解，对经常遭受台风考验的岛民身上体现出来的坚强韧劲多了一份敬畏。正如理解了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所言，“人不是为了失败而生，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

“我们都在长沙（北京、海口）生活过，所以你懂的。”这是郑小驴在8月我与他的采访过程中反复提到的话，北京和海口像座桥梁，无形间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采访之前，他说自己不善言辞，尽量避免语音交流，在他看来用文字作答更加精准，也最舒适。这位曾获茅盾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等奖项的青年小说家，正处于一个作家的写作黄金时期，却因为不善言辞、疲于交际，而时常感到困惑，用他的话说叫做“脑子转得不够快，应付不过来”。

郑小驴现定居长沙，任教于岳麓山下的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近几年的小说基本都在岳麓山脚下安静的宿舍内完成。湘江东岸就是以夜生活和娱乐著称的解放西，我好奇他在日常教学与写作、喧嚣与孤独之间是如何做到高度自洽的。

带着这些疑问，在广州开往长沙的列车上，我读完了他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南方巴赫》。小说中提到的《哥德堡变奏曲》、驾校练车场上来回蠕动的教练车、网吧电脑屏幕里隐身的QQ头像、小卖部橱柜中的精白沙和芙蓉王，还有横跨湘江的大桥和卧在江心的橘子洲头……一个充满隐喻、误解、暧昧的南方呼之欲出，也唤醒了我尘封已久的青春记忆。

《南方巴赫》

郑小驴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3

9月中旬，郑小驴凭借《南方巴赫》入围第七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而同篇小说则早在去年5月，斩获了第八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中篇小说奖主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入围理由，评价郑小驴“是充满原创力的天生说故事者，每个短篇皆难度极高，且属于不同小说语境或形态，表示这个年轻作家还在充满余裕地探索：在这个国度中，人在不同的叙事剧场中，可以怎样地变貌”。

回想自己的写作之路，郑小驴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叛逆”。他是留守儿童，父母经常在外务工。因为作文写得好，经常得到老师表扬，文学的种子从那时起便悄然发芽。直到高考，他大胆尝试创新，将网页格式作为文章框架，“新建窗口、新建标签页、打开文件……结果彻底玩砸了，可能吃了鸭蛋”。但他也并不后悔，也许性格中潜伏着不安分的因子，他喜欢创新，渴望冒险，对小说形式技艺近乎严苛，常去触碰一些别人避免书写的题材，从不是作家中的“乖孩子”。

从留守儿童到作家

郑小驴老家在湖南省隆回县，2022年这里曾因一首《早安隆回》广为人知。早些年隆回是国家级贫困县，他直到小学一年级，家里才通上电。郑小驴至今还记得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的情景。母亲没什么文化，但敬畏文字，但凡写了字的纸，都不敢轻易扔掉。母亲希望两个儿子能靠读书出人头地，不再吃他们这辈的苦，只不过母亲认死理，所有课外书在她眼里都是耽误儿子学习的闲书，不允许阅读。

湖南隆回，郑小驴用手机记录下家乡。（图/受访者提供）

郑小驴从小喜欢阅读，想尽办法瞒着母亲偷书读。有很长时间，母子像玩藏宝游戏，母亲将课外书藏在她认为安全的地方，然后被他不费吹灰之力“盗取”，读完再重归原处。这种紧张刺激的猫鼠游戏大大地激起他的阅读欲。比他大8岁的哥哥也喜欢看书，每个假期都会从学校图书馆借一些书回来。小学六年级，他就从哥哥那里读完了《简·爱》《包法利夫人》《围城》《红与黑》。20世纪90年代末期，哥哥爱上了科幻小说，订阅了两三年的《科幻世界》，他也跟着读，大量科幻小说，为他推开了另一扇想象的大门。

郑小驴父亲常年在外地做工，母亲有时也跟随父亲外出打工。上初一时，家中只剩他和外公，他成了一名留守儿童。

（图/电影《念书的孩子》）

2006年夏天，郑小驴利用暑假回长沙，在工地上帮父母干零活。一个夜晚，他冲完凉，去附近的铁道学院散步，溜进一间自习室，突然很想写点什么，于是找来纸笔，写完小说《1966年的一盏马灯》，将近一万字，一气呵成，致敬他未曾见面、早已去世的祖母。

写小说让郑小驴获得一种简单而纯粹的快乐。后来这篇小说被他贴在“榕树下”网站，被一名文学编辑看中，发表在《佛山文艺》上。处女作发表，给他鼓励，每到周末，其他同学都去网吧或逛街，他便带着稿纸和水笔一头钻进图书馆，选个僻静的角落写小说。他不想让别人发觉他的秘密，独自沉浸在自己的小宇宙中狂欢。海明威、福克纳、川端康成……文学大师的名字在他的小宇宙里熠熠发光。

（图/电影《小说家》）

郑小驴天性敏感，现实生活中不怎么爱说话，显得有些木讷，做事也缺乏耐心，“如果不写作，我不知道还能干什么”。唯有写作时，他才能静下心来。写小说成了他唯一有把握干好的事情。在写作这件事上，他是完美主义者，倾其所能，尽量把活儿干得漂亮。

2007年夏天，一个偶然机会，郑小驴获得了昆明一家文学期刊的实习机会。来到昆明后，郑小驴租住在离杂志社不远的城中村里，虽然房租便宜，但居住条件恶劣，房间小到只能塞下一张单人床，连书桌都摆不下，上厕所得跑去楼下的公厕。郑小驴最早的一批小说，就是在这个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完成的。

城中村鱼龙混杂，住着各种身份暧昧的人，有打工仔、理发师、站街女、小混混、吸毒人员。房间隔音很差，从早到晚各个角落都在响。隔三岔五，还会爆发几场斗殴，拳头与哭泣彼此交织，汇成一曲城中村奏鸣曲。

郑小驴用百度地图搜索昆明西坝路东南侧，十几年过去了，城中村似乎没怎么变。（图/受访者提供）

回忆那段城中村的生活，郑小驴却很怀念。那时候的执着、痴迷、忘我的状态，令郑小驴笃信写小说是世界上最纯粹的快乐事。后来他又写了《1921年的童谣》《天花乱坠》《少儿不宜》等小说，塑造了一幅幅万花筒般的村庄群像，既写实，又充满了儿童般的天真幻想。

在生活中，郑小驴一路磕磕碰碰，唯独写作上，他一路坦途，所向披靡。可以这样说，写作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庆幸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展现出了写作上的天赋，并且坚持了下来。

2014年，郑小驴28岁，他决定辞去长沙的工作，去气候、环境、语言完全陌生的海南。或许这是他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就像18岁离开他熟悉的故土，去更远的县城一样，离开让他觉得新鲜和轻松。车到徐闻港，前方已经无路可走，海峡对岸就是海南，南方之南，退无可退。

在他的短篇小说《战地新娘》中，郑小驴把想象中的日常生活比喻成拥有布景和硝烟的表演现场，写出了生活的一地鸡毛，以及时间像附骨之疽般的黏着感。他这样写道：“我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和隔壁家的并无不同，这些可支配的当下不过是充满同质化的世俗，这让我感到悲哀。”出于对同质化的警惕，他选择去一个陌生之地生活。多年后，作家阿乙这样评价他：“好的写作不应该生长在斗室，旺盛喷薄的创造力来自新的环境和辗转旅途。”

海南独特的气候环境，让他想起马尔克斯笔下的风物，海边小镇、香蕉种植园、咖啡馆、在吊床上午睡的老人，这些和长沙差异很大。在海南，他爱上了跑步，每天沿着美舍河跑上几圈，跑够10公里，是他日常生活中的固定项目。晚风吹着河岸的糖胶树和红树林窸窣作响。

郑小驴新寓所位于海甸岛附近，河边是他经常跑步的地方。（图/受访者提供）

岛上的生活平静、单调。他供职于《天涯》杂志，这份由著名作家韩少功创办的文化杂志，是吸引他来海南的最大动力。他闲时会去韩少功家里坐坐，向前辈虚心求教。大部分时间，他更喜欢一个人待着，看书、写字，或跑步、游泳、骑行。他喜欢的运动都是单人项目，不需要约人便能独自完成。

2016年开始，郑小驴陆续跑了北京、厦门、海南、长沙等几个全程马拉松。“每次跑到30公里左右都会跑崩，体能耗尽，像‘鬼撞墙’一样，每一步都痛不欲生，那种时候只有咬牙坚持，没人能帮上忙”，郑小驴说。他将写作也比作马拉松，需要合理分配体能，注意配速，遇到瓶颈时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否则必定会掉队或被淘汰。

如今，他依然保持长跑的习惯，每次跑上10公里，出一身大汗，身心都得到极大放松。他说跑步意味着全身心沉浸在某种节奏中，能让思绪从诸多束缚中脱离出来，获得短暂的自由。在跑步过程中，他很享受这份难得的自由，或欣赏沿途风景，或想一想正在写的小说。

走出南方，看到南方

对于一个不喜欢热闹的人来说，海口这个城市给他带来了他期待已久的安宁。然而海南的夏天实在太漫长，他偶尔也怀念内地寒冷的冬季，于是在散文《海南，或一种透明》中这样自我揶揄：“无路可去的日子才孤独。也许孤独是极寒天气覆盖在铁栅栏上的白色。你以为是雪，其实是盐。”

生活总是充满各种偶然和戏剧性。2014年，郑小驴接到作家阎连科的电话，问他要不要来报考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专业研究生，他没有太多犹豫，就做出了去北京上学的决定。第二年，郑小驴如愿成为首届创造性写作硕士班的一员。

2016年，郑小驴在中国人民大学静园宿舍。（图/受访者提供）

回忆在北京的三年，郑小驴描述那是一场漫长的冬眠，也正是因为在遥远的北京，他才开始思考“南方”赋予他写作上的意义。唯有“跳出”南方，回望过去的生活，才真正“体察”到南方的文化含义。正如他回忆在海南的安静生活，想起在那里见过的硕大而猖獗的老鼠，它们隐藏在城市的各个暗处，暗夜成群结队出来游荡，胆子非常大，旁若无人地觅食，令他惊讶海南老鼠竟然不怕人，这对长期生活在内地的人来说不可想象。

2020年，郑小驴因工作调动返回长沙，进入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成为大学老师，讲授“小说创作”这门课。他给学生讲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海明威、福克纳，这些都是他喜欢的作家。他还举办系列“文学名家”讲座，邀请了徐则臣、东西、弋舟等著名小说家来课堂与学生进行文学分享互动。在浓烈的文学氛围中，越来越多的学子开始尝试写作，学生的优秀作品，他会帮他们推荐发表。

每天和一群朝气蓬勃的学生打交道，让郑小驴觉得开心而充实，工作上充满了干劲。“学生基本都是00后，像冉冉升起的朝阳，有的已经写得非常棒，未来充满无限可能，超越我指日可待。”

郑小驴在校园宿舍的写作台。（图/受访者提供）

做过十余年杂志编辑的他，早就练成了一目十行的本事，但面对学生的作品，他却小心翼翼，生怕看走眼。他说，虽然很多人都说00后是躺平的一代，但是他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看到的是一群充满了想象和活力、富有使命感和现代公民意识的新生力量。能够跟这个时代的新鲜血液在一起，他觉得是种幸运。

郑小驴现在的居所位于长沙月亮岛附近。月亮岛是湘江流域最大的江心岛，这十来年，从一个野生荒岛成为长沙火热的地产板块之一，旁边商圈、公园、小区依地而起。对月亮岛的变化，郑小驴感受颇深。他好几篇小说源于在月亮岛跑步时获得的灵感。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会独自开车上岛，停好车，开始一个人环岛跑步。跑一圈下来，正好8公里。他的很多小说都落款“长沙月亮岛”。

郑小驴说：“用‘长沙月亮岛’作为小说的写作地落款，里面有一种黑色幽默，也充满了宿命感，从海南岛到月亮岛嘛。”

我不是在写魔幻，而是在写现实

在北方的类型文学里，我们时常能看到冰冷的冬天、老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和凶杀案，很多小说家依靠这些话题写作快速出圈，成为畅销书作家。而近些年涌现的“新南方写作”中，边地充沛的野性和诡谲、民间文化幻魅，编织出了另一派文学地理的盛况。长沙虽属南方，却处在长江中域，要怎样才能写出小说的独特性，郑小驴也不是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图/电影《杨梅洲》）

他很清楚地知道，作家要想快速成名，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自己的作品插上各种醒目的标签。但在这个快消费社会，他自始至终对这种“成功学”保持警惕，警惕原本沛然而恣肆的创作原力被某些面目可疑的标签或精致得体的姿态所封冻。

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最大的挑战并不是缺乏写作素材，而是能否透过生活的表征触探人性的幽微。郑小驴坦言，“生活中再难的事情，只要想解决，都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小说是凭空创造一切，需要阳面见光，阴面见影，更为复杂”。他试图在小说中抓住当代人的精神状态，用文字照见现实生活的暗涌，将对现实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笔下虚构的故事。

郑小驴的新书《南方巴赫》所收录的9篇中短篇小说里，大多以“寻找”为主题，聚焦于湖湘乡土与城镇的模糊地带，描绘游走此间的青年男女的生存困境。既有对长沙这座南方城市异质感的捕获，也有对生活在城市中的当代年轻人精神世界的透视。

其中《南方巴赫》讲述了小城青年金宏明和女网友艾米丽展开的一段神秘又惊悚的未知之旅；《国产轮胎》《衡阳牌拖拉机》以千禧年前后的小城为背景，描述青年男女的哀乐得失；《战地新娘》《火山边缘》讨论了婚姻与家庭的罗生门；《一屋子敌人》《最后一口气》《天高皇帝远》将社会问题纳入创作主题，残酷中暗藏诗意与善良，以直击人心的力量剖析时代。

（图/电影《杨梅洲》）

“快节奏生活，不确定的东西太多，背后存在一个现代伦理失序的问题。”在郑小驴看来，虽然在数字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便捷，但心灵距离却越来越疏远了，从而造就了大批熟悉的陌生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巴别塔，相互充满了误解、暧昧、绝望。”人性在岁月轮回中要面对种种困境，如何突破自我认知的局限、打破情感的束缚以及舒缓社会的压抑，建造出一座座现代的“巴别塔”，是他写《南方巴赫》的初衷。

“很多人以为我在写魔幻，其实我写的是现实。”郑小驴说。

“我现在脑子里有五六个故事在相互打架，我从不缺故事和素材，缺的是时间，当然还有专注力。”郑小驴说，平时学校事务繁杂，往往要到寒暑假，他才有相对足够的时间集中创作。

他依然追求小说的形式创新，小说赓续了先锋小说的某些美学特征，显然在小说的审美趣味上，单纯讲一个故事已经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好几篇小说，他大胆采用了叙事空缺的手法，坚持留下一个空来等读者填充。

郑小驴的书架一角。（图/受访者提供）

“戛然而止”的结尾让看惯了“圆满结局”的读者颇为费解，令一些读者意犹未尽，感到困惑。他的微博经常收到读者私信问结尾到底怎样了，让他哭笑不得。在郑小驴看来，如今文学遭遇的最大危机是想象力的匮乏。在透明社会，人们的想象力遭遇了空前的挑战和危机。他认为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想象力的产物，“小说诞生于模糊地带，如雾中风景，一旦清晰化，反而会失去想象和韵味”。

《南方巴赫》的获奖感言，他重申了自己的文学观点：“如今能拯救小说声誉的已经不再是耸人听闻的故事，也不是道德上的说教和感化，而是小说本该蕴含的美学趣味。”青年评论家唐小祥从而指出，“在这个意义上，郑小驴在小说集《南方巴赫》中对结尾之不确定性、多义性的试验和强调，不仅仅是通过拒绝那种过于平滑的语言和写作来维护小说的难度，而且也是以情节发展的否定性来捍卫人的自由和尊严，可以名之为一种召唤读者来参与、想象和判断的非‘透明’叙事”。

当我问郑小驴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处理，他的回答却有些出乎意料：“结尾我肯定在写前就想好了。从写作难度而言，写一个圆满的结尾，难度远小于开放式结尾，因为开放式结尾要求各条逻辑线都能做到自洽，要能自圆其说，从完成度来说难得多。”

他将前者比作“口香糖小说”，“那类小说嚼一遍就索然无味了，属于一次性消费品”。我当然知道，他在说某种写作技巧上的选择，只是反过来思考的话，就要问一句：读者为什么开始难以接受这样的小说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