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地下党为延安输送了多少黄金？具体数字都无法估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陷入了物资匮乏的窘境，急需外界援助。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来自国民政府的拨款和海内外人士捐款断绝，经济封锁使原本落后的根据地雪上加霜。
有多匮乏？连印刷钞票的纸张都没有。1942年4月10日，新四军在成立了江苏设立盐阜银行，以此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银行设立后，要印刷钞票，却常常遇到纸张短缺的现象——印刷钞票的纸张都无法及时从上海运过来。
怎么办呢？新四军决定就地取材，用当地盛产的桑树皮作原料。他们先将桑树皮去除表层，然后放进大缸里加碱煮烂，再用打浆机打成纸浆。在纸浆中添加不同的颜料，以供不同面值的票券使用。此外，他们将羊毛剪碎后用颜料染成红绿色加入纸浆，这样一来，纸币表面就出现各种排列的红绿丝，从而使纸币具有独特的防伪性能。
针对物资匮乏的情况，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要“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发展大生产运动，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并首先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
另一方面，动员各种渠道，为根据地筹集款饷和采购物资。
一条渠道是上海。
1943年秋，新四军一师军需科张渭清到采购通讯器材和无缝钢管等军用物资。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全面占领上海租界，日伪军在水陆交通要道、车站码头设置了许多哨所关卡检查来往行人和运输车船，特别是对抗日根据地，更加采取严格的检查和封锁措施，使上海至整个抗日根据地的物资运输十分困难。
张渭清通过苏北斗龙港洪帮“老头子”潘海鹏的介绍，以商人身份来到设在紧靠黄浦江边的吴淞外马路上的吴淞镇三大名行之一的宝丰鱼行，与老板蒋永清联系。蒋永清看张渭清生意大，人又机警灵活，就让他在宝丰鱼行当小老板（代理人）。从此，新四军采购物资的秘密联络点便在宝丰鱼行隐蔽了下来。
在上海，张渭清假装走私贩子，贿赂日本“电讯横式会社”的朝鲜籍驾驶员，搞到敌伪海军部的给养车和汪伪海防团的哨船，就用这哨船从苏北装运黄花鱼、食油、小麦和玉米到吴淞卖掉，再由陈金生等人到上海市采购草绿颜料、白报纸、印钞纸、车床、生铁等军需物资，从陈金生家门口上船，打着和平军旗运走。
就这样，张渭清打通了吴淞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海上运输通道，将一批批军需物资运往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根据地的军需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条渠道是香港。
1938年的一天，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把老部下秦邦礼找到自己办公的窑洞，交给他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赴香港经商。当然，说是经商，实质上是把保卫中国同盟转来的募捐款和物资运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以及购买根据地急需的物资。
秦邦礼是原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秦邦宪（博古）的胞弟。到了香港后，他化名杨廉安，以3万港元为资本，同地下党员黄美娴、张唯一在香港湾仔创办了“联合行”商号。顺利完成任务期间，秦邦礼在征得党组织允许后，入股香港新亚药厂，参加药厂董事会，陆续在香港开设了5家商号。
顺便说一句，“联合行”商号是华润公司的前身。秦邦礼也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红色商人之一了。
第三条渠道是广州。
1933年，浙江宁波人卢绪章与朋友在广州成立了广大华行。1937年10月他秘密加入共产党后，广大华行成为地下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担负着护送人员、传递情报等任务。
1940年，广大华行经过改组后，归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为了安全，周恩来指示卢绪章彻底退出地方党，即使被误解也不能公开党员身份。根据指示，卢绪章忍辱负重，置生死于度外，以国民党特别党员、少将参议身份游走于国民党要员之间，为地下党活动提供了掩护，并为党提供了大量经费和医药物资。
由于善于经营，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集团的营业额一度达到100多亿元法币，利润达到30多亿元法币。难能可贵的是，卢绪章并没有将这些资金据为己有，而是将其中的大部分作了党的经费。1949年春，香港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时，卢绪章上交资金达200万美元。
在敌我力量交错的游击区，地下党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他们除了和日伪军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之外，还经常深入虎穴，与敌人在经济方面进行争夺。
山东招远，自近代以来就是闻名全国的金都。日本侵略者占领招远后，修建玲珑金矿，肆意开采，疯狂掠夺黄金数十万两。为了阻止日本人采矿，胶东特委和金矿内部的地下党员互相配合，发动工人斗争，给敌人以严重干扰和打击。更为重要的是，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地下党和矿工们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运出了大量金矿石、金粉。这些金矿石、金粉经过加工变成黄金，然后通过“渤海走廊”和“滨海通道”两条秘密交通线运送到山东分局，再由鲁南区委派可靠人员通过地下交通线秘密运往延安。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招远共向延安运送黄金达数万两，有力支持了根据地军民的敌后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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