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的选择

王卿语用一把安眠药换来了自己的休学自由。

休学是王卿语自己提出来的。2023年3月，高一下学期刚开始，王卿语在一间公立医院确诊了重度抑郁、重度焦虑以及重度强迫。医生说，可以考虑休学。班主任建议她办走读，也允许她空掉早晚自习，只上白天的课程。王卿语试了一下，但没有任何缓解。坐在书桌前，课本上的字是模糊的，老师和同学的声音很飘渺。

不久后，学校出了一桩事故，坚定了王卿语想要休学的心——高三的一位学长因为受抑郁症影响从班里的窗户一跃而下，当场死亡。王卿语觉得，以自己现在的状态，再不停下来，在学校里迟早也会崩溃。

向父母提出休学后两周，妈妈迟迟不松口。有一天晚上，王卿语吃了一把安眠药，睡了很长时间，父母怎么也叫不醒她，吓坏了。那以后，妈妈同意了她休学。

对王卿语来说，休学的决定背后，是漫长的不适感的积累。一些状况早在初中时候就显现了出来。最初是手抖、惊惧，之后躯体不适的症状越发严重。下定决心休学的前几天，王卿语放学回家后，在电梯里短暂地失去了记忆。电梯到了8层，她突然忘了出去左拐就是自己家。任凭电梯门关上，她又回到了1层。

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正在北京念初二的乐洋也经历了相似的不适。休学前，有一周，连续两天晚上，乐洋都说自己肚子疼，还喘不上气。这样的情况越来越频繁，后来，她被确诊为抑郁症。

同样念初二的陈展乐生活在上海，也是抑郁症的确诊者。在学校里，她感到越来越压抑，上课没精神，下课更沉默，她有过幻听、幻视、失眠、失忆，这些都是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躯体化表现。

家庭教育平台「少年大不同」创始人、心理咨询师陈瑜集中关注青少年休学问题，是在2020年之后，在日常咨询工作中，她发现，受到疫情的影响，在全民封闭期，当学习节奏被打乱，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正在逐步走高，甚至到了「飙升」的程度。

根据《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的数据，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其中41%曾因抑郁休学。而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抑郁症患者总人数的30.28%，抑郁症发病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

过去四年，陈瑜访谈了全国各地将近140位不同学龄段的学生，她发现，休学的孩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少年患有焦虑症、抑郁症、厌食症、强迫症、双相情感障碍等心理疾病，不少人采取过自残甚至自杀行为。「不要忽视当今的小孩子，他们的痛苦和绝望程度或许已经超乎了大人的想象。」陈瑜说。

访谈的时候，陈瑜会让孩子们给他们身处的环境压力打分。有的孩子给亲子关系压力打80分，学习和社交压力则分别有10分，有的孩子则完全相反，学习压力占主要地位。

陈瑜因此分析，孩子们心理问题的成因是复合的，是畸形的亲子关系、无爱的家庭，难顶的学习压力、同辈竞争，繁复的社交关系等问题合力造成的。这一切，和转型期的社会氛围有关，但最后承担这些的，是在社会中处于最弱势的孩子。

因抑郁等心理疾病而休学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多。在一家公立初中工作近五年，教师李雪发现，每个学期、每个班都至少有一两个休学的孩子。这些孩子在学校里面大多比较安静，不爱说话，会主动避免与老师的交流，「可能显得有点儿不自信」。李雪现在的班里，有三名学生家长曾向她表示，已经带孩子看过心理医生，确诊为抑郁症。他们始终悬着一颗心，觉得「再发展下去，休学是迟早的事儿」。对家长来说，休学也变得切近，「随便找一个人问一下，可能亲朋好友同事身边都有孩子不去上学」。

其实，不到万不得已，孩子和家长都不愿意休学。

高中生王奇已经休学了四年。四年前，他说胸口闷，妈妈宋萍就让他在家休息几天。但当宋萍跟他商量回去上学时，王奇说，自己不想上学了，之后，他把所有书本都搬到了地下室。宋萍和丈夫劝了几次，看到王奇不出门也不说话，这对父母担心他会想不开，妥协了。

休学之前，李旭就出现了严重的自伤行为。他的四肢遍布划痕和结痂，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像砂纸一样」。他的房间里有很多血迹，零零散散地抹在了床单上、桌椅上。为了让他不再自伤，妈妈吴晴天同意他休学，「只要不伤害自己，别的我也不想了。」

对大部分家长来说，休学仍然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孩子正在上学的「正轨」上行驶，突然脱轨，又不知何时才能重回正轨。

听到女儿休学的要求，王卿语的妈妈特别生气，「不可以，不可以」，她在王卿语所在的学校做英语老师。她对王卿语说，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不去上学，就彻底跟不上了。女儿确诊抑郁症，她的理解是，青春期到了，正在叛逆。她也做了让步，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