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落幕的广交会！永不关闭的中国南大门|中国南大门|广交会|广州|琶洲|线下展参展企业|跨境电商

住在海珠区的朋友和我说，每当他在地铁上闻到浓郁的香水味，就知道广交会来了。

没错，这两天正值2024年秋季广交会举办的时间，广州街头上的外国面孔明显增多，通往琶洲会展中心的地铁上，甚至外国人比中国人还多，让人感受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多元性。

据报道，本届广交会线下参展企业超3万家，吸引14.7万名境外采购商预注册，客商来自全球215个国家和地区，现场一派万商云集的盛况。

有人也可能会问，如今已是互联网时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中外客商长途跋涉来到广州？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和大家梳理一下广交会那些历久弥新的故事，以及不同时期的变化。

位于广州海珠区琶洲的广交会展馆

中国第一展为何在广州？

首先，这个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传奇展会为何出现在广州？

上世纪50年代初，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被西方国家封锁，很多物资买不到，也缺少外汇。

在此背景下，中央领导鼓励广东省政府，要充分利用临近港澳地区与东南亚的优势，为国家赚外汇。

与此同时，华南物资交流大会已经于1954年和1955年在广州举办了两届，受此启发，1956年6月，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严亦峻向外贸部和广东省委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

这个请示一路上报到国务院，最终经周恩来总理批复同意。于是，1957年4月15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诞生了。

值得一说的是，由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个很长，外国人很难记住，周总理亲自把展会的简称定为“广交会”，而英文名就叫“Canton Fair”。

广交会第一年的成交额就达到8686万美元，占当年全国创收现汇总额的20%，可谓“一炮而红”。

广交会创办后，迅速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主渠道，从未中断。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说法：文革期间，中国只有两件事情没有中断，一是研发原子弹，二是举办广交会。

如此特殊的年代，广交会都没有中断，足以说明广州是一座“从不关门”的城市。

但到了90年代，广州差一点就失去广交会。1993年，国家外经贸部提出，将广交会展馆迁址重建，办成规模更宏大、设施更先进的世界级博览会，确定新址的过程，将不局限于广州。

在当时，包括上海、深圳在内的国内多个大城市纷纷开始竞争，能否把广交会继续留在广州，充满着不确定性。

1997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向李鹏总理汇报广交会迁建工作时，讲到一句话：“总理呀！广交会决定在广州是周恩来总理定的，你要表态使广交会不要搬出广州！”

这一次汇报很关键，李鹏总理有了明确态度，支持广交会留在广州。自此之后，广交会展馆就逐渐从越秀老城区搬到了海珠区的琶洲，并一直举办至今。

广交会的老故事：

鲁冠球、宗庆后都曾在广交会摆地摊

广交会为何能有如此大的生命力，除了给国家赚外汇，还着实给千千万万的企业找到了订单、打开了财富之门。

在上世纪80年代，浙江商人鲁冠球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国外，但当时广交会的展位很少，鲁冠球没有拿到，他就干脆在广交会外面摆起了地摊，并真的拿到一家外商的订单，从此打开国际市场。

同样在广交会门口摆过地摊的还有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

有一年，方太集团的创始人茅理翔也没有展位，就带着自己研制的电子打火枪待在会场外，一边点火一边吆喝，成功拿下他人生第一笔外贸订单。

前缝纫机大王邱继宝也带上自己制造的飞跃缝纫机，来到这届广交会，他也没有入场券，只好选择翻墙而入，结果被保安罚了50块钱。现在看来，这50块钱真是太值了，飞跃牌缝纫机从此飘洋过海。

事实上，在当时那个年代，即使进到场内的企业，分到的摊位都小得可怜，海尔在1988年的广交会上的摊位不足5平方米，格兰仕的摊位只有9平方米……但是通过广交会，他们都成功走向世界，成为头部企业。

像这样被广交会改变命运的企业故事还有很多，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的崛起，外贸的形态和方式都在转变，继续举办广交会的必要性被很多人打上一个问号。

广交会的新故事：

线上线下联动，用互联网做全球生意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来看两个与广交会相关的新故事。

28岁的惠州超盛网络科技CEO李钊阳，是家族企业二代，他的父亲老李在佛山和惠州一带开厂，曾经就靠着广交会把自家产品卖到国外。

李钊阳进入公司之初，就计划向跨境电商转型，为此还和父亲还发生过争论。爸爸老李作为一个有着20多年广交会经验的“老广交”，相信做外贸要靠人脉和信用，以前都是卖给沃尔玛这样的大超市，看儿子在网上招揽海外客，老李很担心出现坏账。

结果，95后李钊阳从一开始做跨境电商，就给自己家工厂带来了之前没有的增量，带着十几个人的小团队，销售额从第一年的1600万元，到2022年增长了5倍，到2023年又比2022翻番。

具体来说，他把自家工厂生产的充气床垫卖到了亚马逊、Wayfair、Temu等海外电商平台，从老李时代的单一美国市场，拓展到了小李时代的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日本等近10个市场。

面对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李钊阳也谈到一个行业隐忧，“现在做跨境电商监管越来越严，所以出海合规是生命线”。

为此，李钊阳选择了蚂蚁国际旗下的一站式数字支付和金融服务平台万里汇，理由是“万里汇背靠蚂蚁集团，规模大、回款快而且结汇资金链路清晰，让我们很放心。同时我们还用过万里汇的全球远航服务，在欧美家居平台Wayfair上开店，本来托人辗转打听了申请材料办下来要半年，结果后来自己用万里汇申请一站式服务，不到一个月就批下来了。”

可以说，李钊阳父子两代都参加广交会，做广交会生意的模式却发生了变化。老李的广交会时代，靠印名片和喝老酒谈生意；小李的广交会时代，则是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线下参展是为了深度洽谈，线上则靠电商拓展市场，靠金融服务平台规避风险。

艾萨克·赫兹罗尼是来自美国的一位跨境采购商，他们一家跟广交会也有非常深的渊源，称得上一名“广二代”，这是他第三次来到广交会。

艾萨克的父亲是最早的跨境先锋，在90年代末跨境电商浪潮起步时就躬身入局，并用赚到的第一桶金在中国投资成立电子产品工厂，运营至今。

从父亲身上，艾萨克看到远程经营工厂的艰辛，沟通和管理成本都很高。艾萨克的想法不一样，他觉得运营一家采购公司更灵活、更随性。

艾萨克的采购公司注册在美国佛罗里达，项目经理在深圳，物流经理在菲律宾，而他本人则按照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选择居住在印尼巴厘岛，每天在碧海蓝天、水清沙白之间管理来自美国、中东、欧洲、澳洲等全世界的生意。

“现在半小时搞定一个订单，数字时代，全球生意一盘棋并不是梦想。”艾萨克说道。“线上、线下融合的广交会是我们最需要的。”每次参加广交会，总能帮助他高效找到最优秀的中国工厂。

与李钊阳一样，艾萨克的生意也涉及到支付问题，对他这样的全球采购商而言，如何把货款顺畅地支付给中国的供应商，是一个普遍问题。

艾萨克用的也是蚂蚁集团旗下的万里汇，“万里汇不仅简化了交易流程，降低了交易成本，还确保了交易的合规性和安全性，能够让我们更高效、便捷、安全地付入中国。”

美国“广二代”艾萨克·赫兹罗尼

万里汇CEO石文宜谈到：“近年来，万里汇陪伴一批又一批微型跨国企业玩家快速成长，实现“一个账户、全球收付”，并逐渐走向跨境小巨人企业。“截至今年10月，万里汇在全球累计交易金额超过3000亿美元，坚定了服务中小企业的信心。”

接下来万里汇还会加大对广州的业务布局，“广州营商环境优越，万里汇会持续扩大在穗业务布局和资源投入，依托广交会等重大平台共同开拓国际市场”，石文宜说。

中国第一展助推

广州建设跨境电商超级城市

看了这些新故事可以发现，有一个越来越醒目的“线上广交会”正在发挥影响力，它是线下广交会的有益补充，可以24小时在线，永不落幕。

众多企业正是靠着广交会这个窗口，尝到了全球化的甜头，并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拓展全球客源，然后线上线下联动，把生意做大。

而广交会的主阵地——广州，也在“中国第一展”60多年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下，正在成长为全球知名的跨境电商之城。

数据显示，从2014年至2023年，广州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了136倍，连续9年进口规模全国第一。

同一时期，广东省跨境电商的进出口总额从113亿元增长到8433亿元，年均增速高达71.4%，占全省外贸总量超10%，占全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比重超过1/3！

不仅如此，广州还涌现出希音、Temu等全球著名跨境电商平台。根据市场分析机构data.ai《2024 移动市场报告》，来自广州的希音（SHEIN）与Temu在2023年斩获全球购物类APP下载量冠军和亚军。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篇文章：《非比寻常！全球第一和全球第二，都在广州》。

此外，阿里国际、蚂蚁集团等平台也都在广州布局，集聚效应明显。

一位业内人士称，这一波跨境电商的超级风口，广州可算是赶上了！广州作为对外开放桥头堡的城市功能，历久弥新。

另一方面，受益于广交会多年的带动，广州的国际知名度、城市品牌形象显著提升，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社会无法绕开的一道风景线。

最近几年的变化尤其明显，以前很多老外来参加广交会，谈完生意就走了，现在不同，他们在参展之余，还会到广州以及周边地区吃喝玩乐，全方位感受广东的经济发展与风土人情。

因为在中国用移动支付太便利了，老外只要下载一个支付宝，就能绑定Mastercard、Visa、银联国际等多种国际银行卡，甚至可用自己手机上本来就有的支付工具（比如香港AlipayHK等13个用了Alipay+跨境服务的电子钱包），即可在中国内地扫码支付，搭地铁、坐公交、下馆子、点外卖……一个App就能游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